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教育论文发表

　　中国美术教育，是以学校为园地，以适合于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美术观念为宗旨，以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美术人材为目的的新型美术教育。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美术教育论文发表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美术教育论文发表篇1

　　试析构建中国美术教育新理念

　　摘要：在美术教育中往往以西方艺术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为重点，至于中国对西方艺术的影响很少谈之，这不利于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中国艺术以独特的创造法则和审美取向在世界艺术之林独树一帜。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西方艺术，不管是绘画、建筑、工艺美术中都有中国艺术的元素存在。很多西方艺术大师都在毕生研究东方艺术，从中吸收很多元素，创作出无数的艺术珍品。虽然研究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可简单言之。但研究好这个问题，对构建中国艺术学体系的完善有其重要意义。

　　关键词：美术教育;中西艺术;文化交流

　　中国和西方美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体系，但二者随着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却相互影响着，这是无可质疑的。我们在美术教学中，往往以西方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为重点，比如佛教艺术、希腊、罗马雕刻等等，至于中国对西方的影响往往避而不谈或很少谈。其实，在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每年都会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东西方美术展》、《东方文物展》等活动。西方学者更加关注中西艺术的交流研究，如法国学者雷蒙·施瓦布就在《东方文艺复兴》中谈到：除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外，还有东方文艺复兴这个概念[1]。所谓的“东方文艺复兴”是指受东方艺术影响发展的西方艺术。因此，在现代美术教学中，我们如果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不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异同，不利于创作和研究的顺利进行。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艺术交流也无外乎丝绸之路的开通和《马可波罗游记》传播的影响最大，下面就此为切入点，就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影响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对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丝绸之路的作用

　　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我们只能从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来证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穆王时代的《穆天子传》，其内容的可信度有多少值得研究，但是它也不是战国时代人们的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公元前7世纪希腊诗人阿里斯坦的长篇史诗《阿里马斯帕亚》记载有东行的过程。而且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也加以引用。由于这些文献对东方文化的描述和记载，才出现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的事实，他占领古印度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大夏)，使此地区成为东西政治文化交流的第一个中心地带，诞生了明显带有希腊、罗马“阿波罗”式艺术特征的犍陀罗艺术。公元前2世纪中国河西走廊大月氏的西迁，灭大夏建贵霜王朝，东西文化开始了第一次撞击交流。汉武帝时期经营河西，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文化交流要道“丝绸之路”。东汉班超父子西域活动，开始正式的中西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活动，佛教也此时也传到中国。

　　西汉汉元帝在位时期，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打败并收服匈奴国和康居国。在投降的胡军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罗马帝国的将士，他们被安置在河西走廊的永昌县境内。近年在新疆、宁夏、甘肃、陕西、河北、河南等丝绸之路遗跡的发掘调査中发现大量罗马时代的金币，都可以证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及其贸易往来的频繁[2]。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文化”贸易的往来，中国的丝绸也传到中亚、西亚地域。据罗马史学家鲁卡努斯记载，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所穿戴的丝绸服饰曾引起世人的羡慕。丝绸的绚丽奢华，高贵优雅，使之成为罗马贵族的“奢侈品”，皆以身着有中国刺绣服饰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公元92年，古罗马皇帝专门修建了用来存放中国丝绸的仓库，证明当时的丝绸需求量相当的大。中国的青铜器和陶瓷在古罗马的市场上也随处可见[3]。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多处记载贵族穿戴锦绣袍服，也应该是指中国的刺绣。这也是欧洲人将中国称之为“刺绣之国”的由来。

　　近年，在中亚、西亚地区发现许多汉式铜镜，从这些中国铜镜的分布和时代与地域性来看，主要是在汉朝同西域诸国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这些国家不仅从中国输入铜镜，而且还大量铸造和仿制这些铜镜，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和铜镜艺术对中亚、西亚地区影响的一个层面。

