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传播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2004年7月，上海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文化研究系，(与之相关，上海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当代文化研究网分别于2001年11月和2003年3月成立。)除了开展一系列的研究计划、课程建设、国际合作，学术出版也成为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主持策划的一批出版项目，既有海外理论资源的系统引介，又有本土实践活动的具体探索，并且总其名称为“热风”书系，意在取法鲁迅的立场和态度，以学术的方式关注当代中国和世界。八年多来，从最初的《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到最近的《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已经出版“热风”丛书22种，《热风学术》丛刊7辑，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序列规模、研究群体和工作方式。

　　正如王晓明在《翻译的政治》中指出的，80年代的翻译运动“构成了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现实的基本参照系，成为启发和引导他们的感觉和思考的重要因素”，把握这一点，也就抓住了“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化变革的一条关键性的线索”。而作为其出版实绩和传播实体，当时最为出名的三套大型译文丛书——“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正留存下今天仍能触摸与重温的思想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倘若从出版的角度回顾90年代末兴起至今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那么京沪等地的相关专著、译书，尤其是持续推出的几种系列丛书，同样提供了观察这一学术和思想运动的文本实物与媒介轨迹。我们不妨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策划主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辑出版的“热风”书系为例，借用文化研究的方式来梳理“文化研究的出版与传播”，呈现出文本内外的互动和勾连。这一状况，不仅关乎教学与科研、学术与出版等知识生产的复杂关系，而且本身也展开着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等文化过程的现实“表征”。

　　一、从书斋、会场到课堂、媒体：文化研究的“跨界”实践

　　起步之初，“热风”书系主要集中在“研究坊”和“思想论坛”两个板块，即对应着研究专著和会议论文集，如《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就是一本媒体文化研究专著，作者从时尚报刊、广告等文化现象入手，考察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及其在新闻报刊、广告等传媒领域的表现;而《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则是2003年召开的同名学术讨论会论文精选，收录了13篇海内外学者对历史叙事、消费空间、影音媒介等东亚城市文化状况的分析研究。其他则有《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鲁迅与竹内好》、《神圣书写帝国》等等专题。总的说来，研究的兴趣或讨论的议题非常丰富，虽然看似五花八门，但却能从整体上感受到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这意味着，“热风”书系所理解的“文化研究”，既不同于一味求新、仅限浮表的流行文化研究，也有别于爬罗剔抉、档案轶闻的新文化史研究，更不是耽溺圈子、商业宣传式的某某文化的研究，而是逐步呈现出自身学术诉求的“问题”与“方法”。

　　譬如，2005年日本思想家竹内好的文集《近代的超克》在中国出版，这一译本收录了其代表作《鲁迅》和一系列讨论亚洲、战争、文学的文章，一时间，“近代的超克”、“中国与亚洲”、“政治与文学”等成为知识界热议的话题。当年12月，上海大学便组织了一场“鲁迅与竹内好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纷纷从各自的着眼点出发，解读思想人物和事件。尽管有些发言不免延续学科壁垒、学术分工一贯的条框和限度，但不少讨论或论文却也显示出竹内好那种打破学科专业、跨越思想文学的态度与可能，并敏锐而执著地展开了对现实状况中“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思考。因此，随后结集为“热风”书系一种的《鲁迅与竹内好》，并不像一般的会议论文集那样简单拼合，而是把与会论文，相关参考文本，以及《文学的独立是什么》、《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和《近代主义与民族问题》这三篇竹内好的文章编排在一起，形成一个跨界的、可待继续讨论的开放空间。从作者群体来看，则既有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有日本文学研究者，还有思想史研究者等，即便是作为主要组成的文学研究者，在方法上也不限于文学，而是运用文化研究的方式，反思与跨越固有学科建制，重新探讨文学/政治的定义。

　　与之类似，“热风”书系紧贴思想与社会问题的重点和热点，广泛涉及大众通俗文化、新兴传播媒介、工人文化生活、“三农”问题等诸多领域，一系列的议题与方法展示出，文化研究并非只是流行文化的研究，它同样关注理论和思想的难题，关注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它的“跨学科”并非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生长，毋宁说既要充分吸取已有学科生产出的知识与视野，又要不断拒绝成为新兴“学科”，对学院体制、知识建制保持反省与批判。可以说，这些都呈现了书系的“跨界”品性。

