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的三大认识误区
关键词：低技术陷阱，人口红利 ，成本领先，经济转型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外资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技术、资金，激活了国内要素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开放进程的推进，引进外资的美好设想反而成为人们认识的误区。为了更好的利用外资促进发展，我们必须走出市场换技术、分享人口红利和成本领先战略这三大误区。
一、市场换技术
改革开放之初，以市场换技术，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资获得技术的确是一条捷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以市场换技术已成为利用外资的一大误区。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陷入低技术陷阱。日本经济学家斋藤优提出的技术转移周期理论认为，技术的生产收益随技术的生命周期发生变化。第一阶段，技术持有人通过产品贸易获得技术的唯一受益权收益；第二阶段，技术持有人通过技术的内部使用，如跨国公司，FDI等形式进一步获得利益；第三阶段，持有者所在国不能从技术中受益，将获转手收益。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认识正是基于第二阶段。在依靠外资的技术转移获得新技术的过程中，中国将产生技术依赖，从而使本国技术研发的主动性大为削弱。在合资企业中，由于采用外方产品的技术，中方只有生产许可权而没有产品设计确认权，中国研发人员不能对此技术进行改进，于是R&D活动被锁定在某个特定层次，产生技术锁定。技术创新的能力被压抑，国内技术供给不足，导致更严重的技术依赖。另外，当外资从中国撤走，技术也随之带走，剩下的企业将出现技术空心化，为保持企业正常生产，中国将不得不从外方购买技术专利，从而陷入发达国家技术周期的第三阶段。这就形成了低技术陷阱。
其次，本土企业被边缘化。以市场换技术，各地政府必然出台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无疑对本地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外资企业资金雄厚，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状态，被外资优惠政策所边缘化。本地企业品牌的缺失也是本地企业被边缘化的标志之一。以苏州模式和东莞模式为代表的中国产业集群尽管创造了诸多神话，但企业品牌的缺失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号称“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苏州模式和“三来一补”的东莞模式的成功源于贴牌生产和加工，两头在外的外资利用方式使本地企业长期缺乏核心竞争力，品牌缺失成了该地企业持续发展的软肋。
第三，交换条件日益苛刻。近期，以凯雷收购徐工，法SEB收购苏伯尔和德蒂森克虏伯收购天润曲轴为代表的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风潮引起了业内的争论。暂且不论其中政府的角色，收购事件本身反映了在以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中国引进外资时的交换成本的提高。外资企业本轮收购的都是业绩良好的骨干企业，至少证明了其对华投资战略从资源谋取转为市场谋取，由分享市场转为控制市场，提高了投资的条件。据有关人士估计，中国继续依赖外资的代价将可能是出让骨干企业的管理控制权。另外，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为主的趋势意味着，中国如果继续依赖外资的技术，恐怕要与外资分享利润丰厚的服务业市场。
二、分享人口红利
有人认为，中国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是有效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是国际贸易中资源禀赋原理的充分应用，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分享到的人口红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保持多年的高经济增长率，廉价劳动力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分红背后付出的代价。
一方面，国际分工低端，获利少。国际分工合作的收益分配由各国投入的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决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采用加工贸易和末端组合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投入的是全球相对不稀缺的劳动力要素，中国因此不得不守在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从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获得由要素稀缺程度决定的较少的要素受益，这就是中国所分享到的人口红利。红利的绝对数也许很大，但是如果用中国参与的要素的数量去平均，将会发现平均收益甚微。而且，外资投资于中国，正是看中了中国农村有似乎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的无弹性使得外资可以尽可能的压低劳动力价格，中国所获甚微的人口红利反而真正让外方投资者受益。
另一方面，国内要素利用的困境。除劳动力以外，中国外资利用中土地价格也被低估。地方政府在土地批租上对外资的让利，由于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政策优惠的低价，土地价值无形中大大流失。中国资源瓶颈问题也日益严重，水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等随着引进外资的力度的加大亦成为诸多外向型发展地区无法挽回的代价。三资企业在中国获得的利益不能构成社会的财富积累，也不增加中国居民的福利，只有其中的中资才起到积极的作用。中资与外资在所有三资企业的金额中比例为6：10，因此所有三资企业的盈利中，只有37.5%为中资收益。随着利用外资方式由合资向外资独资的转变，中资的份额将进一步缩减，最后将形成被挤出的中资守着所剩无几的资源而望洋兴叹的局面。另外，外资企业以其优厚的待遇和条件挖走了中国企业的优秀人才，以及随着外资一起到达中国的研发机构也加剧了外资企业与国有、私营企业的人才竞争，增加了国内企业的人才压力。
三、成本领先战略
中国长期满足于国际分工低端的地位，是鉴于中国生意经中“薄利多销”的观念。在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中，总成本领先是企业三大基本竞争战略之一。“企业积极地建立起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设施，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小研究开发、服务、推销、广告等方面的成本费用。赢得总成本最低通常要求具备较高的相对市场份额或其他优势，可能要有很高的购买先进设备的前期投资，激进的定价和承受初始份额”。
在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中，中国企业总体上遵循成本领先战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的竞争优势来获得利益。但是这种战略不具有可持续性。