　　佛教的传来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件大事。艺术的影响更不用说了。据《建康实录》记载，张僧繇曾用天竺“凹凸法”在一乘寺绘制壁画，因其强烈的立体感吸引观众，以致时人称一乘寺为“凹凸寺”，这显然是从西域传来的一种新的绘画风格。同样敦煌、云冈石窟的早期佛教造像也具有希腊、罗马雕刻的特征。但是，既然文化是通过交流传播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对西方艺术的影响。三国的朱士行、东晋的法显都曾西行求法，法显从陆上丝绸之路出发，从海上返回。而玄奘法师则于公元629年至645年，历时十六年游学印度。公元638年初到阿旃陀石窟朝圣。由于玄奘法师的到来，带来中国画风，阿旃陀石窟中期的壁画内容世俗性题材和社会生活场景的画面开始出现和增多。特别是最盛期的第一窟后壁绘有巨大的菩萨和很多侍从、飞天参列其中，他们的姿态、表现手法风格和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风格如出一辙。这种构图、题材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可能是受到中国绘画(长安佛教)的影响。可以说东西绘画艺术的融合在这里得到完美的体现。

　　唐玄宗的天宝九年(750)，高仙芝西征西域(今塔什干、吉尔吉斯)，被大食(阿拉伯)击败，唐军很多士兵被俘虏，其中有工匠，使中国的造纸技术传到欧州。唐代旅行家杜环也在其中，他本人曾经游历西亚、北非，成为第一个到过非洲并有著作的中国人。他于唐宝应初年761年乘商船从海上归国，据他的《经行记》记载：当时在大食的还有“汉匠起做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此书虽然遗失，但被他的叔叔杜佑《通典》引用[4]。此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中国的金银匠、画匠、丝织工、造纸匠都传到西方。此时正是东罗马拜占廷艺术的兴起时期，我想中国艺术势必已经影响到它的发展。还有就是海路的发展对“哥德式”建筑艺术也有很大影响。

　　2011年4月“南海一号”的打捞，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艺术对西方影响的最有力证据。它是一艘南宋末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送外销瓷的船只，为我们提供了中国陶瓷艺术对西方影响的珍贵实物资料。从船中发现了德化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的陶瓷精品，特别是棱角分明的酒壶、喇叭口的大瓷碗，都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浓郁的阿拉伯风情，学者普遍认为是宋代接受外来订货的来样加工品。这与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中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五十多个国家，最远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的记载相符，近年在非洲7个国家和地区有二百余个地点发现了中国古瓷和古钱币，即可以证明。如埃及的福斯塔遗址发现了长沙窑釉下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而且还发现定窑海棠杯、芒口“官”字款盘、龙泉窑的缠枝花草碗、凤鸟纹大碗、莲花瓣碗盘、双鱼洗，景德镇青白瓷刻花斗笠碗、牡丹纹碗、青花牡丹变形边莲瓣纹瓶、蓝地白花大盘、福建窑青瓷、广东青瓷、德化白瓷和北方磁州窑的瓷等遗物，都可以证明东方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力度。 　　元代随着疆域的进一步扩大，中西文化的交流达到空前的规模。郑和的七下西洋的航海，到达地中海沿岸和非洲(五次)，可以说中国的文化艺术彻底为西方世界所了解。

　　二、《马可波罗游记》的作用

　　宋末元初威尼斯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1254-1324)和叔父到达中国的元大都北京，在此居住和生活了二十余年，著有《马可波罗游记》(1299)，将中国文化和艺术全面地介绍到欧洲，并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对欧洲人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条件，掀起了新一轮对东方艺术追求的狂潮。14世纪意大利丝绸纺织中心卢卡出产的丝绸图案，出现了中国的飞禽、荷花、水鸟、假山石、卷云等中国的元素符号。我们不必追究是否有中国绘画雕塑影响到欧洲，就瓷器而言，宋元瓷器多花鸟题材，特别是民窑更多。到了明初中国瓷器的形式和内容更是丰富，出现五彩人物、山水、花鸟等等，特别是宣德年间，可以说瓷器的绘制是“人物毫发具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的画”。

