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1940至1953年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深化与发展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人长期探索的思想结晶，是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反省，特别是对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化论争予以深入总结之后而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虽然，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海内外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笔者看来，以往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往往满足于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几条“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一般说明，而忽略了对其内在丰富具体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揭示;相对比较注重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问题的探讨，而对于1940年以后该理论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党内外众多的普通文化工作者的理论贡献则相对忽略了。

　　实际上，自1940年初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提出之后，这一文化思想的发展并没有终结。中共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普通文化宣传工作者，在其大量的论著和文章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许多具体方面，都做过进一步的阐发和探讨，实际上发展了这一理论。笔者以为，这一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宏观角度整体阐发这一思想的专论陆续发表，并在民族化、大众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及其彼此关系的某些具体方面有深化、细化的论述;二是有学者尝试从哲学、文艺、道德和教育等具体的文化领域出发，去自觉构建各自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三是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所强化的“人民本位”的文化主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有新的整合。

　　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展开一些探索，以期进一步深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研究。

　　一

　　1940年以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丰富和深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有学者从道德、哲学、教育等各个方面，尝试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在各个具体领域里的思想和学科体系。

　　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的道德形态问题，此前并无系统讨论。但建国前后一些普通理论工作者对此问题却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出版过专著。如1949年香港智源书局出版了潘朗所著的《新民主主义的道德》一书。该书既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道德的力量源泉，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身的“道德性”以及它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也说明了这一道德体系自身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等问题。同时，还就苏联新道德及其与新民主主义道德的关系作了分析。此外,1950年徐特立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论国民公德》一文，该文对《共同纲领》所提倡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等“五爱”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这是新民主主义道德在公德方面的具体体现，将“五爱”作为全体国民的公德，既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道德以共产主义思想为主导的原则，同时也明确将新民主主义道德分为不同的层次，体现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结合，以及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上述论述，都是在道德领域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又如，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有关内容，自1940年后也有过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到建国前后，一些进步教育工作者如朱智贤等还曾掀起过对“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热潮，出版过不少有价值的专著。可惜长期以来，在一些相关研究中，极少被提及，它们几乎被堙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了。事实上，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教育、道德思想的体系化探索无疑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由于新民主主义道德思想、教育思想的理论探索与学科实践，内容丰富且较为完整，笔者已发表专文论及，此不赘言。

　　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后，还有一些从整体上和哲学高度上研究和阐发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著作问世。它们对我们认知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不无裨益。如1941年出版的宋无《新民主主义哲学论》一书，就是典型。该书不仅首次专门从哲学的高度，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生及其哲学根据进行了整体把握，认为“新民主主义哲学乃是这新文化的综合底集中底表现”，是新文化的理论基础，而且还首次阐发了对于“新民主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内涵，其强大的文化功能以及对“当时新民主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问题的初步认识。

　　该书在阐述新民主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基本特征时，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以“民族性”问题为例。作者认为，新民主主义哲学的民族性表现为如下四个特征：第一，它是用中华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正确的一般发展法则;第二，它进一步地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史，“吸收消化了世界哲学思想的高度成果，成为自己民族的血和肉，同时把自己民族过去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下来”;第三，它丰富了世界革命理论的内容，因为“世界革命理论的内容是要靠各个特殊国家的革命理论来充实的”;第四，它服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革命性，充分提高了民族的自信心，并在这民族解放斗争中充分地发展了丰富了它的内涵。这些从哲学角度的论述，对我们较为全面地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民族性内涵，无疑是有帮助的。

　　此外，对几种在文化民族性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作者也一一进行了辩驳。如针对有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哲学是否含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意味，作者就辩驳说：新民主主义哲学对于中西哲学的吸收与发展，不是可以用机械的凑合法----“体”与“用”的物理关系所能解决的。新民主主义哲学主张用化合的办法，把有利于中华民族的革命的一切优秀成分，统统消化了，变成自己的血肉，来帮助“担当这当前的历史实践”。他还进一步强调，新民主主义哲学反对抽象地理解“体”、“用”，反对那些“体”、“用”主义者只吸收外国的自然科学来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的主张，而是要求对于不论中学西学，不论其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概地予以批判地接受，以促进中国社会历史之飞跃为依归。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哲学把握的“只是真理的一般性与具体表现或运用之辨证关系。”

