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投资决策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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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
摘要:在企业目标的指导下,外资企业在一个地区投资的规模与结构取决于两个因素:企业自身优势和当地投资环境。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投资效益有正向的影响,其中,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直接影响当地外资企业绩效。按企业目标分类,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分为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导致外资企业的利润水平比较低。
关键词:OL模型;外资企业;区位决策
一、引言
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和中国税务杂志社2005年9月10日联合发布的2004年度中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显示:2004年度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的纳税额为627.77亿元,与2003年的纳税627.65亿元持平,增长率为零。而2004年度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的纳税额增长率是35.48%,上市公司纳税百强的纳税额增长率是40.21%。在其他类型企业纳税额大幅增长的同时,为什么惟独外资企业纳税额增长率为零?与此同时,200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606亿美元,同比增长13.32%。而另一项数据反映了更明显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 89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6%,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 075亿元,不升反降3.5%;但是,据商务部外资快报显示:2005年1至4月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4.73亿美元,同比增长2.24%。一方面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在下降,另一方面外商投资的规模却在增长,这是我国的“外商投资悖论”。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水平较低,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自愿或被迫以低价格出口,导致真亏损;二是隐瞒利润,形成假亏损。哪一种原因是主要的原因呢?
“外商投资悖论”这一现实经济问题实质上和以下问题相关:外资企业如何进行投资区位决策?本文拟从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的角度对上面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FDI决策分析的微观理论――OL模型,提出理论假设,并采用2003年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对大陆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二、文献回顾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外商投资区位问题,但至今为止,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若从研究视角分类,可以分为宏观研究视角和微观研究视角。
宏观视角的研究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吸引外资的影响因素。Tatoglu和Gaister(1998)的研究表明,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材料和劳动力供应、政治和法律环境、产业竞争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等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Coughlin(1991)对美国不同州的资本报酬率、工资水平、交通设施等因素对跨国投资进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Chen(1996)的研究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结果显示外资偏爱西部的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与外资的分布无关,交通基础设施对外资的分布影响较大。
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外商投资区位分布问题也做了许多实证研究工作。魏后凯等(2001)对秦皇岛市的研究发现,廉价的劳动力、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邻近的目标市场等是外资企业选址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张长春(2002年)的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FDI的年际变动主要受现实的市场规模和应用性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一个地区当年和累计FDI主要由各地区经济外向度、应用性科技发展水平和通信设施状况决定。
鲁明泓、潘镇(2002)利用计量分析,选取了8个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非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劳动力成本,国有企业零售总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进口额占这个地区进口总额的比重,政策变量。鲁明泓(1997)采用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相关因素对该地区外商投资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回归结果计算该地区的投资环境指数。
微观视角的研究以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公司进行海外投资区位决策的过程。Dollar等(2003)通过研究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四国制衣行业企业的投资环境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产出增长和工资水平的影响,认为投资环境对企业的上述指标有正的影响。Bastos和Nasir(2004)考察了投资环境和企业层面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数据来自在东欧与中亚五个国家进行的服装与食品加工企业投资环境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竞争压力是投资环境中对企业生产率影响最关键的因素。
国内学者也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企业。崔新健(2001)首次提出分析FDI决策的微观理论:OL模型,该模型指出影响一个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区位决策的变量有两组,一组是企业优势;另一组是当地的区位优势,即投资环境。然而,这项研究只进行了理论分析,没有进一步对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白重恩等(2004)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中国内地44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对台资企业效益的影响,结果发现:投资环境对外资企业的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该项研究只考察了投资环境指数的总体效应,而没有分析各具体区位因素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注意到外资企业利润水平较低的现实。仲济垠(1998)利用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发现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中亏损的比例高于内资企业,而且港澳台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出口比例高的利润水平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自愿或被迫以低价格出口,导致真亏损;二是隐瞒利润,形成假亏损。国内学者进一步探讨了隐瞒利润问题。Liu和Xiao(2004)利用国家统计局大中型企业数据库(1995~2002)分析中国企业隐瞒利润的问题,发现隐瞒利润程度从低到高分别是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国有企业、混合型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白重恩等(2004)实证研究的结果较好地支持了利润增长效应观点,只对利润隐瞒效应观点提供了部分支持。
三、基于OL模型的理论框架
(一)外商投资决策微观模式――OL模型
