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论文范文(2)
中国经济论文篇1
试谈中国经济波动与对外经贸的关系
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波动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源于对市场经济发展中波动现象的认识。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对经济周期的定义是:“经济周期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而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这种变动会重复出现。”一个完整的周期相继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古典经济周期以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的上升和下降为观察和研究测定值,而现代经济周期则以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的上升和下降为观察和研究测定值。
对于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是否存在经济周期问题,人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的论断。中国经济学界曾认为,经济周期现象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经济周期。但是这一认识无法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经济几轮攀升到高峰又滑入谷底的客观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得到解放,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波动性变化的理论研究逐步开展。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学者称之为经济周期,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波动。本文取后者。经济波动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是GDP。从下列经济平衡等式寻求影响经济波动的因素:支出法的GDP=消费+投资+净出口。
在中国的GDP支出中投资倾向大于消费倾向,因此首先是观察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然后是消费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政府财政支出既用于投资也用于消费,因此将政府财政支出列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至于净出口,公式中指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减进口所剩差额。其影响方向和力度较为复杂,学者们研究不多。
对中国自按计划经济开始实施到目前整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学者们趋于总共存在10轮波动,其中改革开放前后各5轮波动,但对于起讫年份认识不尽一致。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波动而言,分歧主要表现在第4轮与第5轮波动的分界点上,有的主张第4轮波动在1991至1999年,相应的第5轮波动始自2000年;有的主张在1991至2001年,相应的第5轮波动始自2002年。本文按许蕾、段旭捷的划分(2008)对有关问题进行归纳。
中国经济波动的特点:第一,波幅显著下降。改革开放前的特点是“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以来是“高位—平缓”。第二,持续时间有逐渐加长的趋势。改革开放前平均为4·8年,此后(不算第10个周期)平均为5·75年。中国经济波动的形成机理:改革开放前是典型的“计划—供给”型,改革开放以来是从“计划—供给”型向“市场—需求”型转变,但并未完成。这决定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前是典型的中央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各轮经济波动中的宏观调控
由于国民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因而在中国经济波动中,既有经济周期性因素,也有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依据经济运行特征和经济体制基础,针对经济波动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分别出台不同的调控政策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从而保障经济在30年间持续、快速、平稳地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前的4轮经济波动中各有一次调控,都是收缩型宏观调控,但采取的手段逐次进步,由单纯行政命令和强制计划发展到以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为主,由硬着陆发展到软着陆。具体是:第一次在1979—1981年,是典型的计划式宏观调控;第二次在1985—1986年,是“双紧”式宏观调控;第三次是在1989—1990年,是“硬着陆”式宏观调控;第四次是在1994年“软着陆”式宏观调控。
1999年开始的最近一轮经济波动,历时已经9年,在2008年第四季度走过高峰,但远未进入谷底。这轮波动时间长,开始时仍然是事后应对,但方向是提升。中间是事前应对,预防过热,有压有提。现在则是事后应对,确保发展速度。这样的变化说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更深,情况更复杂,因而也需要以复合性对策应对复杂多变的局面,不像前几轮那样单方向调控。
关于宏观调控,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讨论,一是中央政府这几次调控的效果,二是政府在经济波动中所应起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次调控,仍然延续以前的单纯计划经济手段,虽然强制地平衡了供求矛盾,但对经济抑制过猛。后来改用主要依靠综合经济手段是一大进步,但是力度不当,容易造成反弹。再往后则在调控力度和着力点上有新的进步,使得“硬着陆”变成“软着陆”,调控效果趋于良好。最近一轮波动中交替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是调控进步的表现。总之,在对于改革中出现的经济增长和波动问题,坚持用改革的手段去解决。30年的较为平稳的持续、快速增长,年均增长9·8%,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正说明中央政府的调控从总体上是成功的。
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主张尽可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尽可能多地交给企业去决策,交给市场自身去调节平衡。中国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波动持如此主张,认为政府只应扮演市场的“培育者和监管者”。另外一些学者通过回顾和总结30年的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正面赞许政府的调控作用和措施的进步。