　　与此同时，该书还创造性地总结出作为新文化理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哲学所应该具有的五个“民主性”特征，认为其一，这种新哲学必须“给中华民族的新民主政治提供正确的方法论基础”;其二，它必然是“进一步地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史”，在批判地接受中国旧文化中，昂扬了其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的糟粕”，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哲学史不断从低级阶段飞跃至较高的阶段;其三，它必然“丰富了世界民主主义理论的内容，同时给一切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被压迫人们锻炼了模范的民主政治理论底基础”;其四，它必然“为中国民主政治将来作进一步发展而尽其理论上的开导工作，这就是说，它将为之作启蒙工作，并指示着中国民主政治将来应循的发展之路”;其五，它在目前必然应当尽力发挥最大作用以服役于民主宪政的确立与展开，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不论上述概括本身的科学性如何，这种从哲学的角度和高度表示出的异乎寻常的“民主”关注，显然都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品格。

　　不仅如此，针对有些人认为中国过去历史曾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直到最近才开始反封建的革命和主张民主政治，因此怀疑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时，作者明确指出，虽然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有许多次的民族革命的爆发，而民主革命绝无仅有，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仅有丰富的民族性的宝贵成分，而没有“民主性精华”的存在。因为“民主同民族一样，也是历史的范畴，它不是被欧美资产阶级提出了后，才在历史上存在着。并且它的内容，也决非限止于今日欧美资产阶级所行的民主。在历史上，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反抗剥削者、压迫者的暴动都可看作民主性的革命，而反映这些反抗的意识形态，都可看作带有‘民主性的精华’”。这里，可以明显看到列宁那著名的“两种文化”论的影响。

　　凡上所述，实际上都无不体现了1940年以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具体发展。

　　二

　　在1940年以后至建国前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与实践发展的过程中，1944年底陕甘宁边区召开的文化教育大会(简称文教大会)特别值得关注。该会规模空前，出席代表45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从人民当中生长起来的工农兵代表，也有著名的医生、学者、作家、诗人、画家和蒙回民族的代表，共同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群众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卫生、教育、艺术、报纸四部门”。毛泽东、高岗、罗迈等中央领导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此前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文教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形成如下强烈共识：“文化教育是少数人专有品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从新把文化教育归还给人民大众”的“人民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并正在边区逐步实现，表示要为“在全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全中国造成人民文化的新时代”而奋斗。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开展群众医药卫生工作、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发展群众艺术、开展工厂、机关、学校文教工作等7个决议，这些决议，内容极为细致丰富，充分体现了本次会议“为广大群众服务”、通过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紧密结合的方式来发展“民众文化”，使文化属于人民的精神。

　　实际上，这种文化精神和取向，也是毛泽东《讲话》精神和整风运动思想的具体落实和发展。它凝结了毛泽东等人对“大众化”和“民主化”二者合一性理解之后的文化导向。其积极面，则无疑是促进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扩大了广大劳苦大众享受“文教”的权利和文化发展的社会阶级基础，使得民众迅速成为文化创造带有主人翁精神的主动参与者，从而极大地焕发出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由此次会议叫响的“人民的文化”、“人民文化的时代”等标志性口号，在此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传播极广，非常流行。与此类似的提法，还有“人民本位”、“人民主体的文化”，等等。

　　与这种“人民本位”论相伴随，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还出现了重新强调“文化与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倾向，这也是“共同纲领”文化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精神所在。以《新民主主义五讲》为例，作者在“劳动与文化相结合”一章里，详细论述了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意义以及劳动和文化的关系。在作者看来，虽然 “劳动分工是社会发展必经之路，曾造成了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伟大进步”，但由于劳动分工而招致的肉体劳动群众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损害，是不可计量的。“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分离，必然使一部分出身知识分子的人，离开了劳动过程，他会把科学，艺术及一切属于智力范围内的事业，据为己有的，于是社会上出现了某某家，一旦成了家，他便有游离现实生活的危险，与劳动的群众，慢慢会疏远和陌生起来”。作者强调，“由实践劳动所产生的文化，才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必要具备的条件。”这些论述，在强调劳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反映出建国初期，在文化建设中已经出现了某种轻视书本知识、轻视理论研究的偏向。

　　至此，毛泽东所谓“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以雄壮的“人民本位”旋律，彻底压倒了一切嘈杂的文化思想主张，成为众口一词、高亢激越的真正的时代强音。

　　三

　　在宏观阐发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思想建树方面，建国前吕振羽的《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胡绳的《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等文，建国初陆定一的《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邵荃麟的《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认识》和徐特立的《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等文，以及秦牧的《新中国的文化教育》等书，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各自的发挥，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首先，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和中国化问题。

