中国经济政治小论文参考例本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它不仅改变着整个世界经济和文化的格局,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政治小论文参考例本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经济政治小论文参考例本篇1
浅析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政治经济
“三农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在经济领域无法取得突破的情况下，政府在政治方面推行的农村基层民主——直接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它究竟给广大农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看看近年农民选举与农民负担并行增长就可以判断了。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呢?本文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对农村政治发展进行浅层次论述，探讨是什么因素制约农村政治的发展。
一、政治角度分析
1、从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角度
中国现代化以稳健的步伐迈入新世纪，政治也呈现现代性的特性。政治“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则孕育不稳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是政治不稳定的高发期。对于中国来说，就有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三农问题”就是其中最紧迫的一个。而没有政治稳定，经济、政治发展就失去了首要的前提条件。因此，“稳定压倒一切”是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而通过扩大政治参与的水平和层次发展民主是实现政治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给如火如荼的农村民主选举以正确的定位是相当必要的——即它的推行与实施作为扩大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发展目标的有效方式。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关于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另一层面的关系问题：就发达社会而言，两者是一种正相关，扩大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稳定的基础;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社会，扩大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是一种负相关，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关于这个问题亨廷顿早有论述，他认为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就意味着政治稳定面临考验。阿尔蒙德的论断则更加深刻，他说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无秩序而有自由。因此，现阶段中国扩大政治参与必须服务于维护政治稳定的目标，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应当认识到，目前政治稳定比较脆弱的时期，尤其是广大农村，这种扩大与提升无疑要受到很大制约，而制约因素表现出相对复杂与多样的发展趋势，如农民素质因素、农民生存条件、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的结构分化问题等，这些因素与中国处于转型社会即亨廷顿所说的现代化的阶段密切相关。
2、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三者关系的角度
作为“政治稳定的设计师”，亨廷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政治体系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不稳定。要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提高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不足以使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达到能容纳公众进行广泛政治参与的程度。从两者的发展态势来分析，中国政治制度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程度，城市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农村。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实质性扩大政治参与而制度化水平相对滞后，孕育着政治失控的风险。同时，政治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程度是最重要的，而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等经济问题去寻求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显然是不理性的。就目前农村状况而言，农民没有真正的经济自主，那政治民主又有什么意义呢?
3、从政治成本的角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是一定的，而中国农村占社会财富的比例是有限的。政府花在经济上的成本越大，相对花在政治上的成本越小，反之亦然。而政治成本相对于经济成本又有所差异，因为政治成本是一种纯粹成本，它不产生宜接效益，所以花费在政治上的财富是一种绝对消耗，从中国的实际而言，在目前农民负担过重、“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发展农村政治，推行民主选举，势必会增加政治成本，从而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
二、经济角度分析
在对农村问题作政治角度的分析后我们发现政治始终无法脱离经济而独立存在，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其深层次的问题，是因为农民没有民主或民主程度不够而导致贫困还是由于其他原因呢?我们不妨从经济角度作一些分析。
1、从“三农问题”的核心——“增加农民收入”谈起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可是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让我们不妨先从收入的来源谈
起。据常识，收入是收益人挣来的，而深入理解收入问题则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特别是财富中拿来作资本的那部分资源的状况。经济学上称之为“农民财富的产权状况”。费雪指出“资本就是产出未来收入流的财富”。农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农民拥有财富的多少。可目前中国农民的现状是可用耕地少，实物、金融资产不多，受教育程度又低，如此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呢?收入水平低与贫穷又有什么差别呢?