笔者认为,第一,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应该参与或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诸如下达指令性计划、批条子、拉项目等等);另一方面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宏观调控的责任,在必要时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干预经济走势。第二,政府的调控应该更多地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伴以法律手段,尽可能少地使用行政命令。第三,政府的调控应该,在措施上有保有压,具有结构上的可操作性,尽可能避免“一刀切”,不搞“硬着陆”,减少反弹力度。这次美国政府的“救市”行动,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传统政策的背离,甚至被讥为“社会主义”政策,也从反面说明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三、对外经济贸易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
对外经济贸易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通过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来实现。一方面是利用外资和外贸为中国经济增长作贡献当中直接影响经济波动;另一方面是外资和外贸把世界经济波动(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和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关系的相邻经济体的经济波动)传导到中国境内。
在国内外两个市场分割或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联系不紧密状况下,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周期不具有直接的关系,即同步变动关系,但后者对前者仍然有方向和程度不同的影响。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总态势是供给不足和投资冲动,造成出口增长难以满足进口投资品的需要,所以一旦经济过热,必然出现大量外贸逆差。在1977—1981年这轮波动中,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1978—1980年三年的外贸逆差分别达到11·4亿美元,31·2亿美元和27·6亿美元,当时曾有“洋跃进”之说。1982—1986年这轮波动中,外贸差额不但由正转负,逆差还跳上三位数,1985年和1986年两年分别达到448亿美元和416亿美元,创下空前纪录。
从20世纪80年代未,一方面外贸体制改革调动了出口积极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使得进出口平衡局面得以逐步稳定。1990年以后,除了1993年出现逆差701·4亿美元外,其他年份都是顺差,且上升很快。1995年达到1403亿美元,1998年达到3597亿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年顺差回落。1999—2003年(最近一轮波动的上行区一段)增长缓慢。经过恢复,到2005年跃上8000亿美元台阶,到2007年跃上20000亿美元台阶。
展示改革开放以来30年中国出口额环比增长率与GDP环比增长率的走势对照。由于我国没有编制进出口物价指数,出口额增长率是按现价计算的,为保持一致,GDP增长率也按现价计算。从整个30年期间看,两者走势之间看不出相依关系,经计算两者相关系数为0·12。而自2001年起的7年中,两者走势表现出较为清晰的同向变化,经计算两者相关系数为0·56。之所以GDP增长与出口增长大致同步,是因为中国在入世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加深。
外贸依存度上是测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程度的指标。从看,中国外贸依存度1985年跨上20%的台阶,1991年跨上30%的台阶,2002年跨上40%的台阶,然后迅速逼近70%。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一方面对国内经济是强有力的推动因素,另一方面外部经济波动向国内的传导作用也增强了。2007—2008年上半年,国际市场粮食、能源和铁矿石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扬,给中国造成了输入式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式通货膨胀。
如果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经包括贸易等的渠道传导到境内,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副作用的话,那么最近到来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中国主要出口伙伴的需求大跌,造成中国出口乏力乃至单月份的同比负增长,对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副作用。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乃至达到目前过高的程度,是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政策的产物。过高的贸易依存度意味着外部和内部经济失衡的风险高,这在目前已有共识。
外资对一国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是投机性资本或曰热钱,其流动性、易变形和投机性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能够形成冲击力量。在不少新兴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际资本看好经济增长而大量流入,导致国内出现经济泡沫、货币升值打击出口,从而最终使经济基本面因素恶化,外资抽逃导致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机性资本的流向主要为外向,即资本外逃。到亚洲金融危机时,因为预期人民币贬值,资本外逃量达到高峰。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投机性资本的主要流向又表现为内向,大量热钱涌入加剧了国内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当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后,投机性资本又呈撤离趋势,这股热钱外流和直接投资企业撤资合在一起,给国内经济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热钱的国际流动既可以通过投资途径也可以通过贸易途径,惟其数量很难准确计量,大多数学者也只是估算。刘树成等(2005)认为热钱属于非FDI,并提出测算非FDI的方法,即以国际收支表中储备变动额减去经常项目差额,再减去FDI差额。国际收支统计的金融账户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上述算法是把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都归为非FDI,但其中有多少是正常的证券投资和信贷往来,又有多少是热钱,很难分清楚。美《商业周刊》2006年5月29日刊登文章说,经过大量的假定和推断得出:2005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50亿美元,另外670亿美元是隐藏的非贸易资本流入。Ferratino等(2008)提出在中美贸易中进出口商通过低报或高报通关数据,来达到其规避国内税负和关税、转移价格和洗钱的目的,并对这种行为给双边贸易数据差异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
