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2)

　　二、先锋小说的繁荣期：(1985-1988)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三、沉寂期(1989至今)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二、存在主义：存在的探险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一、“反思文学”与存在主义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反思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重新发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2、“反思文学”张扬与倡导的是久违的人道主义精神。

　　“”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3、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开始涉及人性更为复杂的层面，对环境对人的异化现象有了一定的发现与认识。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