1、领先地位难以长期保持。中国成本领先战略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中国尽管有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使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但是长期的低报酬将难以为继。原因在于：首先，农民的权利意识已经有所提高，对于进城工作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开始回应。其次，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预期提高，从而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同时，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并不是中国所专有。由于目前中国劳动工资提高的压力越来越大，外国的很多加工贸易已开始向其他国家发展，如向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将更难以维持此竞争战略。
2、容易造成产业同构现象。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四大产业集群，苏州、温州、晋江和温州的企业中都存在产业同构的问题。外资引进后，一旦某地出现新的产业和产品，由于企业只要引进外资就能拥有相同的技术，成本低，其他投资者将纷纷效仿，进行重复建设和复制，造成区域内或区域间产业结构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产业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的确定上呈现出某种共同倾向。产业同构造成的企业间独立生产，使得外向型加工区域内企业缺乏产业的上下关联关系，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将削弱各自的竞争力；简单重复的模仿，使企业生产的规模受到局限，难以获得规模效益。
3、遭遇反倾销和技术专利。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为竞争优势，但是发达国家通过反倾销和专利的手段限制中国企业的发展，压缩了中国企业的 “成本领先战略”的生存空间。中国已成为国际歧视性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中国产品以低价取胜的地位难以保持。包括在西班牙发生的温州出口鞋被烧事件也反映出低价策略的步履维艰。在外资企业中，中国不掌握核心技术，而只是加工工厂。尽管中国出口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薄利多销”，但交给跨国企业的技术专利费使中国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
四、策略建议
丹尼·罗德瑞克在《让开放发挥作用》一书中指出：开放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开放是各国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实现本国经济增长的平台。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必须走出利用外资的认识误区，加快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的发展模式。
1、重视外资质量，实现我国经济转型。由于中国投资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依然要积极地引进外资，但必须更加注重利用外资的质量，不能盲目的追求引资的数量。因此要适时地调整政策，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强化利用外资的产业导向，大力引进对产业升级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项目和企业，着力引进跨国公司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的投资项目，引导外资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服务。外资政策应从大力引资向积极选资转变，尤其是地方政府，要克服“外资政绩观”，把握引进外资的自主选择权，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投资鼓励政策应逐步从按照所有制性质划分转为按照产业划分，解除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鼓励向服务业、现代农业的投资；产业政策应从以发挥比较优势为主改为尽快转变比较优势，促使生成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型转变。
2、增加迂回生产过程，促进技术的生成。国家技术水平的高低在于企业，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国际分工使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迂回化生产过程游离到国外，技术创新缺少了生产中的实践基础和载体。因此必须加强我国企业的整合度，延长生产线在国内的长度，在迂回生产的过程中促进技术的生成。把简单重复的小企业进行纵向整合，形成以几个大企业为区域主导产业核心，其他企业为之配套的关联产业群，延长了本地企业的迂回生产长度，为技术创新创造条件。形成相互关联的企业后，原本各自独立的资源可以实现通用，尤其是人才资源和研发资源，从而使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以提高。除了技术创新的需要外，产业之间的整合，提高了规模经济性从而提高了外资投资的进入门槛，增加了外资投资的机会成本，防止了那些只看重中国投资政策优惠条件和丰富资源而造成的过度投资，减少了投资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产业整合也提高了本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和降低了风险。
3、利用国内市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果以人口比例来衡量市场大小，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应该是世界市场最主要的部分，尽管这种算法不一定科学，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早已被世界各国所承认。当几乎所有国家的生产者都把目标瞄准中国市场时，中国企业却忽视了身边的巨大资源，以为参与国际竞争就只意味着要出口，只有“引进来”和“走出去”才是参与国际市场的表现。中国企业要转变这样的世界市场观念，事实上，赢得中国市场的才是全球最大的卖主。对于国内市场的熟悉是本国企业参与中国市场竞争的最大优势。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偏好，中国消费者容易接受的营销方式等都是外国企业难以一时掌握的市场信息。中国企业产品生产瞄准国内市场，使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引导国际市场的竞争态势，从而国内价格成为国际市场的基准价格，中国产品在出口时以低价获利的压力将减小，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实力也将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