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狂欢(2)

　　三、狂欢化的翻译
　　近代中国翻译史上涌现了很多的翻译人才，譬如，早期的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等，五四时期的鲁迅、瞿秋白、郭沫若、成仿吾等等。他们的翻译思想、翻译策略、翻译题材有着极大的相似与不同之处。这时期翻译的经典标准“信、达、雅”出现了，还提出了“善译说、“宁信而不顺说、“易解、丰姿双标准论、“绝对正确、绝对白话、“信顺统一、“创作论”等理论。归化与异化并存，直译和意译相交。他们的翻译涉及到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及儿童文学等，大量的政论文、社会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及侦探小说纷纷涌现。这时期所用的语言也是杂色纷呈，或白话、或文言、或俚语、或文白相问。更重要的是，这时期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西方翻译理论家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应被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研究。这些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但多元系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地位不同的系统，永远在互相争夺中心位置。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转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转变因素联系起来研究。
　　该理论还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系统，其中的翻译文学在三种情形下会出现繁荣，甚至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
　　(1)当文学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即文学还“幼嫩”，正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
　　(2)当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时；
　　(3)当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
　　根据佐哈尔多元系统假说，当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时，往往会打破译入语文化的传统规范，译者会着重译文的“充分性”，也就是说，译者通常会遵守出发语文化的规范：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模式，这时译者着重的是译文的可接受性，亦即遵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
　　佐哈尔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在中国翻译的第三次高潮中，我们能找到与多元系统中构建的三种情形相契合的例子。中国文学有悠久的历史，因此第一种情形似乎并不适用，但是传统小说一向被视为“小道”，所以实际上是处于边缘的位置，这符合第二种情形：此外，以梁启超为首的“新小说”派在提倡小说界革命时，又对传统小说大力贬斥，以致小说这一文类变成真空，这是第三种情形：其实，第一种情形也是出现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连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
　　这时期的林纾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中国新文化的诞生，他是其中的一位先驱。他的翻译小说无异于一扇洞开的窗户，晚清中国人首先从这里瞥见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整整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鲁迅、钱钟书当初对林译小说的痴迷，从他们的自述中都可见一斑。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的形成，林译小说有开拓之功。中国小说的狂欢化、各种小说并存的现象，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距离的日益接近、以至模糊化，林译小说是肇始之源。
　　梁启超的力倡自然功莫大焉，但林译小说恰恰成为对梁氏言论最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大量的林译小说向人们展现小说本身的丰富美感，仅仅靠梁启超等数量有限而美感不足的政论文式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很难想象现代小说真的会在很短时间内征服传统文人，由“小道”、“下流”跃升为“上乘”，导致传统小说观念根本改变。林纾用文言翻译西方的小说，以中国文人认可的“雅语”讲述琐碎而包容万千的世俗人情，为填平中国千年文学雅与俗的鸿沟作了最初的可贵的尝试。
　　与严复使用的归化不同的是，处在一个社会、文化观念转型历史时期的林纾并不完全保守封闭，他既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又提倡积极向西方学习。于是，翻译思想上的变化使翻译策略也由归化向异化转变。因此，林译小说中不乏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欧化句法”，如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拍卖情节中，林纾多次用音译的“弗郎”代表法国货币中franc(法郎)；另外还出现了至今都通用的“礼拜”一词代表week(周，星期)，对于很多人名和地名，林纾几乎都是直接音译，如地名“拉非德”，人名“马克格尼尔”，“亚猛”，“汤姆”等等。
　　林纾是古文家，他的朋友们称他能用“古文”来译外国小说。事实上，林纾认为翻译小说和“古文”是截然两回事。“古文”的清规戒律对译书没有任何裁判权或约束力。所以，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这只要看林纾渊源所自的桐城派祖师方苞的教诫，我们就知道“古文”运用语言时受多少清规戒律的束缚。它不但排除白话，并且勾销了大部分的文言：“古文中忌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后来的桐城派作者更扩大范围，陆续把“注疏”、“尺牍”、“诗话”等的腔吻和语言都添列为违禁品。受了这种步步逼进的限制，古文家战战兢兢地循规守矩，以求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一种消极的、像雪花那样而不像火焰那样的纯洁。从这方面看，林纾译书的文体不是“古文”，至少就不是他自己所谓“古文”。他的译笔违背和破坏了他亲手制定的“古文”规律。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滑稽外史》第一七章写时装店里女店员的领班那格女士听见顾客说她是“老妪”，险些气破肚子，回到缝纫室里，披头散发，大吵大闹，把满腔妒愤都发泄在年轻貌美的加德身上，她手下的许多女孩子也附和着。林纾译文里有下面的一节：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日：‘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成谓我如名花之鲜妍’一歌时，顿其左足，日：‘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日：‘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竞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颠覆．”
　　这真是带唱带做的小丑戏，逗得读者都会发笑。这段“似带讴歌”的顺口溜是林纾对原文的加工改造，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他一定觉得迭更司的描写还不够淋漓尽致，所以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正是他用了心的译文把当时的文人学子和平民大众一起囊括进他的小说世界里，着了魔似的。惹得后来的精英们也如痴如醉。
　　可见，这时的翻译文化开始脱下那高贵典雅的盛装走向平民大众，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翻译家放弃了传统精英文化用理性、人生的价值、历史的意义、人的终极关怀等深度文化价值取向为大众构造的理性文化或理想文化空间，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生计(生活的原生态)回归。他们逐步对当时中国各个层次的人的文化和知识生活进行了反思。他们并非仅仅简单地喊几声“拯救清政府”或哀叹“中国人的劣根性”，或干脆对之不屑一顾，而是直面这些复杂的现象，以自己的一支译笔担负起了介绍被压迫民族、国家、弱势群体的反抗、拼搏斗争精神。其结果促成了精英与大众文化的共融和一种多元共生文化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