　　中国是瓷器出口大国，就这些工艺品我想完全有可能刺激欧洲的艺术发展，使他们产生灵感而改变艺术风格。所以说从中世纪的那种无生命力的湿壁画作风一变成为文艺复兴的生动作品，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中国艺术的影响和刺激作用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出现的现实主义画派，是最直接的受到来自中国宋代宫廷画派写实风格的影响。1350年修建成的比萨卡门壁画中，出现了在西方未曾有的带翅怪物，这在当时中国的画家来看，只不过是中国同时期羽人、飞天以及瑞兽造型的一种变形。

　　13世纪至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至少是受到中国游记中描写的影响，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东方人的形象和容姿。如乔托的壁画，威尼斯培利尼的作品，佛罗伦萨画家安琪列柯、李毗、波提切利一派的绘画，所绘人物恬静，设色工整细润，线条勾勒与神韵及装饰效果，都与我国隋唐时代的佛画、人物工笔画有一脉相承之关系。

　　达·芬奇作为一个艺术家、科学家对中国充满好奇心，达芬奇的笔记中记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风土人情，在其透视画法中，人物背景所呈现出的郁郁苍苍的空间感，在以往的欧洲绘画中不多见，但在我国传统绘画艺术中普遍使用。他1472年绘制的山水素描就体现出中国山水画的技法和构图。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基伯尔提在佛洛伦萨主教堂洗礼堂制作的青铜门浮雕，边沿装饰的花鸟，可以说就是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影响和移植。1328年画家西蒙尼·马尔蒂尼为锡耶纳市政厅会议室制作大型壁画《基多里西奥·达·福格利安诺》，营垒布置吸取了宋代以来建筑描绘中的写实手法，栅栏成波状展开，旌旗营帐在山间若隐若现，类似于宋、元以来中国版画艺术中的表现手法[5]。

　　他的作品《海中的城堡》是一幅更富于中国山水画神韵的小型风景佳作。烟雨朦胧的画面给人一种咫尺千里之妙。在画面的右侧，是一座淡蓝色的山峰，左下方是浅绿色的大海，海面上只有一叶黑色的孤舟，右上方碧蓝的湖水中，倒映着几棵枯树，整个画面色调互补，相互映衬，完全是一幅受宋代“米氏云山、小景山水”富有抒情诗意和文人情趣思想影响的杰作。这些典型的例子说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有着明显的中国艺术的影响成分存在。这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宣传有着密切关系。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辉煌成就，中国艺术的影响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在欧洲16世纪至17世纪之间，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高峰期。地中海沿岸以及附近的欧洲国家都与中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商业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瓷器以及手工艺品和艺术品都在这一地区集散。荷兰在当时有着“海上马车夫”的称号。据史料记载：1598年有22艘荷兰商船驶向东方;1601年有65艘荷兰商船往返东方。一条往返欧洲的商船，可以装载多达25万件中国瓷器。由此可以看出，在这样频繁大量的贸易往来中，中国的绘画、雕塑、刻板印刷插图等艺术品也会伴随着商业贸易进入欧洲，对欧洲艺术发展产生一定冲击和影响。

　　中国瓷器的造型和青花图案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很多画家的作品中都有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的国画家丢勒。1520年丢勒在参观了皇家海外艺术藏品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像这些使我心醉神迷的东西，因为我发现这些都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那些居住在遥远异方的民族的天才，使我惊叹不已。”[6]在现存丢勒的遗作中还保留有两幅中国传统瓷器双龙瓶瓶首的造型图案——青花瓷“折枝团花纹”图案。从这点来看，中国瓷器工艺对丢勒绘画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力。

　　17世纪关于中国艺术的直接记录和描绘是荷兰人尼厄霍夫，在他书中发表了他画的素描[7]。这些素描描绘的是中国自然地貌和建筑风景画，也是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观赏到中国的自然风景和民族风情。特别是他制作的铜版画，准确、详细地将北京故宫规模宏大的建筑，中国民族特色的琉璃瓦大屋顶、飞檐以及屋脊上的各种装饰雕塑等都详尽地描绘出来，更加刺激了西方艺术家和人们对东方的敬仰和崇拜。

