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经济发展论文(2)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篇3
浅谈中国经济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策略
[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城乡关系一般要经历城乡依存、城乡分离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城乡融合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以“一带一路”引领开放型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推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以人为本，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升城镇化质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一带一路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要“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并在APEC会议和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新常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同。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战略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更加多元化。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仍是我们面临的突出的现实问题，城乡关系成为我国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将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依据，通过对中国城乡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梳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深入探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乡关系问题高度关注，认为城乡关系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1]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城乡关系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他们认为，生产力的演进和发展决定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进而带动了城乡关系的演进，城乡关系一般要经历城乡依存、城乡分离和城乡融合三个阶段。[2]
(一)城乡依存阶段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生产活动主要以采集和狩猎活动为主，人们居无定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从采集和狩猎活动中分离开来，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剩余粮食和劳动力不断增加，社会协作日益紧密，社会分工不断加强，于是出现了城镇。在这一阶段，农村的发展孕育出了城市，但城市化水平很低，城乡之间属于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
(二)城乡分离阶段
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也带来了城乡关系从相互依存进入城乡分离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乡的分离具有历史必然性，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城乡分离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市和乡村的功能开始分离。“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3]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城乡分离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使得城市能够统治农村、剥削农村，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分离“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之间利益的对立”。[4]556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城乡的分离具有历史必然性，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向乡村的扩展能够使乡村居民摆脱愚昧状态。“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4]36
(三)城乡融合阶段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城乡分离虽然具有必然性，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出现以及“城市病”的蔓延，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将逐步消失，并最终走向城乡融合，最先进的国家应该“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这样才能解决城乡之间严重的分离和对立问题，使城乡对立消失。
[1]294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实现城乡融合的条件和手段。一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及其合理布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城乡对立的消失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地平衡分布和农业工业化及交通运输工业的发展，城乡差别的消失将是历史的必然”。[5]223二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根源，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城乡融合。三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起点，社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能够使劳动者既可以从事农业劳动，也可以从事工业劳动，从而消除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的局面。
[6]这时，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将会消失，实现城乡融合。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城乡的分离和对立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恩格斯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7]只有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与自然和谐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五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以电气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对实现城乡融合的作用。他指出，电的发现在最初可能只是对城市有利，但最终“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8]马克思主义在对城乡关系演进进行分析时是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掘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225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新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会通过资本的全球扩张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我们处于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仍然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基于全球视角和区域战略格局调整，结合中国国情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中国城乡关系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城乡关系的发展必然会经历一个从城乡依存到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并最终实现城乡融合的过程。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建国初期，关于城乡关系发展的许多政策都处于酝酿之中，工业和农业都处于恢复发展阶段，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拉开，基本上属于城乡依存、城乡兼顾的恢复发展;1958年以后，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政府政策开始向城市倾斜，户籍制度以及相伴随的一系列就业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出台，使得城乡开始分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矛盾日益加剧，“重城抑乡”政策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步显现;2003年以后，中央政策开始进行调整，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把城乡一体化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历史发展新时期，城乡逐步融合。[9]但目前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一)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差距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
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5.9元，绝对差距为18059.2元，城乡收入比达到了3.03:1，如果考虑到社会保障和居民福利方面的差异，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比可能更大，远高于美、欧等发达国家1.5:1的平均水平。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更为显著，2013年收入差距超过3:1的9个省份全部为中西部地区，贵州、云南和陕西均超过了3.5:1，这与中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不发达密切相关。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增加，成为需求结构的主体，而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也不断扩大。2000年到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从4998元增加到11909.7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从1284.7元增加到6112.9元，绝对差距从2000年的3713.3元扩大到2013年的11909.7元，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农村市场没有被激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个方面。在教育领域，城乡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尤其是留守儿童和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突出。在医疗卫生领域，全国的医疗卫生资源70%在城市，只有30%在农村;2013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支出为3234.12元，而农村地区仅为1274.44元，前者是后者的2.5倍;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也大都集中在城市，大部分乡村卫生院医疗设备落后，医护人员水平参差不齐，诊治手段落后。在社会保障领域，我国城镇在2003年底已经基本建立了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住房保障制度等在内的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而农村目前仅仅建立了社会保险中的养老和合作医疗制度，以及社会救济制度中的低保、特困户补助和五保供养等[10]，城乡社保模式不同，制度衔接不畅，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突出。
(二)城乡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联动不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目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很低，农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源约束，农业科研机构偏少，农业科技经费投入不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农业科技推广难度大，使得现代农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农业经营体制不完善，进入市场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程度偏低，农业合作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总体规模偏小，服务领域狭窄，抵抗风险能力较弱。农村地区目前的产业发展状况使其无法和来自城市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相衔接，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乡、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一些县市盲目上项目，丧失了地域特色，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过度竞争，城乡经济效益下降。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发展薄弱，城乡统筹缺乏财力支持，难以实现以工补农，以城带乡。
(三)重城镇化速度，轻城镇化质量
2006～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从44.34%增加到53.73%，平均每年增长近1.4个百分点，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而且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在城镇化速度提升的同时，城镇化质量却相对滞后。我国目前大约有2.4亿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子女教育、养老保障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由于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引导，迅速增加的人口给城市生态环境、道路交通等公共服务供给带来了很大压力，居民通勤成本增加，房价居高不下，空气质量越来越差，社会管理成本增加，严重影响了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和城市形象。城镇化应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协同一体的城镇化，但在我国很多地方却演变成“摊大饼”式的空间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统计资料显示:2006～2013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33660平方公里增加到44027平方公里，年均递增4.43%，而同期我国城镇人口由58288万人增加到73111万人，年均增长仅3.63%。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逐年增加，2013年已经达到435747.4亿元，各地大规模圈地建新城、建开发区、建大学城，粗放型的土地利用模式使得土地无序利用开发现象严重。同时，城镇规模的快速扩张与空间结构优化也并不同步，尤其是城市用地结构不合理现象突出，工业用地偏高而居住用地偏低，生产用地偏高而生态用地偏低。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73万公顷，其中城市工业用地面积占20%，高于发达国家15%的标准，居住用地占25%，而生态用地面积还不到10%。如果目前这种分散和蔓延式的盲目扩展不加以遏制，城镇化质量得不到提升，必将影响未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四)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尚未形成
