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同种

[提要] 中国人是人类分化后的一个极具领导性的支系，在以汉字为标志和主要载体的中国文化的凝聚下，由远东地区的众多种族经漫长的相互冲突与交流，先后融合成了先秦的华夏族、秦汉起的汉族、隋唐后的新汉族和近代以来正处在融合过程之中的中华民族这样四个不断扩展的历史阶段，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正确认识这一历史，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手段来促进中华民族的顺利融合，力争成为世界的主体民族，并为最终的人类一家、世界大同作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人　民族　文化　融合

中国人，一个人口最多而四海一家的民族，一个历史最久而延绵不绝的民族，一个以其独特文明而曾在世界数千年里遥遥领先的民族，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又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中国人为什么会是一个整体？让我们以纵向的视角，洞察其内在的轨迹。

　　　一

关于人类的起源科学界尚无定论，我们所明瞭的是人类作为同一物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分化和组合。如中国所处的亚欧大陆于上古时期，就布洒着满天繁星般的部落氏族，他们有的率先创造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对周边地区起到引导的轴心作用，有的则滞留在蒙昧的蛮荒时代，通过吸收文明或征服文明区来发展自己。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构成了社会的新陈代谢和民族的冲突融合。

从我们已经掌握的考古发现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东亚存在着若干个互不统属的人类集团，他们的种族血统和语言文化千差万别，其中以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平台的中原文明长期居于先导地位，她的起源是本土固有抑或是外来传承目前尚不能肯定。需要指出的是，有关专家大多倾向于认同人类起源于非洲，在中东创造了最早的文明，并由此分化发展，其中有的陆陆续续地抵达今天的中国境内。在此后的数千年间，众多的种族在东亚进化、磨合，逐步地共同缔造了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涵义的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明。古中原人仅是其中的一支创造力，到中近世纪甚至不再是主力军。现代生物技术已使事实越来越清晰，所谓的“炎黄子孙”不过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有团结华人的功效却缺乏科学的依据，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民族会是脱离人类大集体而独立纯粹地从某些祖先那里繁衍而来。

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将夏列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典籍与传说均对此作了相应的描叙，然而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她的曾经存在。即使夏真是最早步入文明的国家形式，按常理推测，在社会生产力仍非常低的条件下，其统辖和辐射范围不太可能超出黄河中下游，也许仅局限于河南一带，在她的四周应该散布着数不胜数的原始部落或主权国家，夏未必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而只能是“屹立于（当时）的世界民族之林”。

已能确认无误的商建立起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其影响在华北扩散，京都的屡迁路线标示着她的活动范围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在商的晚期，更涌现出象纣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侵掠淮河与长江下游的举措，客观上推动了文明的传播与民族的融合。一般认为，商是一个从中原外围闯入的民族。

周人崛起于西北，成功实施的分封制使其疆域伸展到黄河、长江中下游及邻近地区。各臣属民族由此交流频仍、密切往来，逐步地迈向一体化。位居中原的诸国相对先进，从周专制秩序的解体下，创造出空前繁荣的新文明，带动边缘的落后群体步入古典时期。由此，中原和中原化的各民族被视作是中国的华夏族，而仍处在蛮荒阶段的区域，则被排斥于中国之外。最晚从那时起，“中国人”这个概念就不能以血统来厘定，而是凡在文化上融入了由中原引领的“全球化”，就是中国人。

秦以边缘之身，后发先至，使春秋战国以来的大一统趋势得以顺利实现。嬴政统一六国，收复河套，吞并岭南，使中原文明进入征服与定型期，“凝固”了境内各族。尽管其法西斯统治迅速崩溃，但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汉巩固并发展了先秦故业，全面扩张，驱逐匈奴、楔入西域、开化西南夷、东征朝鲜，使满州和日本纳贡称臣，基本上完成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们都在中原文明的同化下，全部成为中国人。

魏晋以降，民族萎靡，国家动荡，塞外游牧民大举南下，侵入韩、日，践踏中原。一部分汉人避难江南，加快了与当地原住民的融合，而滞留北方的汉遗民同游牧民混血杂居，渐渐地难分彼此，促发了“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君临南北，开拓关外，复兴秦汉式的大一统，中原的固有文明与西域文化交汇、同归，将诸多种族融为一炉。