然而从财富价值的角度看又是另一番景象。人人都知道土地所以值钱是因为它具有产出净收益的能力，土地的价值是由土地的预期收益决定的，所以产出的市值决定财富的价值，产出的市值又与市场交易紧密联系。如果没有市场交易，产出除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外，价值不大;但在交易条件下可能产生“物以稀为贵”的妙处，产出的价值就大。可见交易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提高了交易各方的生产率。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楚的产权界定，无清楚的产权界定，潜在的交易成本可能高到使交易根本无从发生。这样联系起来，即财富的产权界定影响产品市值，而产品市值又决定财富的价值。
由此可见，谈农民收入问题离不开对财富的认识，更离不开对财富的产权界定，所以解释农民收入问题的重点，不是政府意愿和收入调控政策，而是农民财富的产权财产状态。
2、对集体制的再认识
在农村社会里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强制力量从何而来?国家税收的强制性勿容置疑，但农民的高负担主因不是税收，而是非正式的杂费，据统计，其约占交费比重的50%，这一切都根源于“集体”这一特别的农村组织。经济学家周其仁对集体制是这样界定的，认为它既不是合作的私人产权也不是国家所有权，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产权制度安排。包干到户后，土地作为生产资源，使用权被承包给农户，使用权得到界定，但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产权处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之中。大包干三原则(交够国家，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的集体，是一个未被清楚界定的领域，以至现今我们发现它竟是这么大的一块“公共域”，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其导致的后果是集体掌握土地使用权，控制土地使用权以外的经济资源产权，并履行基层行政职能——这是农村强制力发生的机构基础，集体可以强制向农民征税，也可以强制地进行乱收费。因此，政府自上而下清理负担，绝非治本之策，清晰界定农村集体制是十分必要的。
3、政府管制与农村问题
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一基石。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农村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农业产权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即农村承包责任制，土地使用权的个人持有把土地产权权利和责任完全清楚的界定在个人身上，而这种产权结构与市场体制下的私人产权结构区别甚微。承包权界定了农民运用土地和劳动等本钱去挣得收入的权利，但是目前在政府管制下农民种什么、种多少、卖什么价、卖给谁统统都被管制，那么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就只剩下耕作的权利，而收益权和合约权都遭到侵犯，于是承包制“长期稳定30年”的承诺便在价格管制下大打折扣。在充分肯定承包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减少政府管制对承包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农村问题得以缓解的政策选择。
三、政策选择
无论农村 政治 发展趋势是直接民主形式还是间接民主形式，倘若产权无法界定，民生问题还是不易解决，这势必会影响政治改革的进程和整体发展战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直接民主不能解决更大范围的民主问题。科斯关于“市场中的企业”理论，我们知道没有企业的市场虽然可能存在，但那一定是小范围的简单市场，市场要扩展出去，减少交易费用的 组织、制度不可或缺。
1、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
根据上文的分析，农民负担的根基在产权，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制奠定了一个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牢靠;只有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制，清楚界定农民的私产，才可能有效保护农民的利益，毕竟政府保护农民建立在“农民可以依法保护自己”的基础上。
2、坚持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原则，进行渐进的农村政治变革
无论是微观决策层还是宏观决策层，无论是 经济事务决策还是 社会事务决策，公开和广泛参与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充分性和不对称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利益群体的信息沟通，维护政治的稳定性。正如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言，公开性和参与性最大的优势是能够抵消潜在的成本。可见，目前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农村发展政治民主不失为降低政治运作成本的良策，但由于受中国整体政治体制状况的制约很难有更大的突破，所以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农村政治变革则只能在渐进中求发展。
3、加快农村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建立
现代政治学将政府视为一个存在着“输入—转换—输出”过程的系统，选举作为选民向系统的输入形式，通过转换输出机制实现自己的利益，要实现这一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它可以表达和使选民的意愿更集中，迅速清晰地输入，有效地表达和整合民意。因此，要加快农村利益集团的建立，使之成为解决目前农村问题整合机构，反映民意，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权益。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西方学者舒尔茨通过多年调查得出结论，农民也能在权衡长短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作出合乎理性的反应，这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概念同样可以来解释农民的经营行为、潜在收益的代价，农民就可能选择联合。这种计算收益与代价的能力，既不需要太多 教育，也不需要太多 文化，几乎是一种本能。所以，目前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不在于农民本身而在于其他方面。在全球化 背景下，政府承认农民经济组织(专业性的)的合法性，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和扶持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经济组织(专业性的)的发育较之政治组织的发育更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
4、政府消除管制，引导农村市场化进程
经济市场化过裎正是一个政治民主化的过程，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市场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的政策选择优于政治民主化的政策选择，而后才是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政府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绝非通过管制来制约市场化的进程，而是应以正确的思路、政策引导农民自发市场化，以免违背农民的意愿，给农民造成更大的负担，或是打着市场化的幌子对农民进行又一次的“掠夺”。
中国经济政治小论文参考例本篇2
浅议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经济是政治变革的根源动力与制约条件。人类社会的中心活动是经济活动，因为“人”从根本属性上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其欲求在本质上是永不满足的，而社会物质条件状况是决定人类各种欲求能否获得满足的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条件，因而为人类社会创造和提供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必然在人类活动中居于首要与核心地位，而相应的经济关系也成为人类社会中其它关系形态的“母体”与本源决定性因素。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诞生之刻起便存在着一个内生性、先天性的永恒矛盾，即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与其本身所导致的经济活动所需资源的相对有限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回避和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只能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手段去规约人的无限欲求，才能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物质生产，进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调和、缓解这个矛盾以维持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
