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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1引言
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4.8%，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2.3%。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8%，2008年的前五月，全国消费物价指数(CPI)比上年同期上涨了8.1%，通货膨胀率的高居不下，经济发展过热导致了私人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或者流失，给国家带来了极不稳定的因素。近年特别是2007年以来，国家通过频繁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的措施来减少货币供给，全年前后加息6次，1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累积上调1.62个百分点和1.35个百分点。显然，国家试图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以达到稳定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减少货币供给是否能够成功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即使能够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是否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本文先是通过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数量论和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再结合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从紧货币政策来论证这种政策对就业影响是与理论不相符合，以及分析造成理论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原因。
2货币供给与失业之间的关系
2.1货币数量论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出现大萧条之前,人们对货币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数量论中。而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中,流传较广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交易方程式”，或者是“数量方程式”。
费雪方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 1911年出版的著作《货币购买力》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也称交易方程式。早期的货币需求观点是由交易方程式发展而来的。该方程式表明货币量(M)、货币流通速度(V)、物价水平(P)与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量(T)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MV=PT(1)
费雪认为,货币只是交易手段,因而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不过是对这种交易手段的需求而已。这一方程式表明:购买商品与劳务的货币支出流量应当等于被支出流量所购买的商品的货币价值,即货币支出总额应当等于以货币计算的商品价值总额。显然,费雪交易方程式表明 M、V、P、T这四个变量的逻辑关系。此外,费雪又认为,V是由技术上和制度上的结构及习惯所决定的。因而在短期内是不变的T为充分就业下所实现的交易量,亦为一常数。因此,物价水平决定于货币量,并强调说:“正是这个关系构成了货币数量理论。”[1]
正如前面费雪所认为的，V是由技术和制度上的结构及习惯所决定的，同时在短期内T是不变的，因此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货币量M的供给减少只能对物价P产生作用，即使是有：
P=MV/T (2)
又因为V，T都是固定的，所以P与M成正比。不妨记为：P=kM，其中k=V/T 。
所以当货币供给减少□M(□M>0)时，物价下跌 ，因此由价格下降所引起的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变化为：
所以货币供给减少□M使得通货膨胀率降低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旨在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减少货币供给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货币数量论说明了，控制货币供给的中央银行最终控制了通货膨胀率。如果中央银行保持货币供给稳定，物价水平也将稳定;如果中央银行迅速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物价水平也将迅速上升或下降。[2]在此理论下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中央人民银行通过频繁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的措施来控制高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有效的。但事实上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是因为在费雪交易方程式中，将T与V设为固定不变的参数。至于这种理论与实际上的差异将在后面具体分析。
2.2菲利普斯曲线
从总供给曲线推导出的现代菲利普斯曲线形式说明了通货膨胀取决于三种力量：预期的通货膨胀πe、失业与自然率的背离即周期性失业u-un以及供给冲击v，这三种力量可以表述为：
π=πe-β(u-un)+v其中β>0(5)
又假设人们根据最近观察到通货膨胀来形成他们的预期(即适应性预期)，因此人们会预期今年的物价会按去年相同的比率上升。[3]这样预期通货膨胀πe就等于去年的通货膨胀率π-1 ，代入(5)式得到：
π=π-1-β(u-un)+v(6)
2.3货币供给与失业率的关系
将π-π-1=代入(6)式并解出 u得到失业率与货币供给增量□M的关系式：
由于□M<0，且α<0，所以从(9)式可以看出，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货币供给量减少，在短期内导致了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同时也伴随了失业率的上升(即就业率的下降)，所以失业率与货币供给量成负相关关系。
3我国现阶段从紧的货币政策与失业率的关系
2007年国家多次大幅度地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从紧的货币政策手段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按照上面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结论可以得到如下结论：2007年比2006年相比，(短期内)通货膨胀率低于2006年，同时失业率上升。事实上，2007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比 2006年上涨4.8%，而200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仅比06年下降0.1%。正如上面的数据所表明的，与2006年相比，2007年的通货膨胀率更高，失业率降低，没有出现前面理论上所分析的：货币供给减少，导致通货膨胀率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这与前面的理论相矛盾，故在我国现阶段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降低通货膨胀率，也没有降低就业率。
4产生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这种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并不能说明从紧的货币政策对就业率的没有影响。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一下几方面：
首先，理论上，尽管2007年国家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货币供给，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8月10日发布的7月份金融运行报告显示，7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8.39万亿元，同比增长18.48%，增幅比上年末和上月末略有提高;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3.62万亿元，同比增长20.94%，增幅比上年末和上月末分别高3.46个百分点和0.02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2.73万亿元，同比增长15.05%。[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利率上涨、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但是M0、M1、M2均有大幅度的上涨，绝对数量增加。所以，即使利率上涨使企业贷款的成本上涨，他们也仍然能够获得一定数量的贷款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这就保证了失业率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其次，在资本投资市场上，2007年中国股市一路高歌猛进，上证指数一度突破6000点，中国整个股市处于大牛市状态，资本投资市场的资金流动异常活跃，这为不少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据统计，2007年，股票市场成交量放量增加。全年累计成交460556.2亿元，为2006年总成交量的5倍。[5]显然，在投资市场上，资本的流通速度加快。这样一来，货币的流通速度只要满足：
MV
那么在短期内不变的T为充分就业下所实现的交易量的情况下，物价指数P必然上涨，导致了通货膨胀上涨，又进一步降低了失业率，相应地提高了就业率。
第三、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减少，部分企业因为贷款成本过高或者不能成功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这部分企业不得不减产或者停止生产，使得社会总产品T减少(比如2007年全国猪肉供应严重短缺)，如果这种减少的速度快于货币供给的减少速度，那么即使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由