实际上，隋唐及其以后的中国人在血统上已与周秦汉魏人有了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角度的同一民族。汉末三国时，汉人经乱世屠戮，已凋零到一千余万，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期间，光史书详载的入塞诸“胡”就不下数百万之多，其中有的是血缘较近的其他蒙古人种，有的则象是突厥或地中海人，如羯族高鼻深目，而鲜卑族则似乎是说印欧语系的白人，至少其中的一些氏族明显具有高加索人种的外形特征。隋唐皇室皆与胡人联姻，而其先人都是北朝时鲜卑族政权的贵族国戚，这或是汉化的胡人，或是殖民地上的汉奸。现代科研结果也表明，五“胡”乱华是中国人血统发生质变的一个时期，如此多的异族血液的融入，已超出了主体民族吸纳少数民族的范畴。由于五“胡”在很大程度上汉化，又以黄帝的苗裔自居，以美化刚刚摆脱的蒙昧，更是要瓦解汉人的反抗意志。加上隋唐皇室竭力淡化他们在血统与政权上与北朝诸“胡”的密切渊源，以自我标榜为华夏正朔。种种因由，才造成了后人的认识偏差。我们不能因为地域、王朝和文化的延续性而曲解了这次质变。

先秦的华夏族、秦汉起的汉族和隋唐后的新汉族（“唐族”）这三个时期的中原王朝虽然实际上民族各异，但具有血肉渊源，正如同于主支流的万川归海，全都集结于汉（华夏）文化的大旗下，传统上将他们均视作是中国、汉族（或名为其前身）。但从此以后，宋明的力量向内萎缩，中原封闭，推动民族融合的手，主要来自于塞外的新五“胡”。如契丹曾是东亚的最强者，无分汉“胡”多相臣属，以致于俄语以及一些国家至今仍称中国为契丹；蒙古人筑起横跨亚欧的大帝国，中国汉族被兼并为其一部分，与其他种族加强了交流；满族打造的金、清也使汉“胡”分野更趋模糊，特别是清，大致恢复了汉唐两朝的势力范围，当今中国的版图与中华民族的一家就是直接受之于清的遗产。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可以指拥有中国国籍的各族人民，也常常包括不具有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组成中国的各民族及其聚居地对于中国的发展，客观上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无论是从道义还是功利的角度出发，都没有理由去排斥某一民族。

二

综上所述，民族是一个动态的群体，其血统源流绝非单一不变。就汉族而言，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构成主体极为多元，是对不同历史时期多个民族的总称。中国、中国人的意义内涵在不断地演变，受到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的一致认同，都给自己贴上这些概念的标签。实际上，当代中国各族，甚至于各地的汉族，其形貌特征、风俗方言等的差异性并不比欧洲各国的区别小，以不确切的譬喻来说，中国是统一的欧洲，而欧洲是分裂的中国。

如果要给出中国得以统一的原因，我们可以罗列很多，但最不能忽视的，是以汉字为标志和主要载体的汉（华夏）文化，她的长期先进使其在民族融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边缘民族在汉化后融入中国，如鲜卑、满洲；有的在汉文化的孕育下创立子文明，但结果也融入中国，如契丹、西夏；有的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又分离出去的子文明，如越南、朝韩；有的是建立子文明却独立至今，如日本；还有的则正在汉化与西化之中，如新疆、东南亚等地。早期的华夏族和四“夷”融合成汉族，乱华的五“胡”又和汉族融合成新汉族（“唐族”），而今天的汉族又进一步与国内外诸多种族相融合，也许将演变成新的中华民族。

假定中国统一了日本，抑或是日本征服了中国，和族都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既然要为倭寇的侵华失败而毋忘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冤魂，就不能由于“鞑子”的殖民成功反而淡忘扬州十日那八十万人民的惨死。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但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没有改变。在国际竞争中，民族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与归宿，那股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也就绝不能改变。

