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机器停止运转》中反智主义情结

浅析《机器停止运转》中反智主义情结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M.Forster)的《机器停止运转》(The Machine Stops)是早期反科技的反面乌托邦作品之一，属于20世纪初非凡的作品。(Warner 1964：59)《机器停止运转》反对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早期科技乐观主义，展示了科技非人性化发展所造成的噩梦。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该作品的重要性依然与日俱增，但却没有受到批评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把这部小说置于其历史与智力背景下进行审视，力图通过福斯特笔下的虚幻世界来诠释其意识形态中的反智主义因素，揭示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

　　1. “两种文化”的对立

　　工业革命之后，为了提高生产，机器在整个19世纪得到大规模普及。在英国机器科技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主要有两股反对力量：一是来自工人阶级，二是来自知识分子。以福斯特为代表的同时代作家所关心的正是机器生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对科技的憎恶更为深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英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知识领域的变革——“两种文化”两大阵营的对立，即“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的对立。

　　“两种文化”是指在“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存在深度的相互怀疑与不理解，前者认为科技对世界的发展造成破坏性后果。(Snow 1993：21)“两种文化”真切地表明了自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后长期以来在人文知识分子与科学知识分子间的对抗性。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乌托邦的前景表达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即技术自动化使人类恢复到神秘的黄金时代的幸福状态中。在福斯特生活的时代，把科技发展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乐观主义观点十分活跃，而以福斯特的短篇小说《机器停止运转》为先驱的反面乌托邦作品正是对此的反击。

　　2. 机械科技的“乌托邦”

　　自莫尔开创乌托邦这一思想概念以及这一文学形式以来，乌托邦世界的基本特点就是消除一切不平等。福斯特的《机器停止运转》结合了乌托邦这一基本特点，在科技迅猛发展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描绘了其后反面乌托邦寓言的基本结构。它的场景自然是在未来，人们已经抛弃了地球表面而居住在地下，蜂巢一样的世界。小说情节围绕瓦实提(Vashti)——一个完全融入这个世界的女人与她的儿子苦诺(Kuno)，这个社会的叛逆者的矛盾冲突展开。读者可以通过瓦实提的视野与母子的辩论掌握这个世界的基本特点。这个地下世界是按钮的天堂：“到处都是按钮与开关——叫食物的按钮、叫音乐的按钮、叫衣服的按钮。有热水澡的按钮、有冷水澡的按钮……还有制造文学的按钮”(Forster 1928：20)。个体不需要费力做任何事情，他们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移动或是捡起落地的物品。他们的肌肉萎缩，因为拥有强健的肌肉被认为是一种缺点，而任何婴儿如果体现强壮就会被处死。(Forster 1928：43)个体被隔离于独立的房间，他们通过视频电话来交流;他们的需要由“委员会”来管理与控制，“委员会”与“机器”保持联络。借助电视屏幕，人们避免了直接接触。“人们从不触碰他人。由于‘机器’，习俗已经变得陈腐。”(Forster 1928：36)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以科技为媒介，实验式的直接的体验被否定，只有二手甚至三手的想法才被重视。盘旋于这个威尔斯式的“世界国”上空的监管一切的“机器”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尽管声称已经超越了对信仰的需求，人们开始崇拜“机器”，把“机器工作簿”奉为圣书(Forster 1928：67)。

　　人们不仅仅接受这个新的“宗教信仰”，还决定废除呼吸器等一切使通向地球表面成为可能的装置，因为任何想知道地球表面知识的人只要听听留声机或是看看电影机就可以了。(Forster 1928：64)瓦实提知道苦诺命中注定永远都不会赞成这个新的法律。而对于她自己，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满足于日常生活：“直到最后的灾难前她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Forster 1928：22)。首先是不严重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故障，而“机器”神秘地完全停止运转促成了“最终的灾难”。由于无知的人们完全地依赖“机器”已变得退化与衰弱无力，他们无法拯救自我，他们完全地毁灭了。叙述者这样总结：“人类，这血肉之花，现存最高贵的生物，人类，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上帝，让他们的力量反映于星座中，这些美丽的裸体人类正在垂死挣扎，自缚于自己的茧中。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他们辛苦地工作，这就是他们的报酬。”(Forster 1928：83)这个“茧”就是科技。

　　《机器停止运转》充分表明了现代自由人文主义者无法摆脱的困扰——对科技发展超乎控制的恐惧与忧虑。他笔下的社会中，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管理几乎没有发言权。没有人知道“机器”是如何工作的，指令来自于神秘的“委员会”或是“机器工作簿”。机械性故障通常报告给“仪器维修委员会”，但是如果故障是“非机械性”的，“委员会”就没有办法。终于有一天，“机器”开始出现故障，人们很无助，“机器”能够停止运转是令他们无法理解的。当瓦实提告诉她的一个朋友，苦诺曾警告过她“机器”正在停止运转，她的朋友回答：“机器要停?什么意思?我一点都不明白”(Forster 1928：71)。社会的命运完全掌控在“机器”手中，每个人似乎都默许为机器所奴役，没有集体抵制。瓦实提和她的朋友们头脑愚钝，他们例行接受最荒谬的规矩与想法，他们是任人宰割的羊，因此其被宰割的命运是意料之中、不可避免的。读者对他们几乎不会有怜悯心，故事一开头他们就丧失了仅有的一点点人性。

