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辽金西京善化寺“金碑”的文化研究(2)

　　二、善化寺“金碑”之文化分析
1、佛教之信息善化寺是大同城内的一座古寺，在历史的岁月中屡跪屡起，深蕴着昔时佛教因果义理弘扬与传承的盛貌，记录与储存着丰富的佛教文化信息。据寺内现存碑记记载，善化寺创建于唐朝开元年间(713741年)，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明皇李隆基颁敦诏书，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寺，并按年号称寺名，统称“开元寺”，而善化寺的旧寺旧址就是唐代的一处开元寺。至五代后晋时( 936946年)，开元古寺改名为大普恩寺，辽金时亦称此名，迄明英宗始赐名善化寺。在明万历年间的《重修善化寺记》和《重修善化寺碑记》中，善化寺已经成为这座古老寺院的正宗名称，当地百姓则一直以其位居城南而以“南寺”俗称。
善化寺在明大同城之南门的西侧，其东侧也有佛寺称“七佛寺”。善化寺地势低凹，座北朝南，寺内的主要建筑一如唐代布局，皆分布在中轴线上，三重大殿，由下而上，由小渐大，在体积和量的变化中，体现出一种宏大、庄严、肃穆和高贵的盛唐古风。在三重大殿的东西两侧，还有两座唐代遗风的阁楼，西阁为普贤阁，东阁文殊阁于民国初年在火灾中塌毁。另外还有东西配殿，构成了“伽蓝七堂”的古制。在善化寺三圣殿内保存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以真实的记传文字，储存和传达出那个时代这座古寺丰富的佛教文化信息。
在佛家看来，兴建寺宇、崇饰塔庙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善化寺“金碑”中即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为:佛、菩萨是以有所关怀的“应世”姿态，展现“诱接众生，同归于善”的崇高言教境界，善化寺“金碑”称之为“佛菩萨境界”。在世俗看来，释迎牟尼弃世出家专心求法，就是放弃人世的一切欲念与利益。在佛教传人中国后的西晋时代，大和尚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称佛教是“方外之宾”。佛教僧徒披裂装，断蓄发，托钵念佛，显然与世俗之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然而，到了唐代百丈怀海和尚的时代，佛教僧徒则以一种积极应世的姿态，参与人世间所有善事和公益活动，以此作为修炼佛法的重要内容，修路架桥，贩济灾民，做善于世，益事于人，积极引导众生“同归于善”。所以，本着这种思想认识，佛教寺庙和佛教形象正是以这种方式参与世俗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使人人心存善念，这即是佛菩萨的一种期待，也是佛菩萨的一种境界。在善化寺“金碑”的开题段落中，撰者朱弃以南朝时的印度僧人达摩芦苇渡江，与南朝梁武帝萧衍进言救世以为“功德”，四次阐述佛教“应世”的观点，这种功德就如同现世哲王的救弊补世一样，以此之为功德，大矣广矣。
与上述相结合，佛教表明了一种观点和态度，那就是兴建寺宇崇饰塔庙，不仅仅是信仰行为，也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行为，而是佛教积极“应世”，参与世俗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一种姿态和境界。这种努力的结果和收益，就如同英明睿哲的世俗社会管理者一样，有着明显的利益众生的功德，而且其为功亦大矣。鉴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论述和阐释，正是朱弃所撰这篇碑文的出发点，也是建寺修庙的目的。
2,史之信息碑记之文，在于记事，在于述史。在善化寺“金碑”中，朱弃用了很大一部分文笔来记事述史。要点有三:一是从“大金西都普恩寺，自古号为大兰若”写起，追溯普恩寺的佛缘久远。然后一笔过去，具体陈述辽末保大二年(1122年)金辽大战给佛寺带来的巨大灾祸，原本庄严宏伟的古寺，顿然间“楼阁飞为埃扮，堂殿聚为瓦砾”，“仅存者十不三四”。在这一灾变的背景下，“骄兵悍卒”横冲直撞抢掠宝藏，而“残僧”和“遗黎”则为此而掩泣叹息。这种景象，就像是我们在战争影视片中常常看到的蒙太奇，是那样的真实和形象。朱弃以文赋之笔记写战争之景，在了解史实情状的基础上，给读碑文之人以巨大的精神震撼与心灵感染。二是重点记写普恩寺住持圆满大师忍辱精进重建大寺的经过。圆满大师少有慧根，前有宿因，入于佛门，精进勇猛，从不退转，是一位坚定自信的佛教修行者。然而，面对辽末保大年间战火对普恩寺的严重破坏，他带领所存僧人“合谋协力”千辛万苦化缘聚资，经过长年累月地努力，从金代天会六年(1128年)至皇统三年(1143年)，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把残毁的大普恩寺重新修建而成。其时的大普恩寺建筑，有大殿、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阁、普贤阁、前殿大门和左右斜廊，合计80余楹。从此记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圆满大师的大功德，也可以体悟到朱弃由此而产生的轻松和愉快的心情。接下来朱弃用24句有诗赋特征的句子来描写大殿和佛像的美妙与壮丽，来描写前来瞻仰游览者的钦佩与赞叹。以此具体的大功德回照应证碑文伊始处对佛教利益众生功德世间的议论的阐发，于文完整圆合矣。递进而下，再写已74岁的圆满大师成此功德的艰难与不易。