屈原投江不是为了分裂祖国，苏武牧羊也不是出于地方主义，不能将岳飞抗金看成是挑起内战，不能把夏完淳的舍生就义说成是破坏团结。否则，汪精卫就成了促进统一的民族大英雄了。我们若以现代的民族范畴去歪曲古人，那后人也同样会把我们的爱国救国批判为叛国卖国。纵使“中国人”的指称范围一直在扩大，纵然这种扩大还可能继续，我们也绝不能丢掉为自己所处时代的民族大义而奋斗的精神。世界的确在走向大同，人类最终会融为一体，但那还远不是现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全球化正在演绎着新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如果我们片面地追求全球化，只会助长全球化的恶性发展，并使我们身受其害。故此，我们不但不能放弃民族主义，反而要在力争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增强民族意识，维护祖国利益，为全球化的良性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对于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我们还得站在历史的高度，辩证地去看。实事求是地说，五“胡”乱华、蒙满南下确是另一个主权国家在征服当时意义上的中国。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中国已由华夏族－汉族之国的概念伸展到了汉“胡”一家，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民族之间的冲突，给双方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体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义愤填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历史已经造成了这样的结局，原曾势不两立的宿敌成了水乳交融的同胞，我们应以务实的精神，铭记历史，以此为鉴，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维护今日中国的安定与统一，转变思路，开拓未来。

因袭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中国近现代又进入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时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人必将实现新的巨变。各族人民杂居、通婚，语言文化趋于一致，原有的民族割据格局正在被打破。如满族与汉族之间我们就难以分辩出有哪些不同，东北自清末以来的移民开发浪潮，已使之成为省而不是自治区；蒙古高原上曾兴起过无数流星般马背上的强权，然现在也前所未有地与内地、国际靠扰；相对保留传统特色的新疆、西藏等地也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汉唐都护虽早已是湮没的辉煌，西元八世纪阿拉伯扩张势力将其回教化，泛突厥、泛伊斯兰思潮总阴魂不散，藏族占西藏总人口的大多数，与内地路遥地险，重山阻隔，文化传统绵连至今，但元、清的大一统却使我们生活到了同一个屋檐下。随着西部开发的深入进行，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必将加强，中国也务必尽快地促使全民抱成一团，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三

纵观五千年，中国人具有极为艰韧的生命力，她不断地吸收外来血液以丰富自身，是不同民族融成一体的成功典范。而中国、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如是地同步进行，三位一体，连绵扩展，其模式势必对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产生现实的借鉴意义。

总结融合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最普遍也最浅薄的是军事上的征服，它以占有他方的领土、人民与资源为目的，靠高压强权和愚民政策来维持统治；更高一筹的是殖民扩张，即迁徙本国民众定居到被征服地，以在人数、权势上居压倒性优势，从而巩固这一版图。

这两者之间，武力征服是基础，很少有哪个国家和民族会自愿地被外界所统一，同一民族在分裂中谋求统一，双方所想的往往都是自身的利益，故此通常是由更强者去兼并弱者，而通过伐谋伐交以屈人之国，同样也是一种征服。

但仅此两点，远为不足。被征服者在被奴役、被边缘化下，除了十分堕落的病夫民族外，均会极度地仇视征服者。两者的矛盾到了尖锐、激化的地步，征服者的统治就有动摇的危险。奴隶们不合作、闹反抗，生产劳动就没有积极性，社会秩序也会不得安宁，潜伏着种种的隐患危机，恶性的则演变为一个包附，使征服者得不偿失。

其实这也就是西方称霸世界的模式，欧美的传统历来就是以分化为主流，不断地生发出新的个体，通常奉行单边主义。其他的种族总是因其血统的差异性而被排斥在外，难以水乳交融。于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世界进步的同时，也不断地激化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公正合理的全球化因此而遥遥无期。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民族融合终极模式就显露出了其极大的优越性：民族是以文化的认同感来凝聚的，任何血统的人均能通过吸收文明而成为群体中平等的一员，多个血缘甚远的种族都能够融为一体。而中国文化，正是海纳百川、兼容常新，在漫长的数千年里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近代的落后，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对优秀传统与海外文化态度的渐趋理性、开放，必将整合演绎出新的普世文明。

所以，在中国拥有人口优势与创新文明的前提下，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方案是：以汉族、汉文化为主体核心，各族人民、多样文化平等交流，主动地摆脱各自的离心意识，自然而然地以中国人自居，积极参与民族大家庭的建设，共同融合到一个血脉里来。到了那时候，中国的主体民族也就从过去的华夏族到汉族，再进一步扩展为“华族”，并为最终的消灭种族差异、实现人类一家，奠定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