　　在欧洲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在欧洲逐渐形成了一种“巴洛克”艺术风格。其主要艺术特征和风格就是讲究对称，这在欧洲艺术史上属于一种新风格，但看不到中国新的影响成分，主要是明代中后期，中国国势衰弱之原因。还有当时的法国巴洛克画家和路易十四对中国艺术采取的是抵制态度。18世纪随着中国瓷器的大量输入，贵重的瓷器成为欧洲人日常生活用品。室内的天井、墙壁、家具都用瓷器加以装饰。欧洲美术史进入“洛可可”时代，因属于路易十五时期的艺术风格，故也称“路易十五式”。这种装饰风格的最大特征是：不

　　论建筑内壁装饰，还是家具、画框以及用器等等，上面的纹样花饰都具有纤细、轻巧、华丽繁缛的特性，弧线用C或S形，或者用漩涡形。在绘画上，力求色彩奢丽柔美，绘画的题材是爱情的追逐，为使形象尽可能浓艳、富有肉感，就采用人们最易接受的希腊、罗马神话。这一时代在欧洲绘画史上是一个典型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时代。也有学者将洛可可艺术称之为“瓷器时代”或“东方时代”。

　　另外我国的刺绣、漆器等工艺上使用的色调青与黄，具有东方情调的曲线美，也刺激着法国装饰工艺的发展。洛可可艺术在吸收中国刺绣光泽、工艺镀金、螺钿镶嵌等方面，特别是在吸收中国工艺装饰所特有的没有严格对称的唐草纹样与漩涡纹样方面，有着明显的摹仿痕迹。当时宫内以摆设中国工艺品为最高品格的陈设就是例证之一。就这样中国的文化像春潮一般涌进欧洲，中国人的生活、文化成为上层社会的主要关心对象，他们认为亚洲是个“善思的地域”、“君子之国”，在欧洲形成一种“中国癖”的时尚。

　　欧洲学者哈得逊说“罗可可作风乃由中国直接嫁接而来，已为美术家所承认”[8]。所以十八世纪在欧洲形成一股中国风，特别是建筑，“十八世纪富人之屋宇或宫殿，倘无中国亭台，则视为不全。”十八世纪英国设计师改变那种严格的几何设计模式，变为自然优雅的公园，当时称为“中英公园”的建筑，还有回廊百折，方格雕纹窗都是受中国影响的最好证明。所以在当时欧洲花园中出现了许多“中国亭”、“中国塔”、“中国屋”、“孔庙堂”这样的建筑。并且在室内的装潢装饰、家具陈设(漆器、陶瓷)都以中国化为荣，很多家庭设有“中国室”，内尽收中国物品。室内壁面的壁挂也是以中国花鸟、山水、人物图案。

　　在绘画方面，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华多的代表作《舟发西苔岛》，便是其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详细研究之后创作的，作品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一个爱情之岛，描写一群贵族男女，梦寐以求地幻想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爱情乐园。西苔岛是希腊神话中爱情与诗神游乐的美丽岛屿。华多尽情描绘贵族男女准备出发去那里访问的情景。既然那是个行乐的天地，画家就以蔚蓝色大海为背景，远望烟波浩渺，使人展开渴求这种环境的幻想翅膀。这里的构图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幻景，所绘的大自然也充满诗意。金色的霞光普照大地，这些贵族情侣在等待依次登上缀满鲜花的彩船，他们是那样迫不及待，有的早在相互搂抱，有的忙着挤上去。灿烂的阳光清楚地显现出这些醉生梦死的贵族男女的调情动作，尽管这些人物在整幅画上的比例较小。画家把人物分成几组，最前面坐着的男女人物将观众的视线逐渐引向准备站起违规离去的一对情人，整幅画面采用时间前后差异，使活动的人物融会于安宁寂静的风景之中。