这些方法、途径、手段的具体体现便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准则，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道德准则、婚姻制度、宗族制度等等，孔子所讲的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实则就是在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进化时期，其社会制度外壳“蜕变”的表现。所以说实现“更好的”经济生产活动是政治活动、政治变革的最终目的与根源动力所在。
与此同时，经济又是决定政治变革是否“合理”、是否成功以及政治活动是否有效、正确的根本制约条件，这种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适应经济形态的转型与发展;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活动的合理边界;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应始终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活动的根本和长远目标。
之所以称其为“根本制约条件”就在于，一旦政治违背了这些方面之中的任何一点，就不仅会损害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政治活动的混乱、政治机器本身的失灵、政治变革的失败，其历史上典型事例如“王莽改制”因附会《周礼》、复古倒退所导致的混乱与失败，法西斯主义以“军事”代替“经济”作为活动中心所导致的战争浩劫与自身失败等等。
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与服务工具。每一种经济形态活动本身都有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非理性发展趋势和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以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为例，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发展，其本身很容易陷入“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治乱交替历史循环之中，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朝周期律”便是典型案例。
因此，政治权力作为人类社会权力体系中的核心权力，必然要对经济发展起引导与服务的作用，具体来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经济的“量”的方面，就是要运行政治权力改革社会体制、更合理地配置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生活和推动精神财富的丰富。二是在经济的“质”的方面，就是政治活动要遵照经济“前进”发展的需要，努力探究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主动调整既有经济生产关系、政治运行关系、社会组织关系中不适应这种发展趋势的部分，努力实现经济在“质”的层面的革命与进步。
这两个方面的前者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正常情况下任何形态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会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因为这既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政府本身财富和力量增长的需要。但后者的实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任何时代的政治掌权者或者说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很难主动发现经济发展“向前”的趋势，例如封建政权就很难想象、理解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前进”趋势，更不用提主动推动这种趋势了，而且究竟何为真正的、正确的“前进”趋势在短期内也是很难确定的。
因此，后者的实现在多数情况下是当历史条件成熟时，靠革命、战争等较为激烈的方式先从根本上实现政治形态的革新，进而才能比较顺利地推动经济革新，其典型事例就是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政治经济化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可以说：经济决定着政治，政治在本质上是以“为经济发展而服务”存在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为经济服务的程度是不同的，经济形态越先进、越高级、越复杂，则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必要性就越强、程度也就越高。在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经济活动的范围、广度、深度和全球化程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要素也越来越复杂、资源相对稀缺性也越来越高，其发展需要包括金融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作为支持。
当代政治活动或者说政府活动所面临的各种管理任务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些任务又都直接或简单地与经济发展相关联，“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因此，可以说政治的“经济化”是当代政治活动内在属性的要求和当代政治活动的基本特征，除个别国家外(例如朝鲜)，基本上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以经济利益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以实现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政策的首要导向。
虽然“政治经济化”是当代各个国家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和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化程度较高的美国，是由资本力量主导政治，政府实质上就是为资本财团服务的雇员，其整个政治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都是自下而上式的。
而作为 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整个国家 政治体系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在彻底打碎王朝政治的基础上，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虽然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在于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促进 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但经济资本的力量无论多强大说到底只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工具和必需要素，始终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最终规制与引导，绝非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和“主人”。
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运行模式也是自上而下式的，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通常表现为政治化的经济口号和中央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的主要标题、内容)，然后党的各级 组织、国家各级政府、国家下属社会组织、国家暴力机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 教育学术机构都会学习、依照、围绕此中心任务或目标并根据各自职能开展相关 工作、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去实现这个共同的中心目标或者任务。在这里，这个中心任务或目标(例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号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起到了将国家内部的各种组织、阶层、团体、群体之间的矛盾暂时弥合、转移，使分散的原子化政治结合成为协调统一的社会政治，以实现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目标的“社会联结”的作用，这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和特征所在。
政治经济化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具体表现。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这种特征就显得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国际政治层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紧跟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浪潮，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方式、行动目标、活动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国际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开发、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别国资源合作开发等内容日益上升为中国政府外交活动和民间对外交往活动的主要议题和内容。