　　1940年底，吕振羽就此主题著发长文，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认识。该文提出“要把认识民族文化的研究过程和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实践过程统一起来”的观点。他强调说，“在这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哪些东西是优良的传统，这不是可以凭常识去判断，而要我们的文化战士，从全部民族文化史中进行科学的深入的研究，去挖掘其优秀成果和进步因素。从而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才有实践的内容”。主张“把认识民族文化的研究过程和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实践过程统一起来，既不容是盲目的实践，也不容为研究而研究”。由此观点出发，吕振羽对四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不良或错误偏向提出批评：一是“复古主义或国粹主义的”态度;二是“反历史主义的偏向，根本否认文化的传统性”，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文化的“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三是以为那些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既是所谓优良的因素，便无须经过科学地批判与改造的过程”，可以直接“保留”下来;四是“根据‘新质发生于旧质的胎内’的论点，便曲论民族旧文化的遗产”，认为是创造民族新文化的所谓“中心源泉”。

　　此外，吕振羽还提出了不能把“民族形式”简单等同于“传统形式”的新看法，同时，他也反对把所谓“习闻常见”的传统一律视为必要的“民族形式”的简单做法。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形式”和“中心源泉”问题，实际上最先是从文艺角度提出来的，1939年兴起的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最初主要从强调文化民族性的立场着眼。除毛泽东外，陈伯达、艾思奇等在讨论中发挥了较大作用。而吕振羽的上述思想，郭沫若、茅盾和王实味等人在讨论文艺“民族形式”的论文中，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到过。如郭沫若在反对民间传统形式为新文化中心源泉的观点时，就曾生动地批评说：“中山装在衣裳文化上已经是崭新的一种‘民族形式’了，但它的中心源泉何尝出自蓝袍马褂?”

　　在“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方面，王实味的有关批评矛头所向更广、更激烈，他反对寻求所谓抽象的“民族形式”，反对把“民族形式”等同于“旧形式”或“民间形式”，反对“只从字面上了解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因而认为只有章回小说，旧剧，小调——才是‘民族形式’，甚至认为五四以来的进步新文艺为非民族的”一类看法。他明确宣称：“我们底文艺的民族形式，便是世界进步文艺依据我们民族特点的具体运用。这民族形式只能从民族现实生活的正确反映中表现出来。没有抽象的‘民族形式’”;“‘旧形式’不是民众自己的东西，更不是现实主义的东西，它们一般是落后的”;“旧文艺的格式体裁还可以运用，有时甚至需要运用。但这运用既不是纯功利主义地迎合老百姓，也绝不能说只有通过它们才能‘创造民族形式’。主要的还是要发展新文艺”等。王实味的这些看法，与后来延安文艺整风的主调并不完全一致，也不无偏颇之点，但却引人深思。

　　胡绳的《新文化的方向和途径》一文，可以看作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等问题的理性总结。他认为，“20多年来，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方向一直是朝着民主与科学的方向，但是也曾有过一个错误，以为既然是新文化，就不能带有任何民族的色彩，因此就抹煞了一切民族文化的传统，甚至抹煞中国民族生活的特点，这样就使得新文化难以在民族的土壤中根深蒂固”。而抗战以来，在与倒退的民族思想坚决对立的同时，改正了过去文化运动中抹煞民族特征的错误。“人们学会了要重视民族文化传统，但并不是无选择地搬来一切文化古董而成为复古主义者;人们也学会了重视中国民族生活的特色，但并不是以中国国情为理由拒斥外来文化的有益滋养而成为排外主义者”。胡绳强调，有益于民族的前进的文化一定是科学的、民主的文化。民主与科学才是进步的民族的文化的内容。并认为，解决文化的民族特征问题，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其次，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揭示方面，也有不少文化人做出了进一步努力。如关于“文化民主”，胡绳的有关认识就颇具代表性。他指出：“关于作为文化内容的民主与科学，也经过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的实践与理论检讨而更加明确了”。在他看来：

　　“五四”时期的民主文化还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内，1927年后虽然喊出了大众文化的口号，但也未能冲破小圈子。“抗战时期的文化实践渐渐使人们深切感觉到，在当前的中国，假如不真正是人民大众的文化，就算不了是民主的文化”，“抗战使一向作为文化活动的中坚的知识分子开始较真切地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的地位。假如文化不能为农民所接受，不能与农民相结合，那么在大城市中空喊着大众文化，究竟不免于只是空谈”。胡绳强调，“中国的民主事业基本上是农民的解放，中国的民主文化基本上也不能不是农民解放途中与农民相结合的文化”，“大众的文化不能不以农民的文化水平为基础，从普及中渐求提高” 。