　　其景色云雾飘缈之感的表现手法与中国山水画的气韵相融通。欧洲学者赖根指出，“凡人对中国宋代之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华多次作，必讶其风相似，彼等亦不能以人力融合为一。其画远山，优保持作者之生命;青峰飘缈，即本人之目亦未尝见之，但甚类中国形式……亦中国山水画最显着之特点也。”哈基内则认为华多“善用单色之背景，而赋色设云雾，深得华人六法”。我们从华多的《舟发西苔岛》中可以看出，其描绘远景的表现手法以及对山水的处理都与中国宋代山水画神似。山坡的轮廓使用较深的色调，卷云描绘出的线条形状，都能看见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子。中国水墨画使用墨与水相互调和，用“墨分五色”来表现色彩。这在华多的作品中对于前景的处理手法中是很常见的。

　　华多将自己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认识和体悟带入西方绘画中，直接影响了当时风景画的田园风光的发展倾向。我们在洛可可风格的画家中布歇和佛拉戈纳尔的作品也能看到受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法国著名画家费朗索瓦·布歇，是一位将洛可可风格发挥到极至的画家。他绘制了一系列中国风情的《中国皇帝上朝》、《垂钓图》、《中国花园》和《中国集市》等作品，画面无论构图、命题、情趣几乎可以说是一幅纯粹的中国山水画，在画面上出现了大量写实的中国物品，如青花瓷、花篮、团扇、花伞等内容。人物的装饰很像戏装，虽然离实际情况相距很远，但是中国那种纤巧轻盈、飘逸典雅的风格特色还是比较明显。不歇虽然没有到过中国，画面的人物把握的不是很准，有些似乎为想象中的造型，但必然有参照物，这可能与当时的瓷器、丝绸贸易有着密切关联。

　　也吸收了传教士到中国的记录和绘制的图案的元素。还有欧洲的水彩画的发展也是与中国分不开的。十八世纪英国水彩画发展的初期，多用中国的墨创作。如赖根在评论最有名的英国画家高升的作品时“其设色山水，可谓与中国绘术和合无间，询是令人惊异。高升画地则用棕灰之色，复用蓝、红二色以烘光，又能以中国墨以打稿”。哈得逊也说：“一幅中国粉本，足寻高氏之性使入于新研究之范围，为初步之水彩画家，为风景之真诗家，不得不有所师。有一时期，普通之英国水彩画法，以墨画为基础，高升用中国水墨作画，即就技术言之，亦与中国结盟者也。

　　犹有进者，论其美术之成绩，其布景，其格调，其感情之紧张，其表现之方法直接而简朴，与其谓近于欧洲初期之山水画，无宁谓为近于盛传之中国山水画耳。”他的画法在欧洲影响很大。著名风景画家康斯坦堡，透纳、乔治·泰纳利、詹姆斯·马尔丁、甘斯保罗都受到其画法影响。特别是透纳的作品《战舰归航》，巧妙地运用色彩和光线的变化，描绘一艘被淘汰的旧式战舰“特米雷勒号”在夕阳的逆光中，被蒸汽机船拖回码头拆卸的场景。作品的象征性意象和色彩的运用，都受到中国画的启发。

　　“线”是中国艺术传统造型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构成元素，无论是绘画、雕塑或者书法，线条始终都统摄整个造型艺术的发展，可以说线条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灵魂与骨架”。

　　敦煌壁画绘制的药叉力士，那种造型夸张，线条粗犷而准确到位的表现技法，已经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从审美对象本身高度浓缩抽取出来的，再融合艺术家对审美对象的认知和体悟而最终创作出来的线条，本身就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这也正是西方艺术家所追求的。在中国艺术持续对西方艺术产生影响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艺术大师法国画家安格尔。安格尔在指导学生习作时强调：“画线条，多画线条;不管是根据记忆或是写生，只要这样做去，你便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美术家”，就是受中国绘画的影响。正因为安格尔对线条的偏爱，从而使他与德拉克罗瓦在色彩的运用上产生了分歧，促进了西方艺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诞生。