　　这样，福斯特的短篇小说《机器停止运转》提出了在向科学寻求答案的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伦理与社会问题。他不断地谴责实物主义社会风气与严格统一的社会约定强加的盲目因袭的危险，揭露了对多样性、自发性、创造力的压制所产生的精神上的无味与情感上的贫穷，甚至超过了价值、情感、创造力的丧失。更令人不安的是，整体来说，在“机器”的世界里，居住者没有一丝危机感地顺从、默许;他们精神贫瘠;他们拒绝知道，甚至对知识没有一点渴望。这样，福斯特颠覆了人类最珍贵的神话——尤利西斯的神话，宣告人类永远地陷入了无知、未开化的境地。

　　3. 反面乌托邦中叛逆者的出现

　　乌托邦世界中往往充斥着完全一致的居住者，尽管社会是平静的，有点单调，但是从来没有抗议。而反面乌托邦文学作品引入了叛逆者和不同意见者。反面乌托邦小说家的主人公的追求“不那么完美，但是更加自由”(Huxley 1998)。

　　作为第一部反面乌托邦作品，在《机器停止运转》这个非天然的“伊甸园”里，一个叛逆者，“亚当”似的人物，蔑视“机器”，偷尝了自然这一禁果并且发现它是好的。他的名字就叫苦诺。在充斥虚弱无力的居住者的这个地下的文明世界里，他被看成怪人，“因为他拥有体力”(Forster 1928：43)。苦诺一直想去地球表面看一看，虽然这是死罪。但是他渴望树木、河流与山川，尽管没有外出许可，他还是自己找到了通向自然的路。通过一个废弃的通风管道，他来到了地球的表面：“我感到那些山对过去的人们具有强大的召唤力，而人们也热爱它们”(Forster 1928：55)。它们也召唤着苦诺，如果不是带有钢铁触须的“机器”修理仪器把他顺着管道拽回到“文明”中来，他就会朝它们奔去。苦诺对地上世界以及住在那里的“文明世界”的逃亡者的一瞥给予了他评判“机器”对人类本能天性歪曲作用的标准。“我们创造机器是为了完成我们的意愿，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使它为我们服务。它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触感，它模糊了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把爱简单缩减为性行为，它麻痹了我们的肢体、我们的意志，现在它又强迫我们对它顶礼膜拜。”(Forster 1928：?55-56?)

　　作为反面乌托邦作者，福斯特审视了弗洛伊德定义的人类文明的悲剧悖论，即无法理性地调节不相容的两种理想：一个稳定而又安排有序的社会与完全的个体自由。反面乌托邦作家们意识到，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的规划，就不会有社会的稳定与平静，而这又依赖于对个体意愿的限制。

　　在《机器停止运转》这部小说中，福斯特预见了其后反面乌托邦小说的大部分主题：对科技理想社会的恐惧;极权体制的面孔神化了理智在所有规则中的作用;对个体、激情、本能的否定导致人类的自动化;叛逆者试图逃离超文明回归自然。这种拒绝机械超文明的叛逆充分体现了一种反智主义思想。尽管反乌托邦理论批评几乎与乌托邦理论同时代出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紧随柏拉图的《理想国》出现)，但是体现在反面乌托邦小说中的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智主义思想，是针对独一无二的对进步的现代主义教条的理解，是针对以无限的科技进步为媒介，以达到人类生活无限改善的信仰而产生的。对这种信仰的反对早在19世纪就存在，如狄更斯的《艰难时世》。 而这种反对随着对机器日益成为文明的代名词的觉醒而扩大、增强。在20世纪，机器使培根时代萌芽的物质进步的梦想成为可能，预示着建立起技术统治论者——所罗门人的等级制度社会统治的危险。如果像别尔嘉耶夫提出的“我们正朝乌托邦走去”，那么机器正在推动这一进程。因为现代科学提供了昨天的乌托邦人无法想象的手段：社会控制、心理调节、基因控制更以空前规模对社会秩序进行规范与管理。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反面乌托邦对机械科技的乌托邦的未来敲响了警钟。

　　福斯特不是与科学和机器，而是与荒谬的科学正统主义的盲目性作战，批判它忽略过度使用机械和技术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作用于人类生活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负面效果。正如伯查的评论：“福斯特很早就紧握真理，‘机器’创造它自己的政治学、它自己的社会学、它自己的理性、它自己的认识论、它自己的价值论、它自己的真正的神学。现代极权主义如果没有高度复杂的技术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Beauchamp 1977：88)。这种反智主义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知识的进步并没有使人类更加快乐，而是恰恰相反。结合“两种文化”的对立，这正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知识分子及其代言人”的反智主义情结。

　　4. 结束语

　　21世纪，现实世界似乎与福斯特想象中的世界之间的距离又大大缩短了。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呈现这样的趋势：随着机动车辆、自动化和遥控技术的不断发展，大大减少了运动的必要，体力的衰退成为威胁，而体力锻炼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练习，而不是自然的需要。当今生活的特点是：精神紧张，易怒，感情与身体的分离，自私自利，缺乏理解，在西方更体现为信仰的衰减。人类逐渐收缩的空间里却充斥着更复杂的电子设备，人们局限于公寓或者办公室里，这与福斯特小说中描述的情形不无相似之处。福斯特的短篇小说不仅仅是幻想，而且还是严肃的智力思索。通过展示变形而又矛盾的未来现实，他想象的夸张与变形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解释、说明现实的钥匙。在这部小说出版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个话题仍然是热点话题，甚至重要性日益增强。他的短篇小说令我们沉思的是，在这样教条的崇尚科学的世纪里，我们的人文主义精神极易受到摧毁，因此我们要建立起一道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