　　虽然，胡绳这里仍然未将“大众化”与“民主化”加以区别，并把“大众”主要限定在农民的范围内，存在着明显的思想欠缺，但是他却无疑将这种典型化的认识发挥到了极至，把其中在当时合理的成分强化到了极至。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邵荃麟和徐特立等则有新的阐发。邵荃麟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应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迷信、盲从和专断。为此，必须在斗争中“确立科学的最高原则”。这一科学的最高原则“就是以唯物辨证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去认识自然与社会，在文化的创造上——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艺术——情形是一样的。只有能懂得那变革的历史条件，能掌握历史发展的法则，能够使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才能谈得到科学的文化”。他重申《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物”的重要性，认为“新中国的人民必须具备能认识新中国的科学头脑。”

　　徐特立则在《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文章中，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要培养“高度自觉”的人民，而不是培养盲目服从的顺民，这就决定了文化教育科学化的至关重要。他还具体说明了科学民族化和大众化的具体内涵、特点、意义和做法。

　　教育部颁发的《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在谈到这一文化的科学性时，则是将有关民主性和民族性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处理的，并认为不民主、不民族的文化也就是不科学的。故它写道：“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反对武断、盲从、迷信、倒退、保守思想，提倡客观真理，主张实事求是，要求理论与实际的一致。它与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反，而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文化，其集中的表现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提倡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并运用科学的观点，以解决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学、艺术各项问题”。这里，把“毛泽东思想”直接视为科学，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一时期，在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时，把“民族形式”与“民主科学的内容”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来考虑，已成为中共党内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用邵荃麟的话来说，就是应该将它们“作一个整体的概念去认识”;用胡绳的语言来表述即是：“实事求是的科学，人民大众的民主，民族实践生活的需要，三者结合，才是中国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则说得更为明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者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相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它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三者的统一。科学的内容如果不与民族的形式相结合，它就不能掌握大众，成为大众的东西;反过来，大众的方向如果不通过民族的形式与科学的内容相结合，它就不能成为指导实际运动的有血有肉的客观真理。”但这种直接归纳毛泽东表述的观点，也遭遇略有不同的意见，如冯契就著文申明：“所谓地域性的特色或民族风格，决不只是形式方面的问题而已。普通讲到中国气派，常只提到民族形式。其实，形式和内容决不能分成两截，而风格正存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假使一篇文艺作品够得上说中国气派，那不但说它的形式是民族形式，而且它的内容也必定取自中国的现实。”由此，他在强调文化民族性的同时，更加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认为中西文化的冲突，既是民族性的冲突，更是时代性的冲突，而且后者是基本的。

　　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胡绳、杜国痒、艾思奇、王亚南等中共思想家，对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带有新式“复古”倾向和从唯心论出发讨论文化问题的思想论调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如胡绳对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蒋介石“诚”哲学和钱穆从史学角度阐发的关于儒学和传统政治精神之观念所作出的批评;杜国痒对“复兴礼学”论的回应;王亚南对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互为表里关系的深刻辨析与揭示等等，在当时都产生了影响。建国初期，这种批判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锋芒更明确指向“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文化。《共同纲领》就规定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因而李岳南的《新民主主义五讲》在讲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时，首先便是“扫除反动的文化”。这种反动文化主要就指以上三类。

　　在这些带有政治倾向的学术思想批判活动中，人们也进一步阐发了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文化观念，不过其中，有的业已明显超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既有范围而带有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与当时人们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性质尚不成熟的理解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问题，也有进一步阐发。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问题，在中共党内认识一直比较含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谓“‘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基本上被人们所沿用。如陆定一在《新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一文以及秦牧在《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一书中都采用了这一说法。《新民主主义论讲授提纲》则进一步从国际文化统一战线的角度突出了这一点：“在今天国际文化两条战线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与国际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反动堕落文化斗争中结成坚强的国际文化统一战线”。这也可见建国初期中国文化选择的国际环境。吕振羽更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它是“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化范畴的。”

　　应当说，认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社会主义文化一部分”的观点，在建国前后，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成为当时全党上下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思想文化根源。当然，有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问题，当时思想界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如李勉在1949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本质论》一书中，就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也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甚至也不是两者的“一般综合体”，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他虽然主要从经济角度入手来把握这一问题，但在逻辑上显然包括了文化性质问题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