可知，物价仍然上涨，从而产生通货膨胀，由于工资刚性和企业与职工的就业协议合同，不会使企业轻易地辞退职工，因此也同样能够促进就业率的上升。
最后，影响我国就业因素还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就业率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正相关关系[6]，而2007年我国GDP同比增长11.4%，所以就业率理应上升。
总之，从紧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热，但它并没有在短期内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率的目的，也没有在短期内显著地影响我国的就业率。因为就业本身还要受到来自除货币供给的其他以上因素的冲击，也就是受到货币供给与失业率方程式中的 的冲击。因此，仅仅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上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会降低通货膨胀率，降低了就业率来分析我国当前从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是不够的。还必须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
要降低通货膨胀率，不能仅仅依靠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实现，还要借助其他的一些财政、行政手段来防止经济发展过快过热，比如，通过税收和法律手段规范证券投资市场的资金流通速度;完善和加强资产流动管理制度，打击地下资金的非法流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干预作用，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基于适度人口理论对我国人口政策的新思考
建国初期，我国学习苏联的鼓励生育人口政策，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了我国人口的飞速增长。马寅初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1]，指出人口的过快增长引发了社会矛盾，建议采取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但人口问题的研究很快就被政治化，提倡节制生育的学者们纷纷成为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我国实行了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我国目前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但当社会为如何控制我国的人口数量而担忧时，我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过早地步入老龄化阶段，这就使得这一政策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因此对于如何协调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我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人口政策，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1适度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是最早对人口经济问题进行正式研究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按算数级数增加，因此人口的增加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如果人口增长不断超过生活资料的水平，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因此，要采取措施取制约人口的增长。
英国经济学家坎南(Edwin Cannan)是“适度人口”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他认为，任何时候在自然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必定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人口，它能够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达到最大的生产率，这种数量的人口就是“适度人口”。[2]
人口学泰斗、法国人口经济学家阿尔弗雷?索维在《人口通论》中指出，“适度人口”是“一个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在这些目标中，首先应当考虑个人福利，所以要着重考察“经济适度人口”。索维所说的“经济适度人口”是指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最高生活水平的人口，也就是获得最大经济福利的人口。[3]
配第认为，在自然资源一定的条件下，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每增加一个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边际增量是递减的。人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当人口的增加使得社会财富的边际增量等于个人所消费的社会财富量时，社会中的人口就达到了适度人口。
综上所述，适度人口理论所关注的主要是人口数量。但是，评价一个社会的人口状况，不仅要看人口数量的大小，还要看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在现代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失衡”比“规模性膨胀”更加隐蔽、更加复杂，是人口问题的本质所在。
2可持续发展适度人口理论的内涵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流行，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同时还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以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由于适度人口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紧迫性，应将研究重点放到可持续发展与人口问题的关系上。可持续发展适度人口具有以下理论内涵：
2.1适度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率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般说来，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大，在人均生活水平不变甚至上升的前提下，必然会导致物质总需求的增加，进而加大对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压力，并最终会对在有限的资源环境基础上进行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使人口规模限定在一定的人口承载力范围之内。而可持续发展将后代人与当代人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他们之间在占有资源环境方面具有同等的权益。为此，在资源环境扩展有限的情况下，必须保持人口适度，不能过快增长;而人口过少也会造成劳动力不足，不能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环境，以至于不能给后代“营造”有利的发展“平台”。可见，人口数量的多寡本身是中性的，并非是一个推动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绝对因素，关键是拥有并保持一个与经济、环境相协调的适度人口规模及增长率。
2.2日益提高的人口素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可持续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而人的发展的基点则是人口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实际上，任何发展都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的发展，在本质上它更是人自身的发展。以人力资源为主要驱动力，逐渐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替代，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因此，人口素质问题也就成为可持续发展系统正常演化的关键问题，人类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自觉地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4]
2.3合理的人口结构及分布格局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人口是一个具有多种规定性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而人口结构则是指反映人口按各种规定或关系进行分析的内部组合状况和比例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离不开人口结构的相应调整、发展和变化，人口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人口的合理分布是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口系统良性演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所谓人口的合理分布是指一地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应与当地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条件相匹配，或者说是与最适度的人口容量相适应。若相对于环境承载力而言，人口的过分拥挤或过分稀少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区域、甚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性贫困问题都多少与人口的不合理分布有关。[5]