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也在逐渐遍布全球，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动力，而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也从单纯的政治大国向兼具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的方向转变。
国家政治层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总方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被重新确立为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之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将推动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甚至是中心议题，政府各部门的各项工作都以推动或服务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目标，经济议题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
在政府体系内部，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整(如国家发改委、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组建)与适应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跟经济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 财政部)的地位相比 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地方政治层面：政治经济化在地方政治层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充分，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基本上都是以围绕“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地方经济发展成果已经成了考察地方政府政治绩效和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首要和最主要标准，各地人民群众也日益以经济发展成果惠及自身与否作为评价当地官员工作的主要依据。
改革开放后，经济 管理权的逐步下放也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经济资源要素发展而展开了激烈竞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主义”，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渐从“政治管制者”向“经济管理者、社会服务者”转变。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及意义
政治经济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也是全面和深远的，当然这种影响也是包含正反两个方面的，但其中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还是主要的、长期的，而消极作用则是次要的、阶段性的，对此我们需要有明晰的认识和把握。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首先，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政治经济化使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逐渐远离了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政治的浪漫主义和传统政治的人治主义，政治活动要实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坚持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理念和科学精神去思考问题。
因为现代 经济体系运行有着自身内在客观规律，而且国民经济本身的 发展又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现代经济体系自身的规律性、科学性、知识性要求为之服务和相适应的 政治活动必须具备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品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无论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都是党和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理念的具体体现，政治经济化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水平的空前提升。
其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海外学术界，尤其是多数西方学者从西式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有限和滞后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读，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前权力高度集中的 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言，没有政治改革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的实现。
政治经济化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模式必须摒弃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主义形态，由单纯直接 管理、全面政治管控向多元综合管理、宏观有效治理方向转变，今日中国政治的 语言体系、主要议程、运行手段与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前相比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的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是任何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清晰、客观认识的有识之士都会承认和认可的。
再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的“经济化”推动着政治参与主体的更新、增加，增强着公民个体和团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热情，这就为民主政治的进步提供了主观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系本身所包含的交换、自由、平等、竞争、法制、规则等理念也在通过日常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而逐渐输入进政治体系之中、渗透进公民大众的政治理解之中，而这些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品质要求，又是其获得恒久不竭发展动力的外部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与中国政治经济化的进程、内容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时代主题和满足人民需求。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消极影响。政治经济化在给当代中国政治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巨大动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客观上的消极影响，如政治经济化所导致的政治参与诉求的短期内快速增加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多元化政治理念的传播在一些方面削弱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上的合法性;社会各阶层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利益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出现了功利化、庸俗化和弱意识形态化的现象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们应该清楚明白的是，政治经济化所导致的这些“负面”情况并不能说明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是不正确的，政治的经济化是现代化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和发展趋势，其所产生的问题也是“发展和前进中的问题”，能够和经济活动互融共生、良性互动的政治才是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政治，无论何时都应客观看待和冷静面对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困难，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也决不能在政治改革的事业上走回头路，应当认识好、处理好、发展好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