还有一个贸易贡献和拉动作用的测度问题有待于纠正。有关方面按照本文前面列出的支出法GDP的组成公式分别测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其中贡献率=各分项增量/GDP增量,拉动系数=GDP增长速度×贡献率。这样的算法对于投资和消费没有问题,但对于贸易则欠妥。这等于说贸易顺差对GDP是正面贡献和正向拉动,而贸易顺差对GDP是负面贡献和反向拉动;贸易顺差越大对经济发展越有利。其实如本文前面所说,并非贸易顺差越大对经济发展越有利,我们不需要片面追求巨额贸易顺差。贸易差额是出口和进口双向流动造成的,即使出现逆差,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对经济发展具有副作用。关于贸易贡献和拉动作用的认识,需要将出口和进口分开看,还需要进一步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分开看。只是这样的测度很复杂,目前尚未研究出来实用的指标和公式。李军(2008)推导出来计算出口和进口对GDP贡献率的两个公式,但其本人认为“从理论到实际测算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要“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坚持加强政府调控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促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内在活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大力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贸易结构,使对外贸易与GDP保持适度的平衡增长,适度降低贸易依存度,有利于减少外部经济不利因素向国内传导的力度,有利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
中国经济论文篇2
试论中国经济危机的对策
【摘要】在全球金融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由美国起源的金融危机也将国际经济步入衰退期，必须认真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以及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金融体系，货币结构
一、 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1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是典型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对债务存在高度的依赖性，次级债危机必将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而这会减少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于是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将因此而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正处于高储蓄的状态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较高。美国对于中国而言，比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更为重要。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总量近百分之五十。当因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导致的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美国人会把消费更多地转向商业投资和更加保守的理财策略。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大批以出口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处于生产萎缩、利润下降的状态时，为中小企业提供能源、矿产、钢材等上游产品的国有企业也难以避过产能过剩的困境，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上缴税收大幅度减少在最近几个月表现特别明显。而此前存货较多的国有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经营困难的地步。因此，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实体企业已经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所处的行业和环境不同，因此各企业所受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于出口受到抑制，所以对外贸型企业影响较大。而对以内销为主满足内部需求的企业来说，影响相对较小。
2 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影响
目前全球金融动荡的主线在发达国家。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开始的金融动荡从美国开始，蔓延到欧洲、日本，造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下行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到目前为止，这次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仍然有限。
另外，国内银行海外投资头寸的风险需要引起警觉。次贷危机演化而来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风暴，由于国内银行的海外投资大部分都是美元资产，因此不可避免将受到较大冲击。
而在当前更应该关注的是次级债危机带来的心理恐慌和负面预期。这种负面预期正在向金融产品体系和金融监管领域延展，并势必对全球金融体制和框架带来深远影响。尽管目前全球金融动荡对国内金融安全和稳定影响不大，但中国作为经济迅速增长、金融业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中国金融机构国际化拓展和金融产品创新的过程中，国内金融机构还不是很成熟，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对其进行监管，科学防范类似风险。比如减少期货、期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降低对国内经济的伤害。
二.中国的应对措施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金融危机对全球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给我们带来的思考也是深刻的。一个国家的经济要长期依赖出口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改善，这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如果我们展望未来20年或者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日益接近美国的水平。中国经济重心必须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转换，就像五十年来美国和欧洲所经历的一样。这将让中国经济与今天截然不同。与其做一个制造业大国，不如成为一个以高科技创新为驱动，面向消费服务的经济大国。在提高国内需求和对美出口贸易萎缩的问题上，中国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使得中国经济全方位地平衡发展。
2、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与崩塌
