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范文

历史学论文范文

　　历史学专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设计思想，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和创新能力。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历史学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历史学论文范文篇1

　　浅析信息技术对历史学的影响

　　摘要：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已对历史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就其对史料的数字化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探讨。主要叙述了网络普及对历史学的影响及解决史料数字化问题的最基本方案。

　　关键词：史料 数字化 网络

　　历史学是一门不能创造直接经济价值的边缘学科，但是却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与历史脱离关系，因为历史就是由我们创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现今发展速度较快的学科之一，当计算机与古老的历史学结合起来会发生什么呢?

　　一、网络史学的兴起

　　网络史学是历史学科在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它是以电子形式存在，以网络作为学科承载和传播手段的一门新兴的史学边缘交叉学科。由于其独特的研究与交流方式，使其有别于传统的纸质史学。正是由于网络史学的存在方式不是不是以纸质史学形式而是以电子史学形式，才是使它之所以能够从历史学科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并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的理由之所在，即网络史学实为传统纸质史学在电子时代的一种延伸。[1]

　　二、历史学网站的兴起

　　博物馆、高校、科研机构等也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为研究信息的及时发布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提供了平台。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日本是除中国之外最重要的地方，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和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由日本学者开发和建设的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网站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其内容既有关于某个特定朝代的研究，也有就某个社团组织就某个历史问题所进行的研讨。例如研究“三国”历史的站点又有47个之多，在私的中国史调查会网站，管理员设立了一个投票处，日本民众可以为他们喜爱的中国历史人物投票，1996-2002年间，一共有502位历史人物榜上有名，最终关羽、曹操两位人物居得票数榜首。从这个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强烈兴趣，也从侧面反映了网络的力量。

　　三、史学研究手段的革新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傅斯年先生甚至提出“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他强调历史研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料包括实物史料与文献资料，其中实物史料包括遗址与墓葬，文献资料包括口传资料与文字资料，文字资料相对而言更加丰富，包括传统的经史子集、档案、地方志、甲骨和金石铭文以及外国人的著述等。近现代由于历史研究领域的丰富及考古学的发展，大批新史料不断被发掘，如何存储处理史料成为历史学者面对的新的难题。数字化是史料整理的新方式，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将计算机技术与历史学相结合，有着传统史料学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实物史料的数字化

　　实物史料较之文献史料，不仅数量少，而且零散，连续性和系统性都比价差，但实物史料的优势在于比较真实可靠，作为史学认识成果的检验形式和依据，它的发掘和发现，不仅可以补充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有助于纠正文献史料记载中的错误，并增强对历史的真实感。目前能够有效保存实物史料的数字化方法即数字博物馆。

　　数字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比较短暂。美国国会于1990年开始推动“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计划”，这标志着数字博物馆建立的兴起。2001年7月16日，故宫数字博物馆网站开通，标志着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博物馆的诞生。2008年7月23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开通“羌族文化数字博物馆”，标志着我国首个少数民族数字博物馆的开通。2009年5月20日，海南旅游数字博物馆开通，这是我国首家旅游数字博物馆。[2]

　　(二)文献史料的数字化

　　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文献史料的记载者既不可能完整无缺的将历史记载下来，也不可能避免个人立场、观点和感情好恶，记载中的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但一般说来，文献史料以内容繁富、完备、

　　连续和系统见长，所以成为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1古籍电子化

　　古籍作为重要的史料资源，其录入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难题，更由于古籍的使用繁体字等特殊性，对古籍的检索手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计算机的输入方式与古籍输入相匹配的有键盘、扫描等。键盘录入方式使用的最多也最成熟，目前广泛使用的字库是UNICODE，它是对国际标准ISO/ICE 10646编码的一种称谓，它包含了33884个字符 集，提供了高达21亿多个的码位，解决了古籍数字化中的码位短缺问题。但是键盘输入方式对校对者的要求较高，需要其具有一定的古籍整理知识，因此这种方式并不是古籍录入的理想方式。 扫描录入一直是古籍电子化界追求的一种方式，但因其对古籍识别率不高，又没有解决校对问题，故很少采用，北京同文公司制作“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是，与清华大学合作完善了OCR技术，并开发出与之配套的校对软件“较得准”、“较得精”、“较得快”，实现图文对照，点击改错，大大降低了对校对者的要求，减轻了劳动强度，错误率大为减少。同文公司的这一尝试意味着利用OCR技术 扫描录入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古籍录入方式[3]。

　　电子古籍相对于传统古籍最大的优势便是对古籍的检索功能。古籍浩如烟海，一本本的翻阅寻找自己想要的史料是十分困难和浪费时间的事情。而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也会因为检索的不便而被遗漏。因此检索方便是电子古籍最基本的要求。

　　目前大多数电子化古籍都实现了任意字、词和字符串的检索(字库中没有而用组字方式构造的字，一般不能检索，故除外)，但这只是最基本的;一些较好的则实现了按条件检索，即按检索范围，检索单位及组合规则进行检索。台湾的“汉籍电子文献”系统与袁林的“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较好，基本上实现了这些功能。[4]

　　2方志数字化

　　地方志是记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的社会生活、历史变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情况的书籍，是古籍的一种，但由于其特殊性，故单列出来叙述。

　　目前方志界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即方志的保存与利用。对于这个问题，现在通用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制作古籍的影印版，通过影印微缩出版，这个方法可以有效的保存的古籍，但是影印版古籍大多价格不菲，不利于古籍的传播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在计算机比较普及的今天，我们可以结合数字图书馆的成熟理论，提出一个初步建立专门性的数字图书馆的方案。