20世纪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1980)提出并不断发展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完备、被人们广为接受的FDI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理论)的分析框架和范式代表了FDI理论的发展趋势。OLI范式包容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要素变量,以这三个要素的组合情况判断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模式的条件。张汉亚,张长春 (2005)指出:Dunning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时所用的区位,是指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所在地的各种因素,与投资环境是完全相同的概念。针对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区位就是投资环境,所以区位优势就是投资环境优势。
崔新健(2001)在OLI的基础上,提出了分析FDI决策的微观理论:OL模型。折衷理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决定FDI的三维变量:企业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之间存在重叠或冲突,三个变量并非属于同层次并列的、性质相同的变量。突破折衷理论缺失的关键在于对内部化变量的恰当定位,因此,崔新健(2001)将内部化变量作为企业的内生变量,以企业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构成了OL模型。OL模型继续沿用了折衷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前提条件,OL模型表明FDI是由0和L所决定的,两个决定因素对跨国公司的FDI决策同样重要,有时L也会处于关键位置。OL模型保持了与邓宁的OLI范式的内在一致性,它不但没有影响OLI范式的说服力,而且还简化了对问题的分析。
为了分析外资企业进行投资区位决策的过程中,投资环境、投资规模、投资效益三者的相互关系,本文拟参考崔新健(2001)提出的FDI决策分析的微观理论:OL模型(参见图1),建立本文的理论框架,提出研究假设。
崔新健(2001)提出的FDI-OL模型如图1所示,横轴L表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区位变量,即当地的投资环境;纵轴O表示某个公司的企业变量。U U、U 1u 1、U 2U 2表示一个公司在当地投资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即投资的利润率,代表这个公司在当地的投资效益,且u u
企业进行FDI区位决策的内在决定因素如行为方程组所示。在t时刻,企业的FDI规模和结构是由OL结构和企业基于目标G对OL结构的策略反应之间的连续的相互作用所决定。具体表示式为
FDI t=f(OL t,G t)
OL t=f(O t,L t)
(二)基于OL模型的理论假设
1.投资环境与投资效益的关系
OL模型将区位变量和企业变量对投资效益的决定作用放在了同等位置,和以前的理论相比,强调了区位变量的重要性,突出了投资环境的作用。根据OL模型,投资环境对投资效益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当企业变量O一定时,企业的投资效益取决于投资环境L,投资环境L越好,投资效益也越大。
2.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益的关系
随着外资企业在当地投资规模的扩大,其投资效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根据OL模型,同样的FDI规模,由于其结构不同,所实现的收益是不同的,以F 2为例,如果采用B、C、D三种投资组合,其投资收益分别为u 2、u 1和u。现假设原来投资规模为F 1,且企业处于最优的投资组合点,即点A,当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规模扩大到F 2时,企业的投资效益可能会发生三种情况:(1)规模收益递增。企业到达最优的投资组合点,即点B,投资效益由u 1上升到u 2。然而,在某一特定时刻t,跨国公司所能够投入的O要素是相对稀缺的,跨国公司通常倾向于充分利用更多的L要素以实现其特定的收益目标,从而以单项投资收益衡量有可能作出满意选择而非最优选择。因此,由于企业目标的不同,投资收益的变化还可能出现另外两种可能。(2)规模收益不变。企业选择投资组合点c,投资效益还是u 1。(3)规模收益递减。企业选择投资组合点D,投资效益由u 1下降到u。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益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本文根据企业投资目标的差异,将外资企业分成两种: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利润获取型投资的目的是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管理、品牌等优势,适当借助当地资源,拓展在当地乃至全世界的市场份额,从而获取企业期望的利润。资源获取型投资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在当地获取利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母国根本就得不到或只能以高价取得的某些特定资源。
3.研究假设
由OL模型可知,外资企业进行投资区位决策时,首先根据企业的投资目标,综合考虑某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和企业自身的优势,才决定企业在这个地区投资的规模和结构。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三个研究命题。
研究命题1:投资环境对投资效益有正向影响。
研究命题2: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益呈正相关(利润获取型)。
研究命题3:在我国的外资企业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益呈负相关(资源获取型)。
四、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
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从2000年开始进行大陆地区投资环境及风险调查,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让台资企业对大陆投资环境进行评分,反映了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环境的主观评价。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对投资环境的调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投资环境进行评价: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经济环境和经营环境。评分采取5分制,得分越高,表示这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在该项指标表现越好。每个影响因素的权重由专家打分确定,2003年各项影响因素所占的权重如表1所示。
由于有些省份调查的样本数太小,不具有代表性,因此选取样本数大的十六个省份作为样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
投资效益的指标采用上述省份的2003年三资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其计算方法是利润总额除以成本费用总额,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企业规模的指标采用上述省份的2003年三资工业企业员工人数,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投资环境、投资规模对投资效益的影响
模型1以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因变量,主要考察当地的投资环境和企业投资规模对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检验OL模型的适用性,同时也考察企业税负对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
模型1:PRO=β 1+β 2IC+β 3LNLAB+β 4TAX+ε PRO:成本费用利润率;IC:投资环境综合得分;LAB:三资企业员工人数;TAX:每元利润缴纳的增值税。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
1.投资环境对三资企业的企业效益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自变量IC的系数为6.150,为正值,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综合得分越高,那么这个地区三资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投资环境综合得分与三资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呈正相关关系,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对提高三资工业企业的企业绩效有重要的作用。实证分析的结果与OL模型的结论相一致,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越高,越有利于该地区的三资企业提高企业绩效。正如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观点:良好的投资环境给企业(无论是微型企业还是跨国公司)提供了各种机会,激励他们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就业以及扩大规模,并在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中发挥核心作用。投资环境可以影响企业的在当地经营成本、经营风险和进入壁垒,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效益。因此,研究命题1得到验证。
2.外资企业投资规模越大,企业利润率越低
当地三资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与三资企业员工人数呈负相关。自变量lnLAB的系数为-1.33,为负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效益随着企业在当地投资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其背后的原因何在?