美国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与崩塌带来的次级债危机，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隐忧。所以，中国政府要严防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此类情况。在国内，居民的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认为是优质资产，其实不然。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可能比美国次级债券风险还要高。因为，从住房按揭的对象来看，美国次级债券的次级贷款人信用还有等级之分(即"次级信用")，但对中国的按揭贷款者来说，估计其中很大部分人甚至连"次级信用"都没有。这是因为近几年来，凡是个人要申请住房按揭贷款，没有谁是不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住房按揭贷款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信用等级可分的。过高的房价会把这类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掩盖起来。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就必然会暴露出来。
3.建立健康的金融体系
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由于房价的不断上涨而忽视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也就是贷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贷款公司和银行为了营销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包括所谓的"零首付""零文件"贷款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行为都是不审慎的。银行将这些贷款证券化，把风险从银行账本上转移到资本市场，风险本身并没有消失，而是为后来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金融体系是国家经济运行的血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也说明了我国必须建立和保持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活动才刚刚起步，目前尚不具备建立内部信用风险模型的条件;由于缺乏信用风险预警和评估的有力工具，商业银行不能从源头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信用风险居高不下，严重困扰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在此过渡期间，需要借鉴国外信用风险管理技术，选择最适当的信用风险识别理论模型并将其与我国信用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构建中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模型。这将有效控制和化解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提高我国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是"走出去"一定要注意审慎经营，不能盲目地搞粗放型扩张。
4.实行国际贸易货币结构的多元化
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仅引发的原因与历史上的危机不同，底部的特征也不同，未来重演的形式也不同。认清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本质也许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带给人们最重要的教训。为了减少未来世界经济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终于引发了重新构建世界货币结构体系多元化改革这一新的历史潮流。
信用危机、债务危机已经导致华尔街银行相继倒闭，已经使美元帝国正加快走向衰落。美国的高额债务风险和超前消费注定了今后某个时期美元长期贬值的大趋势。人们对华尔街金融的不信任，对美元垄断国际货币体系的风险和世界多元化货币结构体系的崛起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认清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本质也许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带给人们最重要的教训。各国在寻求和平发展中，从本国的经济和金融安全战略上会吸取这次金融危机和通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教训。这必将推动国际货币结构体系多元化改革和发展加快。
为了提高欧元的国际地位，欧盟提出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然而欧元区经济大国目前的国内金融风险正在迅速扩散，已经自身难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世界应推进货币结构体系多元化，打破美元霸主的垄断地位。中东地区国家正在积极酝酿中东地区国家统一货币。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双边贸易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制度。建立新的超主权国家的国际货币储备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因此，它必然是各国多元化结构力量的合作成果。
5.严格控制战略性资源
美国金融投资公司参与全球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过度炒作，也是酿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资源为王时代已经到来，为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确保所有可能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能牢牢地为国家或民众撑控。
在本次金融危机的救市大行动已经播下了全球通胀的种子，到通胀危机爆发时，各种以纸币形式储备的财富必将大幅缩水，有的甚至化为乌有。在这个背景下，能够实现保值并可能在未来实现数倍升值的的唯有各种稀缺性或战略性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有色金属、石油、煤碳、森林等珍贵的自然资源和以高科技人才资源与知识产品资源。我国却把这些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稀缺资源贱卖，换来了最容易贬值的纸币储备起来，由此给中国在本此金融危机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财富损失和国家安全损害。我们唯有通过最严格的法制来守卫住本国的资源，并利用现有外汇购买和储备我国紧缺的石油等战略性资源，鼓励企业走出去，抢占战略性资源的制高点，我们才能在将来的各种经济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结语
宋鸿兵在货币战争中有这样一段话：从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到国际贸易分工，从全球货币机制到金融市场重建，从国际关系均势到地缘政治版图，从新能源革命到绿色时代的来临。这场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格局的冲击将不亚于一场世界级别的战争。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使我国的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需要更深入思考这场经济危机的本质，结合我国的国情采取更详尽的规划以及更全面的战略。只有扬长避短、抓住战略机遇，中国经济才能真正摆脱困境，化危为机，缔造又一个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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