　　四、新时期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

　　近年来，历史剧、历史讲座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得到广泛的传播，一些剧集、讲座也确实受到了普通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做这些工作的大多非专业历史学者，由于专业上的隔膜， 他们在传播历史知识时并不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相，甚至有人为了提高收视率和发行量，不惜歪曲历史，误导了观众对历史的认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计算机网络是目前为止最先进，普及型最广的平台，历史学家应该学会利用这个有利的平台帮助自己进行历史研究。而一般说来，学习人文学科的人似乎对科技都有抗拒的 倾向，但是正是科技正在推动世界的进步。因此，现代的历史学家不仅要培养优秀的研究历史的素质，更要增强自己使用先进工具即计算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焦润民、王建楠：《论网络史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杨璇、朱开屿：《中国数字博物馆大事记》，《数字博物馆发展的阶段性专刊》

　　[3]张尚英：《古籍电子化问题探析》2002年3月第30卷第2期

　　[4]王荟，肖禹：《数字方志建设与思考》

　　历史学论文范文篇2

　　浅析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摘要:近几年来,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谁重谁轻;二者应不应该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统属”等诸多问题上。笔者也班门弄斧,借此文发表一下自己的浅见,以期能抛砖引玉。

　　关键词:历史学;考古学;相辅相成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故国。因此,史学是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的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一门学问。展望新时期的新史学,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随着当代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思维模式的更新,这些都将为历史研究的推进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广阔的学术空间。

　　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历来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争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地位谁重谁轻;二者应不应该保持各自独立性,互不统属”等诸多问题上。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研究的进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有这么一个惯性,即在谈论某两者关系问题的时候总喜欢在经过一番煞有其是的论证后,最后一定要得出两者之间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统领者;而另一方则是次要因素,是从属者的结论。好像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有利于事物进一步的发展。其实不然,笔者认为,这样往往会导致认识的“一元化”,反而使人们看不到事物真实的本质所在。更多的事实表明: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由某一个“必然”所决定的,相反则多是由众多的“偶然”综合在一起构成所谓的“必然”结果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讲过这样一段值得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这在历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并非易事,更不能简单的用某一个“必然”来解释。因此,要想还历史一个客观的真实面目,是不能单单依靠某一个学科就可了事的。显然,历史研究所需的各个学科,同是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同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打成两截。那种考古归考古,历史归历史,搞考古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考古的现象,是一种不应有的奇怪现象,说明了认识观的落后”。他将这个问题提到“认识观”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学所研究的是历史的物化表现,而历史学研究的是对历史的文字记录,应该说二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研究对象的本体,而只是研究对象的不同表现形态。两个学科间因为研究对象表现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方法与技术层面的差别,只能决定学科各自教学方式与训练方式的区别,不应该成为学科间相互结合的障碍。如果仅仅因为这种差异,形成学科间的封闭,就恰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认识观。在提倡多学科交叉进行学术研究的今天,历史科学的这两个分支学科间的不正常状态实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历史学也好考古学也罢,二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不可分割的。历史的真实正是通过它们二者的相互印证而得到证实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国维先生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证》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转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两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未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未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着延绵不断记载历史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了解,正是通过那些传世的文献典籍而获得的。可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有关历史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或是语之不祥或是神怪传说混杂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面对此种困境,如果没有考古学的补充,历史学家们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孔子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当然,有详实的文献资料,也并非就意味着万事大吉。历史注重的是求实。因此,有了详实的文献进一步就是要“去伪证实”。

　　这一过程除了用多本权威史料对照印证是否记载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实物来证明更是具有说服力。不少古文献和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史实,经地下发现的新材料的印证,或被确证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尘封,或被解读其真谛。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证明地下发现之材料确可印证地上传世之文献,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证古文献的材料。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殷本纪》记载了商朝诸王的世系和名号。王国维老先生通过研究甲骨文证实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记》中《殷本纪》的记载从而得出了“《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的结论。

　　再例如近年来,战国秦汉时期简帛的大量出土,也为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进一步推动着历史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如果因此便着重考古而看轻历史学,也是愚不可取的。因为考古挖掘出的东西虽说是客观的存在但那些(下转177页)(上接175页)毕竟只是一些无意识的无生命的遗物或遗迹,如果只是从物质上来看,就把其中所蕴藏的文化价值大部分丧失了。格林?丹尼尔曾经讲过:“考古学首先是一种工艺技术,那么从事调查、发掘、保护、收藏的实践者都是有技艺的工艺师。其次,考古学又是一门科学研究,在这门科学中已运用了各种科学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艺技巧和科学技术如果没有历史阐释和写作艺术的专业也无法完成考古学的研究。” 显然,考古发掘的成果必须经过相关历史文献的印证,也只有经过这样科学的研究,才能赋予死的东西以鲜活的生命,让这些长眠于地下的沉闷的物体开口说话,才能显示出其真正的历史价值。不然,青铜器再是经过考古研究也只能说明它是某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皿,除此之外,再无什么可考的了。

　　总之,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考虑,考古学与历史学必须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二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一方归属于另一方的关系。历史学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来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而考古学从本质上说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来揭示当时人类的社会行为,研究古代社会的。这样,无论是从研究对象上还是从最终的研究目的上来看,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一致的,二者并无矛盾冲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处的话,也只是在研究历史的凭借手段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如果要想从理论上界定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为凭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为评价二者地位高低的决定因素的。历史学需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历史学的诠释。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我们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二者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该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地位而刻意的把这一问题绝对化。

　　参考文献

　　[1]朱孝远.历史的意蕴[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页。

　　[2]张光直.未定稿[M].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1988年第4期。

　　[3]杨伯峻.论语译注[M]. 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页。

　　[4]格林・丹尼尔 ,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5]徐元诰撰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 .国语集解・鲁语下第五[M]. 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第202页。

　　[6]徐元诰撰 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鲁语下第五[M]. 中华书局2002年6月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