3我国的人口政策―适度人口目标的实现
3.1我国现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弊端
我国现行人口控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它主要表现为有效地抑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这大大有利于减轻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为我国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一个相对较好的人口环境。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人口控制政策的负面效应也愈加明显。
3.1.1严厉人口控制政策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严厉的人口政策导致了我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不合理的变化，最终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增长。首先，我国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不但满足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也使得我国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从而吸引大量外资的流入，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在人口素质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锐减会使劳动力价格上升，增加生产成本，从而降低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其次，人口是消费的基础，人口规模减少也就减少了我国的内需和市场规模，这将抑制经济的增长。最后，较高的储蓄率也是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当前人口政策导致我国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不但会降低总的储蓄水平, 而且会抑制储蓄增长率的提高，这势必要影响资本积累和投资, 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3.1.2严厉人口控制政策加速了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按照国际通行标准, 一个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时, 这个社会即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2000年, 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7.13%, 这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阶段。[6]2005年, 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7%，以此速度到2050年将增加到23%左右。我国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史无前例。同时我国老年人口数是世界上最多的。西方人口学家得出结论：人口老龄化的决定性因家是生育率下降, 而不是死亡率下降导致的平均寿命的延长。这一结论无论是对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我国家都是成立的。我国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7]计划生育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但我国强有力的计划生育的开展, 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 这必然使我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展开。人口的老龄化必然造成劳动力的老龄化，同时由于老龄化人口较低的储蓄倾向从而影响投资，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3.1.3严厉人口控制政策有违公共政策的基本要求。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生育政策选择要考虑两类因素:一类是事实因素,即人口问题的实际情况,一类是价值因素,即可能的政策选择对公民家庭权益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前者要求对人口问题做出客观准确地判断和预测,后者需要考虑政策对微观家庭发展的影响,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和适当性等。首先,生育政策选择不能仅考虑缓解人口数量问题本身,由于它涉及公民家庭的基本权益,适当性与适度性是它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不可以仅仅为了追求人口数量控制,就从严制定生育政策。其次,生育政策选择要考虑横向社会群体间和纵向代际间的公平。现行生育政策在城乡人口群体间、在农村第一胎生育不同性别子女的人口群体间,做出不同生育数量规定,在特定的这一两代人中实行严格生育控制,而在其它代却没有规定,这种在生育权利上的不平等限制,与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性原则相背离,而这一点是我们的生育政策选择的根本缺陷。
3.2实现我国适度人口目标的一些思考
人口过剩与不足都不是可持续发展的人口目标,人口过剩难以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人口不足则不能保证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我国历史乃至世界发展的历史都反复表明,人口迅速、大规模减少的时期,恰恰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为严重的时期。保罗. 斯威齐曾把人口增长作为抵消消费不足趋势最重要的力量之一。[8]因此，我国为达到适度的人口目标，人口政策应有所调整并给予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
3.2.1在现有生育水平下,应稳步实现人口零增长,而不是尽快实现人口零增长。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和自然增长率之低,已出乎预料。1990至2004年间,我国人口增长率由1.4%以上下降到不足0.6%。按这种趋势推演,人口零增长的实现将比原先的预计提前20-30年。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来说并非好事。凯恩斯曾指出，在需求比预期低且过剩供给不容易改变时，从一个正增长的人口到人口增长下降的转变，其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所谓稳步就是要把人口零增长实现建立在尊重人口发展规律基础之上,不拔苗助长,在21世纪前十几年内避免出现类似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状况,静止人口最好出现在2040年前后,而不是在尽早出现。
3.2.2应把现行追求低生育率控制人口数量的生育政策调整为低生育率与调控结构并举的生育政策。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我国应开始适当放宽人口生育控制。我国应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放宽人口控制，在生育率较高的地区仍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在生育率较低的地区促进生育率的提高，从而实现区域之间人口结构的平衡发展。继续大力提倡晚育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 具有既满足群众生育二孩愿望, 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避免老年照料困难与家庭结构畸形的严重问题, 又可以显著地减少人口总数而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因此, 继续大力提倡晚育前提下普遍允许可以选择生育二孩, 是我国生育政策调整原则的恰当选择。同时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实施，有利于遏制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调;加上“关爱女孩”行动计划的影响, 到2030全国城乡出生性别比达到正常水平。[9]
3.2.3建立以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为基础的新型人口政策。目前我国农村还保持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而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医疗保障功能(子女承担父母养老、医疗支出)是其重要原因。因此要想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降低生育水平，还必须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保障措施，通过为国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提供综合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教育资助与保险制度，解决他们的工伤、失业、疾病、养老、基本生活保障和各种后顾之优, 确保他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 从而达到降低出生率、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改善生活质量等社会需要的实现，使政府强制性的政策规定转变为公民个人的内在动机和强烈愿望，使政府普遍推行“一孩化”的计划生育政策转变为公民个人自觉自愿地共同选择少生优生，使消极、单纯、强制性的人口数量控制、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转变为积极、灵活、务实、综合、全面、系统和积极性的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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