　　也是线条的应用奠定了安格尔代表的古典派在西方美术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他的作品“泉”洗练而精到，线条与中国“白描”的线条十分吻合。法国现实主义杰出画家米勒以画农村题材而著称，他运用朴拙的线条与丰富的光影，表现出耕耘、放牧、收获等现实生活中苍凉、沉寂的意境，作品既有强烈的抒情气氛，又流露出内心的悲痛和与命运抗衡的艰辛，可以说整个作品充满“诗情画意”，这应该是中国画家所讲究的“画中有诗”的最高境界。野兽派画家马蒂斯在色彩和空间处理手法中，他毫不讳言的谈到自己色彩的运用“来自东方”，多次表白自己从中国艺术中汲取营养，受到中国宋代山水画家的影响。

　　如南宋画家马远、夏圭的“马一角、夏半边”的绘画风格在马蒂斯的作品里异化成为以各种对比色来替代黑白对比，形成对体积的暗示，这对于西方油画来说无疑是一种超越。中国壁画中常见的平涂色彩技法，在马蒂斯的《音乐》、《举腕的土耳其宫女》等作品中得到充分运用。正是由于他不断汲取东方艺术的营养，最终才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马蒂斯作品中大量运用中国式的线条，这些线条也是第一次在西方油画中具有了飘动、欢快、放逸的生命情调，从而使他的作品形成极具东方色彩的独特风格，最终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大师。

　　另外，印象派画家巧妙利用光影的效应，虚实相间，若隐若现，梦幻般的光影效果，有模仿中国绘画的元素存在。如1873年莫奈的《日出·印象》，作为一幅海景写生画，整个画面呈现出朦胧的灰色，笔触画得非常随意、零乱，展示了一种雾气交融的景象。日出时，海上雾气迷朦，水中反射着天空和太阳的颜色，岸上景色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看不清，给人一种瞬间的感受。因完全不符当时的艺术潮流，被人们讽刺是“对美与真实的否定，只能给人一种印象”，从而开创了印象画派。其实如果用分析中国画的概念和思维来理解，也许就是我们中国画的“意境”、“意象”之意。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群山起伏的不对称构图，以及传统绘画中的平面构图和“之”字形构图方式，在高更的作品中有更多体现。1891年至1893年在太平洋小岛(大溪地)的创作期间，他的作品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构图形式加以夸张和变形，更加自然质朴，淳朴、无拘无束的海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场景，从而形成了一种抽象的原始形式的艺术风格。

　　三、结语

　　以上论述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贸易的往来，中国文化艺术也影响到欧洲艺术的发展。从上层社会到民间都受到中国文化艺术的冲击。并且艺术风格、种类的变化都与中国艺术传播有着渊源关系。虽然是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但人类的思维意识存在着共性。西方艺术的明暗、透视和我们中国绘画讲的浓淡、虚实、近大远小是相通的，只是使用的工具和材料不同而已。西方的写实、夸张、变形手法在我国古代艺术中早已存在。如彩陶、青铜器的抽象纹饰，敦煌壁画变形夸张的力士形象，富丽多彩的唐代经变画，贯休的罗汉像，梁楷的泼墨人物，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我们都可以用“抽象、变形、写实、现实、超现实”来诠释。但是造成这样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美术理论研究，自古都是在传统的美术理论和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重从艺术作品的内涵、思想，很少从艺术的表象探讨所造成的结果。现在我们的美术教育已经普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对美术教育和发展提出“大美术”、“跨学科”的创作和研究新理念，美术教育也面临着大改革的艰巨任务。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对各种艺术现象、艺术风格以及艺术流派进行系统、综合的对比分析，对构建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艺术学科教学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一个艺术家或教育家尽管在绘画的种类、研究的方向和个人趣味上存在异同，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中，艺术家或教育家本身应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打破传统的模式框框，将不同的艺术进行解析和重构，以此来促进对艺术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探讨。把握好艺术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碰撞、相互交流发展的，对中国艺术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法国，雷蒙·施瓦布，东方文艺复兴[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11.

　　[2]L.Petech，“Rome and Eastern Asia”[Z].East and West，1952(Ⅱ)：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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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M].耿羿，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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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Johann Nieuhof[Z].Hetgezantschap，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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