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复兴之路论文

中国经济复兴之路论文

　 专业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都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模式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今天学习啦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经济复兴之路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经济复兴

　　论文正文：

中国经济复兴之路

　　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曙光

　　从1857年，美国爆发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至今，资本主义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从来没有间断，影响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多次自以为是的修正之后，不仅没能让世界摆脱危机的阴影，反而使危机的程度逐次加深。

　　实践证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已不再适应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引领未来发展。谁能成为这种新格局中的领军者，就看谁能将全球经济拉进增长的轨道。

　　专业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都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模式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美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外债、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就业;欧盟的任务是改变欧洲各国高福利、低生产、低税收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协调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显然，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的困境中自顾不暇，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任务要另选主角。此时，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七国集团到G20

　　七国集团最初由美、日、英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俄罗斯加入后形成八国集团，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八国集团由发达国家掌控，完全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讨论制定对其有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1999年底，随着中、印、巴等新兴工业国家和欧盟的加入，八国集团演变为20国集团(G20)。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加强，在集团中的话语权不断壮大，G20于2003年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称呼。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八国集团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G20成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

　　金砖国家的崛起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自2006年四国外长首次会晤开始，经过五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初步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主渠道，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外长、常驻多边组织使节会议为辅助，以智库、工商、银行等各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合作架构。目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

　　统计显示，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金砖国家的兴起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多元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动力，使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呈现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G20和“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肯定。人们在对G20和“金砖国家”的关注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亮点——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从冷战时的美国、俄罗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声势浩大的欧盟，世界从来不缺少超级大国。遗憾的是，神话相继破灭。危难之时，竟没有一个国家勇挑重担，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日本经济在经历二战后的迅速增长不久，即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最大经济体美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不仅没有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恶意筹划危机转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下举步维艰曾经的超级大国形象正在一个个崩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国际性组织中的声音越来越多，从G20峰会到“金砖四国”峰会，从博鳌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逐渐清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更多地参与进了全球经济格局变革当中，成为可以盘活全局的棋子。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危机无法自拔时，手握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头。

　　国际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虽然这些言论居心未必正当，但从自身来讲，中国绝不会推卸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搞好中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交往。但中国的发展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老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中国复兴之路

　　21世纪初，我们的口号是“和平崛起”，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似乎“崛起”这个词很具有挑衅的意味。于是，“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般袭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频受打压。其实仔细想来，1840年以前，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大国的交椅已将近2000年。我们现在努力发展，只是想恢复一个大国应有的实力。智慧的中国领导人用“伟大复兴”取代了“和平崛起”，既显示了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决心，也使“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们无的放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同时，在国内，随着改革走进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变得越来越难。如何使改革顺利推进，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一系列难题等待着中国政府去寻找答案。内忧与外患并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令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保持着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在高增长的华丽外衣下，不和谐的隐患也在悄然增长。

　　一些领域显示出经济过热的信号，CPI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得不到有效控制、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风险在不断积聚。除了经济过热隐藏的风险外，一些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克服困难，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决策者们凝聚智慧不断探索。

　　宏观调控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

　　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危机证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代价过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预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但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

　　从危机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到目前的控制经济增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的手段既顺时应势，又机动灵活。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想始终保持这种成功的状态，就要遵循一个理念：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正确做事是指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要使用得当。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特点是相机抉择，即视经济运行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间接地调整经济至平衡状态。其好处是渐进、平稳、灵活。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猛烈。

　　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凭借自动的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货币政策也应该包含一些相机抉择的成分。

　　比如，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采取有松有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某些过热行业限制信贷额度，而对广大小企业适度宽松。宏观政策要做正确的事是指政府干预的领域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够自发运行和实现有效自我调节的领域，政府应尽量退出。

　　以改革促发展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宏观调控不是万能遥控器，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整体推进。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依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没有惠及全体国民，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清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障碍。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中国改革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资源税改革、财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众，实现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转变，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资源税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要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逐步消除区域、城乡差距，使全体国民平等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即通过优化政府结构、创新政府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能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从某些不需要干预的经济领域退出，而将资源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能够增强政府信用，提高人民信心，实现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