朱弃以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写下圆满大师为重新修建普恩大寺的种种努力，记事之下，情动于衷。二是点出自己撰此碑文的机缘，实事实写，真情实感，读来亦颇让人感动。撰写碑文的朱弃，落款署名为“江东朱弃”，所以后世人们将这通善化寺“金碑”称之为“朱弃碑”。从提款得知，朱弃时任宋通问副使，与正使王伦一行前往北地问安两宫(宋徽宗和宋钦宗)，当他们行至西京时，被金人扣留，长达17年之久。在此期间，金人也曾以高官厚禄诱降，但朱弃终不为所动。做为南宋的一名官员，在北方没有亲人没有自由的17年羁押，其生活的艰辛和精神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唯一能使他感到松畅和愉悦的就是他“迁于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的这14年。做为一个“亲身见之”的当事人，他责无旁贷地担当了普恩寺重新修建之后立碑以志的撰文者，为我们保存和传达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在碑文的最后，朱弃又补叙了普恩寺的历史，寺建于唐，唐明皇李隆基赐“开元”名号，五代后晋时更名大普恩寺，并对钟楼上铜钟的落款“清泰三年”做了考辩，对其网文做了说明，有主有次，事史圆整。
3、文化之信息从本质上讲，佛教艺术创作的一切活动，都是人类精神追求和心灵向往的一种表现，都是人类以创造的姿态美化人生的一种努力。佛教文化中的建寺塑像撰文刻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传达。在善化寺《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中，透露出一种庄严凝重的佛教文化信息，也透露着辽金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流露出碑文撰写者的人生际遇和感悟。从文化信息的角度看，善化寺“金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信息传达:一是在朱弃看来，佛教中的佛菩萨在世俗生活中的出现与张扬，同以救弊求安求富为己任的世俗社会中的帝王是一样的，不管他们表现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其所追求的利济众生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在佛家看来就是功德之事。不过，就功德而言，言的功德与行的功德显然还是有区别的，那些以不力之体，经过千辛万苦而崇饰塔庙，兴建寺宇，以示现佛菩萨境界者，达到饶益社会与众生的，才是最大的功德，重修大金西都普恩寺的圆满大师就是这种大功德的实践者。注重善的实践，注重佛教修行的社会效益，提倡有为功德，是大乘佛教的一种精神追求。像圆满大师那样，以古稀之身精勤修业募化建寺，这在江东才子朱弃看来就是无尚的大功德，是应该昭彰其功颂赞其德的。二是朱弃的筑馆教授，为北地传播文化教育。朱弃是《宋史》和《金史》皆有其传的人物，在宋徽宗和宋饮宗被金人俘押到女真故地黄龙府后，他以吉州团练使的身份被朝廷选为首批赴金问安两帝的通问副使。对其个人而言，命运便由此改变，历史也因此有了宋金冲突纠葛的另一笔记载。当作为通问副使的朱弃和正使王伦到了西京后，却被扣留于此地，前不能进，后不能归，在金人的威逼与利诱面前，展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生动故事，期间的痛苦、孤独、愤闷和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当结束扣留，归于南方的时候，他在北地西京已经度过了整整17年时光。在被扣留于西京3年后，他“筑馆”当了传道授业的教书先生，而且在西京还很有影响，即使是上层的女真贵族，也把子弟送人塾馆中接受其教育。朱弃将深厚儒雅的江南文化带人刀光剑影雄劲粗犷的西京之地，对文化的交流与知识的传播做着默默无闻的贡献。从他那文笔畅爽记议妙佳的碑文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江东才子的大气与宏雅。三是辽与金的争战和金与宋的冲突。契丹和女真皆属于东胡游牧民族，皆起于辽河与嫩江流域。契丹建立辽朝后，在行政区划上设五京之制，而女真灭辽建立了金朝后，也沿袭前朝五京之制。辽在西京兴建了大华严佛寺，并且以国家宗庙的格局“奉安诸帝石像、铜像”，皮藏佛教典籍与其他文化图书，俨然像一个国家级的图书馆。金灭辽后，依然在西京之地重视佛教和文化上的建设，在被战火毁坏的华严寺旧址上重构盛大的庙宇伽蓝，采用辽的风格和习俗，再现了大华严寺过去座西朝东矗立于高大月台之上的盛貌。就其规模和风格而言，可以见出其文化选择和审美时尚的趋同性。尽管有那场保大年间的辽金大战，但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使得他们在西京华严寺的兴建与重建上保持了高度的文化上的相通与一致，善化寺也是如此。金宋的战与和，尽管也在碑文中显露了出来，但表面上的冲突与纠葛并没有断杀他们在短暂安宁中的文化交流。朱弃在“筑馆”授学中，在与善化寺僧众长达14年的朝夕相处中，相互的感染和学习是必然的，朱弃碑文中表现出的儒佛共表、宗教与世俗同构、义理与文采相映的特点，便是这种文化交流的明证。
辽金西京善化寺“金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蕴藏有丰富的佛教信息、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宗教、文化和民族的状貌，定当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