这一现象可以由OL模型得到解释,由于企业目标的差异,外资企业的投资可以分为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利润获取型的企业的投资效益在增加,而资源获取型的企业的投资效益不变或降低。本研究表明,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多数属于资源获取型的企业,其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在当地获取最大利润,而是通过投资获取各种廉价的资源。据一项研究显示,到2001年劳动力寻找型投资在我国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大体上应该处在70%的水平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附加值较低,因此,虽然一个地区外商投资规模较大,但是其利润率却比较低。因此,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研究命题3得到验证,研究命题2没有得到支持。
(三)投资环境对投资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模型1检验了投资环境对投资绩效有正面影响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分析投资环境中的哪些影响因素对投资绩效具有较大的影响作用。模型2以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因变量,以七个影响因素得分为自变量,考察对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找出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的因素,本文拟采用Backward(向后筛选法)的方式筛选变量。Backward是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然后不断剔除不显著的变量,直到新建回归方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
模型2:PRO=β 1+β 2LCl+β 3 LC 2+β 3 LC 3+β 5 LC 4+β 6LC 5+β 7 LC 6+β 8 LCβ 7+ε
PRO:成本费用利润率;LC 1:自然环境;LC 2:基础设施;LC 3:公共设施;LC 4:社会环境。
LC 5:法制环境,LC 6:经济环境,LC 7:经营环境
回归结果显示,对成本费用利润率具有重要影响的显著变量是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
自变量LC 2的系数为6.215,为正值,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自变量LC 7的系数为4.282,为正值,且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一个地区基础设施得分和经营环境得分越高,那么这个地区三资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基础环境得分和经营环境得分与三资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呈正相关关系,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基础环境和经营环境对提高三资工业企业的企业绩效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企业层面来说,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直接影响三资企业的企业绩效。
(四)运用实证研究结果分析我国的“外商投资悖论”
利用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分析我国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和外资企业利润率下降两者并存的悖论。本文认为。要解释“外商投资悖论”,需要考虑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根据OL模型,按企业目标分类,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分为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这些企业的目标并不是直接在我国获取利润,而是攫取各种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由于初级产品的低附加值性,这些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利润率比较低就很容易理解了;
然而,利用在我国获取的廉价资源,这些企业可以在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必然扩大在我国的投资规模,这个悖论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利润水平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外资企业自愿或被迫以低价格出口。导致利润下降。有一项调查也支持了上面的结论,国家税务总局的调查显示:中国每年因跨国企业避税而损失的税收收入约为300亿元,而转让定价实现的避税总额在跨国公司避税总额中约占60%。
当前我国许多地区为了争取外资,过度给予外商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而且降低环保要求,许多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也被引进,所有的本地优质资源都在为外资服务,以廉价方式送给外资,导致本土资源被过度消耗,虽然会产生短时繁荣,但长期看这绝对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我国要制定相应政策,避免过度的优惠政策。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FDI决策分析的微观理论:OL模型,采用企业层面的经验数据,探讨了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验证了OL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认为,在企业目标的指导下,外资企业在一个地区投资的规模与结构取决于两个因素:企业自身优势和当地投资环境。实证结果表明,投资环境对当地外资企业的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直接影响了当地外资企业的企业绩效。按企业目标分类,外资企业投资区位决策模式分为利润获取型和资源获取型,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外资企业的效益与投资规模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导致外资企业的利润水平比较低。
利用本文的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1)投资环境对当地外资企业的企业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因此需要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2)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并不意味着需要给外资提供过度的优惠,而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前在我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以资源获取型为主,对增进我国经济福利的作用还有待提高。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提高外资进入门槛,鼓励外资企业发挥技术等自身优势,吸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利润获取型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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