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的生态符号意义(2)

　　2 果园：物质财富的符号
　　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因此符号的意义在于主体行动，符号的意义影响人类行动。对于祖母来说，果园是其精神寄托，果园就是家园。这个栖居符号承载她对家人快乐生活的期望，承担受伤儿女的避难所和救护所的功用。果园是她的世界、她的微观生态世界——由花草、树木、河流、房屋、果园和栖居者构成的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生态小环境——她的家。然而，一切在后现代框架内都呈现出流动不居的特征，“家”的概念也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产生不同意义。
　　故事中间，怀孕的二妹从英格兰回到澳洲。除了祖母，家中几乎所有成员都对二妹的到来感到不快，她打破了果园的自然宁静与和谐，给大家带来了很大压力。人人都明白，“这样的长途旅行不仅仅是为了几天的探亲”（Jolley 1995: 85），人人都清楚她的怀孕是两个女同性恋者的游戏。但是二妹回家的意图似乎不仅仅是待产，她的目标还包括祖母视之为生命的果园，果园的符号意义受到挑战：“这块土地”，二妹叹息道：“给妈妈住太浪费了”，她说。“妈妈应该到有保龄球、早茶和游戏的退休村去，那里有宾果和方块舞……我们脚下是一大笔财富”。二妹说，“一旦拆掉这房子，这个空间足够建几个单元和一个游泳池”。二妹希望出售，她想要——她需要——房产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份额。当然那两个姐妹也想要她所要的（Jolley 1995:93）。
　　语言是人的形象（李洪儒 2009：11）。毫无怜悯的语言透露出二妹对果园认识的低俗与功利，对财富的追求影响了她对果园的行为：出售。这说明符号的意义是动态的，可以发展（孙秀丽 李增 2008：114）。二妹试图把自己的“语言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并且不管个人愿意与否”（福柯2001：115）。祖母偶然间听到女儿之间的谈话，她明白，《果园窃贼》中真正的“窃贼”出现了。从这个角度看，二妹回家可以视为撒旦的到来，她要把大家赶出果园：……就好像只要她呆在那儿，她就能把他们所有人都挤出这个家，赶出这片土地。当然，祖母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这种想法，但好像有一种可能性：二妹正在制造一种不幸，而她在这种不幸中无处可逃，除非出售房产，每人分得一份，按照二妹的思维方式，她们有了钱就都能幸福，各走各的路，互相之间不再是负担（Jolley 1995：116-117）。
　　托夫勒指出，“财富是基本要素，你或拥有它，或一无所有。它是有形的，物质的”（托夫勒 1991：70）。祖母的身心已经与果园融为一体，而二妹的身心在努力与果园分离。伦敦代表旧世界，其哲学基础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哲学，其核心价值是财富掠夺以便快速致富。在趋功逐利的意念影响下，二妹以霸主的态度，冷漠地表现出帝国主义的核心原则：把世界改造成利己的模式，以掠夺或毁灭他人为代价给自己牟利。二妹的思想代表着人类无止境的贪欲、无道德的掠夺和无责任心的短视行为，这种行为随着“人的观念和品质不断市场化，从而导致对物的依赖和人的贬值等”（李小海 2009：103）。相对于果园的物质价值而言，祖母已经贬值为一文不值，甚至连生存也是多余。二妹抱怨说如今的老人活得时间太长了(Jolley 1995：94)，母亲自己应该期待死亡的到来。足以说明，符号的功能和意义取决于人的需要和意图。
　　当果园代表栖居地时，果园就是祖母的归属和希望。当果园代表有形财富时，祖母的生存方式就是流放、错位和绝望。二妹对果园意义的改变，是对生命的蔑视、对生存的冷漠、对人际生态的破坏。她强加给祖母的霸权语言，造成果园生活的“不一致、不和谐”，威胁着旧有家庭体系的秩序和果园的生态体系。
　　按拉普宝德的观点，建筑环境的底层含义对于人们最重要。那么，果园之于祖母的重要性就在于她的日常活动都与果园有关。但是在二妹那里，果园的中层含义对她来说才最重要，它意味着财富。故事发展到这里，价值观念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果园这个兼具精神和物质价值于一体的符号，蕴含着“生存还是毁灭”的博弈。
　　3 果园：整体联系性的符号
　　福柯指出，“符号还是分析的工具，因为符号一旦被限定和分离，就能应用于新的印象”（福柯 2002：81）。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博弈中，乔利显示出出色的驾驭符号复杂意义的能力，她通过祖母对果园符号富有哲理的分析，强化果园符号的精神意义，弱化符号的物质意义，当果园符号意义得以改变时，二妹的颠覆性行为即时终止。
　　直面还是规避矛盾和冲突，决定矛盾和冲突的不同结果。“我们的脚下有一笔财富”，这句话总是在祖母的耳畔响起。二妹的贪婪犹如亚当和夏娃的贪欲，但是祖母“永远不想让她果园中的窃贼在余生中承受这种惩罚，承受源自果园窃贼原罪的无休止的赎罪”（Jolley 1995: 59-60）。祖母的智慧在于，她对二妹挑起的争端并没有摆出不可侵犯的权威面孔，而是默默地退居边缘。她的隐忍和沉默并不意味着被动的承受，而是转向内心世界寻求力量。她明白，在二妹的果园符号意义里，她“再不能成为万事的中心；个人的心灵也不再是生命当然的重点”（詹明信 2003：447）。
　　二妹产后抑郁，反复无常，吵闹不休。大姐和小妹都无法忍受，小妹带着孩子回家，大姐居然在外过夜。大姐提出赶走二妹，但祖母回答：“无形的东西比什么都重要。不可能，不仅不可能赶走自己的女儿，而且也不可能拒绝生命的永恒延续——即将出世的孩子”（Jolley 1995: 84）。她认为无形的价值高于有形的价值：“无形才是永恒”，有形的物质和财富都是短暂的，果园的无形东西才是其价值所在。祖母说，“财富真的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意味着人们一起拥有幸福、健康，快乐地旅行。一个地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到这儿的人是重要的财富”（Jolley 1995：100）。祖母对二妹关怀备至：照顾她分娩，帮助照顾孩子。二妹厌恶婴儿，情绪反常。祖母试图帮助她实现从痛恨作母亲到热爱作母亲的重要转变。二妹要把婴儿放进滚烫的热水中，祖母不惜烫伤自己的脚，向二妹证明“你必须相信我”：“'我说这水太烫时，你必须相信我'。她的声音不由自主地颤抖着”（Jolley 1995：121）。这颤抖的声音传达了祖母的希望：一是唤起二妹对生命的尊重，二是向二妹传达自己的爱，三是激发二妹的母爱。当婴儿免于烫伤，她以无形亲情为二妹提供自我调节的精神支撑，为二妹生理和心理健康恢复提供可能。