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这种制约并不在于其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更多的在于其在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制度。虽然目前河北、浙江、江苏等10多个省份已经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待遇，居民仍然被分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受差别化的待遇和机会。我国目前实行的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二元土地制度也使得广大农民不能平等地分享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得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农民并不能从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中获得长期增值收益。虽然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法律保护农民利益，但在土地流转的实践中，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地方政府往往是土地流转的最大受益者，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11]我国城乡在金融政策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不适合农村特点，农村互助担保体系缺失，农村基层融资难问题突出，目前的金融政策难以满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但村级单位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治，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急需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三、新常态下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策略
经过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拉动经济增长的旧常态已经不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当前我国城乡关系发展阶段中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马克思的城乡关系理论为指导，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
(一)以“一带一路”引领开放型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所涉及的所有重要问题都是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城乡关系的演进也不例外。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改变，只有着眼全球，坚持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才能实现区域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和确立国际区域经济整合主导地位的重要战略，为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过剩产能和劳动力流动提供了新的市场和空间;“一带一路”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连接主要沿海城市，并不断向亚欧延伸，打破了我国原有的点状和块状区域发展格局，使得国内区域发展战略具有了国际性、开放性和一体性;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更加强调各省区间的互联互通和产业承接与转移，这对于解决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大量人口向东南沿海大城市聚集、“城市病”和“空心村”问题具有独特的战略性作用。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使其成为带动区域、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同时要合理发展沿线中小城市，增强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力和承载力，提高城市综合效益。改善小城镇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发挥小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农村综合治理，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建设农村新型社区。“一带一路”战略首先要做的就是互联互通，要充分发挥丝路基金和亚投行的作用，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规章制度、能源资源和人员交流的互联互通，使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工具，引领区域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二)以人为本，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
马克思认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实现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不再“唯GDP论英雄”，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一体化归根到底是人的一体化，一切都要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原则，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鉴于此，一要协调城乡人口的均衡分布。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才能使农村人口从……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12]为此，必须控制城市发展规模，防止人口过度集中，通过产业的合理布局，使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合理有序迁移，扩大城乡互动交流，从而实现城乡人口的均衡分布，促进城乡和谐发展。二要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农民是农村的主体，要消除城乡差距，破解城乡分离和对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就要提高农民的地位，以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同时，要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机制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民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养老保障以及其他民主权利;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收益权，防止土地被强行、无序流转，尽快出台和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和条例，提高农民在土地收益中所占的比重;做好失地进城农民的权益保障工作，通过户籍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使其能够尽快融入城市生活，获得在城市永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13]
(三)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使各种要素在城乡自由流通。这样才能使城乡形成巩固不可分的联系，才能消除城乡对立，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实现城乡融合。中国经济新常态强调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因此必须统筹城乡资源，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统筹城乡资源，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必须从我国城乡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强化政府职责，制定和完善公共服务法律体系，注重保障民生需求的公共卫生、教育、社保、公共安全等公共物品的建设和发展力度。在制度上，以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为重点，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尤其是要确保镇、村等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以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要将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范围与人口集中相结合，通过新型城镇化和撤村建区、建镇等方式促进人口集聚，通过规模集聚效应，降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将农民享受公共服务与土地置换相挂钩。
(四)推进城乡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的发展是城市建立的基础，大工业的发展以及大工业在全国的均衡分布是实现城乡融合的条件。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产业结构已经从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的主体[14]，城乡产业一体化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城乡产业一体化并不等同于城乡产业同一化，而是要根据城乡各自的资源特点、产业基础等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进行深度合作，协同发展。城市往往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集聚地，带动和辐射作用较强，在城乡产业链中应主要从事研发、设计、营销等知识密集型环节，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15]，通过工业与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延伸城市产业链条，扩展城市发展空间，完善城市服务功能，从而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在城市承载范围内，通过产业发展的聚集力促进人口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要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得农业生产在技术、手段、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最终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一体化经营，延长农副产品生产链条，积极培育农村特色支柱产业[16]，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地区可以将现代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都市农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中心城市工业企业的配套产业以及具有地方特点的特色产业，并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相应的服务业。在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五)提升城镇化质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人只有在自然界中才能生存。城市的出现和城乡的分离虽然增加了物质财富，推动了工业文明进程，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过度开发使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阻碍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而且对于每一次的破坏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摆脱旧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而高质量的城镇化要求营造绿色基调的人居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坚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顺应自然、善待生态之路。首先，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
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和教育管理，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牢固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价值观念;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生态伦理观念，推进消费观念的革新，反对大肆铺张和过度消费，积极倡导环境友好型的绿色消费方式;以生态价值观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爱惜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次，低碳生产，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改变过去高污染、高排放、粗放型的生产方式，走低碳、环保、集约、节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将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资源投入转化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在城市，要以土地和资本的高效利用和节约利用为基础组织生产，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要理顺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企业间的工业生态链，实现废物的零排放和垃圾的零污染。在农村，逐步形成农、牧、桑、渔的生态循环体系，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要加强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利用生态技术对各种废旧材料和生产垃圾进行回收处理。要重视对森林、湖泊、土壤等自然资源的保护，提高河流湖泊等自然资源的自我净化能力。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协调统一发展，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具有生态文明思想的社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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