　　不仅如此，稍稍留心每本“热风”勒口上的系列书名，便会发现一个体例或类型的变化：尽管近些年仍有《大众传媒与上海认同》、《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等“研究坊”或“思想论坛”，但也新增了“讲义与读本”、“当代观察”等板块，推出了《中国现代思想文选》、《巨大灵魂的战栗》、《“城”长的烦恼》等新作。这几种的最大特点，便在于讨论场所、生产空间的变化。相对于较为传统的学者个人写作、集体会议发言，这里联系的则是青年人为主体或具有更多能动性的课堂空间、媒体空间。

　　譬如《巨大灵魂的战栗》依托于沪上各高校教师共同组织的“文化研究联合课程”，为学生讲授当代文化理论、经典名著。尽管主讲者还是教师，但潜在读者或对话者的存在，课堂教学空间的存在，已经内化为主讲者发言的前提，更何况书中还保留了一些现场问答互动，使全书减少了学术著作的高头讲章味道，增添了课堂交流的生动气氛，无论授业“内容”还是传道“形式”，都凸显了“文化研究”的实践意味。而入选了《中华读书报》2010年十大好书的《“城”长的烦恼》则联系着“当代文化研究网”所代表的网络媒体空间。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契机，该网站策划开展了“我们的Better City”大型网络讨论，期待重新思考“城市”、想象城市生活。二十多天的讨论，得到了基层工作者、媒体从业人员、都市白领、专栏作家、大学师生及不少普通市民的积极支持和热心参与。最终结集出版的，就是网络讨论的精华文章和网友们的纷纷议论。且不论讨论结果如何，甚或有无结论，这种跨越不同群体，重新激发或创造真正“公共性”的努力，本身不也推进了文化研究的“跨界”实践?

　　根据“热风”书系的出版设想，今后会在“讲义与读本”、“当代观察”等方面多加侧重，计划推出“流行词研究”、“上海青年居家生活分析”等专题。一方面，吸引和启发更多的青年人关注当代中国，思考自我与世界的关联，开拓充实文化研究的真切“问题”;另一方面，也期待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介入各种媒体实践，营造可能的思想空间，发展锻炼出文化研究的独特“文体”。把握“时弊”与“文字”的辩证关系，或许会将书系更深刻置于鲁迅所开创的“热风”传统之中。

　　二、把握当下与重返历史：文化研究的“连接”行动

　　如果说“跨界”是“热风”书系的实践品性，那么“连接”则可以看作其某种行动的指归。这里所谓“连接”(articulation)，在词源学的角度是指两种不同的事物相互铰合或咬合在一起，如卡车车头(驾驶室)和后半部(拖车)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而使之具有理论色彩的，正是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简捷说来，意在揭示事物之间被掩盖、被遮蔽的联系，甚至创造事物的新型关联与秩序;指向了故事的重新讲述，历史的再度激活、敌友的再次划分，等等。就像《热风学术》丛刊所标示的，“热风”书系“聚焦于当代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今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机制，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所提供的资源和条件，正是这二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再生产的关键环节。”把握当下，重返历史，成为了文化研究“连接”的行动组成。

　　作为第一股“热风”，《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就呈现出强烈的“连接”诉求。作者综合经济人类学、经济史、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讨论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主义与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分别和关系，可以说是力图重新讲述一个“资本主义”的故事。而此后的《大众传媒与上海认同》，则聚焦上海，希望通过大众传媒的舞台来透视社会的变化，观察不同的社会力量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粉墨登场的;并分析是什么样的力量在介入这个舞台的搭建过程，决定了观看和理解社会的视角，决定了怎样的人群能够被召唤为舞台上不同的角色和演员。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读懂媒体形象的潜在话语，才有可能“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再如《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作者来自大陆港台，囊括戴锦华、王晓明、蔡翔、陈清侨、罗永生、许宝强、陈光兴、刘纪蕙、何春蕤等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中坚力量;话题包涵快餐服务、药品使用、警匪电影、都市想象、酷儿理论、房产广告等当代文化的不同层次、不同面向。尽管这些地区“各自的内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差异都不小”，这些研究“自然就在经验、立场、对象、方法等各个方面，呈现丰富的差异”，但“唯其立足于内部的差异，共同或相通之物才真有持久的能量”。某种意义上，“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既追求着当代文化的“再解读”和重新“连接”，又构筑了文化研究者们的思想携手与行动连接。