　　“符号是一种力量，直接作用于物，吸引物或排斥物。”（福柯 2001：53）果园就是这种力量，使祖母重建婴儿与母亲、二妹与祖母、二妹与伦敦同性恋情人的关系。祖母把女儿“看成一个完全的整体……”（Jolley 1995: 54-55）。祖母朴素的认识含有生态学的整体联系性的思想：果园与家、家与环境、环境与人之间的联系。
这种哲学认识也帮助祖母理解人的多样化需求。她认为女同性恋生活“超过她的认识和想象”，她无法理解那种“不断甩开旧相识、寻找新朋友”的颠簸生活（Jolley 1995: 80）。她猜测，伦敦的来信是关于“性犯罪，某种难以出口和肮脏的事”（Jolley 1995: 103），她也看出二妹带回的女儿与新生婴儿长相上没有任何家族相似性，但祖母“没有提任何问题”（Jolley 1995: 102）。她理解生活有各种变量，就像任何一个小孩都有可能成为果园的窃贼或流氓，所有人都可能“从事某种完美的、高贵的、精彩的事，也能做某些令人震惊的事”（Jolley 1995: 59）。祖母超越自我利益，用其母性如关爱、支持、非暴力等品质化解家庭冲突，消除亲人间因冲突引起的不必要痛苦。
　　祖母行为潜移默化地让二妹认识到：自己、家人与果园是不可或缺的整体。与果园共存，才能拥有生活，才有家人眷顾，才有心灵寄托，才能达到个体与家园的融合。当二妹打好行装，带着婴儿准备回伦敦的时候，她就自觉放弃霸主姿态，重拾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家园的审美欣赏。祖母挽救了果园，保护了生态环境，使其免于变成钢筋混凝土建造的游泳池和住宅。这一切都“得到解救的过程就是我们找回自我本性的过程，也就是整合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叶舒宪 1999: 273）。
　　乔利给了我们生态学方式的启示，帮助我们超越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想，解决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无论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大不同，都有达成共识的可能。这样，该故事完成“人类生存的核心即艰难的道德选择”（Kitson 1995: 23）。最终，祖母从果园建筑的最高层面（世界观和哲学观）保护栖居地，也实现苏轼的“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的审美意境。
　　4 结束语
　　“理性的力量在于一种哲学意义的恢复。”（庞蒂 2003：246）《果园窃贼》中母亲的力量就在于以自己哲学理性的力量恢复果园良性的人际生态：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关注他人的生存就是保护自己的生存，物质价值若离开了人的情感价值，就毫无意义。在这一点上，乔利给了我们两点启示：第一，故事中对于整体性的认识，反映生态主义理论的影响。如果一个家庭不应该拒绝其成员，无论犯过什么错误，家都永远是其避风港，那么一个社会也不应排斥自己的成员，不管什么种族、民族或生活方式，只要能够尊重其他人同等的权利，都应看成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每一个事物、每一个人都相互联系，这些联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停息、不断循环的全景图。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关系，我们自身将变得毫无意义。第二，根据有形与无形的意义区分，乔利提示我们，有形物质是暂时的，人与人的情感才是永恒的。一切都处于流动之中，没有什么是不变的。因此，多样性的社会、人生和关系都是我们创造和谐人生、和谐社会、和谐自然的前提。朱晓映指出，“世界和社会都是多元的,生命个体的内心世界又是纷纭复杂的；作为对世界、社会与对现实生活反映的小说，就应该全是‘复调’式的”（朱晓映 2008：115）。《果园窃贼》中“果园”的符号意义就是这样的复调，它引导我们带着多样性的哲学意义去理解生活。
　　
　　参考文献
　　阿尔温·托夫勒. 权力的转移［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福 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2.
　　李洪儒. 疑问话语间接意向的推断［J］. 外语学刊, 2009(5).
　　李小海. 精神家园的守望者［J］.电影评介, 2009（10）.
　　梁中贤. 边缘与中心之间——伊丽莎白·乔利作品的符号意义［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梅洛-庞蒂：符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孙秀丽 李增. 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思想探源［J］. 外语学刊, 2008(1).
　　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
　　雅斯贝尔斯. 尼采其人其说［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严 平. 伽达默尔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
　　叶舒宪. 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朱晓映. 复调的呈现——《孩子们的巴赫》中的人物关系解构［J］. 当代外国文学, 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