　　而愈是深入当代文化的隐秘腹地，愈会发现山川河谷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内中纠结回旋着无数的文化褶皱或历史断层。也因此，“热风”书系对当下的把握离不开对历史的理解;重回现场，才能为重返当下提供明晰的路标和参照。在《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探寻了在国家意识引导之下，工人阶级伴随着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动，如何利用集体的文化习得，重新构建新的阶级意识，呈现出崭新的行为动机、精神态度与价值信仰，并进一步推动着社会机制的运行;在《制造国民：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与文艺实践》里，讨论了冷战时期，中韩两国在各自的国家国民形成过程中的理论思考和历史状况，以期在对照中提供重新思考当下国民国家问题的历史和思想的双重资源;在《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下，辨析了新中国如何通过大众文艺实践的“推陈出新”来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并以此重塑现代民族国家理想和人民主体形象，包括如何完善宣传机制、变革政治形态、培育文化认同、重建社会秩序，进而如何再造民众生活世界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等重大理论与社会实践问题。在文化研究的关照之下，所有这些渐行渐远的历史记忆将逐渐回到我们的视野，不再沉溺于个人恩怨、密谋诡计或八卦轶闻，而要成为重返当下，连接今天的“当代史”。

　　历史经验的发掘，让我们重新了解到现实的诸多来路和可能;历史文本的激活，更为我们再度打开了思想行动的视野与空间。厚厚两卷本《中国现代思想文选》，正提供了这种知行的密度和强度。编者精选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一百二十余篇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将选文以主题词形式分别归类，从新的视角梳理与凸显中国现代思想脉络——尤其是其内部张力，内容涵盖此一时期中国人对于现时危局之造因、变革危局之方式以及中国之未来想象等多个层面的深刻思考。带着现实的问题与关切，文选的编修别有一番新意。现代早期，人们“全盘性地重新想象什么是中国”，并“全力去落实这些想象”;“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中，特别是在离我们不远的现代早期的历史中，有更丰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重新认识。和从异域寻得的启示相比，这些来自我们自己的过去、在精神的血缘上与我们直接相连的东西，应该更有可能提供某种真正有效的参照，某种令人信服的标准”，基于以上认识，文选首先列出“三千年未遇之变局”、“时势”、“心力”、“体”、“用”等一系列关键词，由此编排进我们耳熟能详的龚自珍、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等文章;也辑录进略为陌生、又较少收入思想史选本的施存统、阎锡山、陶希圣、晏阳初等言论。凡此种种，众生众声，共同勾勒出一幅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复杂图景。诚如编者坦诚相告的，“重读现代早期的中国思想，是破解今日中国的思想难题的一条可能的路径。越是意识到，这难题并非只关乎1950—1970年代，而是更深刻地关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我们就越不避浅陋，要以编选思想文献的方式，为此尽一份力了。”

　　文化研究的“连接”行动，既带给作者、也带给读者重新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展望未来的叙述冲动;又传递你、我、他/她们跨越地域、身份差异的沟通可能。譬如，八年多走来，原本丛书中会议发言或课堂讲稿的听众/整理者，都从本科、研究生毕业，走向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或媒体出版甚至其他领域、岗位，并成为新的原创作者，他们将“文化研究”的眼光与思考传递到更广阔的天地，以“文化研究”的方式，成为认真观察中国实况，思考中国问题的人们。而各种文化研究议题的工作坊、研究计划，也将全世界关注现实、关心未来的人们联系了起来。“连接”，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更关乎我们共同的感受与心灵。

　　因而，“热风”书系继续开拓着旧有的话题，开挖着新生的板块，不断成长。如将回顾现代早期中国的“积极性社会共识”，追溯激进与改良中的“乡村建设运动”;而“译丛”部分已经引介了《全球左翼之崛起》，是对世界社会论坛这一抗衡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乌托邦的全景式描述，并将探寻非西方的社会建设理论，组织跨地区的文化研究教学讨论等等。作为出版传播中的文化研究，“热风”书系直面时代，也直面“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时代感受和反应，但“跨界”与“连接”中的“我自说我的话”，也会如“热风”一般，渐渐吹拂向每一个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