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管理理论相关的论文的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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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管理者必备的四大素质
大公无私、精诚尽责，是中华民族早就总结出来的符合实际的具有科学艺术性的管理方法。托尔斯泰说过：“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如果以人为本，创新思路，认真汲取前辈们的管理经验和教训，我们就能顺利做好各项管理工作。
一、大公无私、精诚尽责，是成功管理者必须树立的思想。
《黄帝经》中说“，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只有出于公心的人才能明智，只有最公心最明智之人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只有无私的人才能有真正的大智慧，只有最无私最正直的大智慧之人，才能成为天下人所景仰的楷模。《吕氏春秋·贵公》中记载说：周公之子伯禽将要去鲁国任职，便向周公请教成功管理的方法。周公回答说“：利而勿利。”就是要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多做有利于人民大众的事，而不要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
天下万事万物的兴盛衰亡都有其规律可循。俗话说：
“行行都有窍，各有各的道。”做好管理工作也是这样，也有规律之“道”可循。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正确管理之“道”在哪里?《中庸》里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寻找宇宙的真理即客观规律，要在人自身的思想行为上找，如果远离人的自身活动去寻找道、认识道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中庸》里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可见，管理之“道”就具体体现在尽责于人的五伦言行之中，只要言行认真精诚尽到了自己做君或臣、父或子、夫或妇、兄(姐)或弟(妹)、朋友的五个方面的责任，即《大学》中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就达到了“道”的标准，也就是完全遵循、实行了“道”。完全遵循、实行了“道”，就称为“有道”。有道就有德，有德就符合道，行道与行德是一回事。所以，具备了五伦全道，必然会在认真精诚尽责的过程中体现出“智、仁、勇”三种美德。老子说：“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所以，只要遵循了道，具有了德，职工群众倾心信服，工作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距离自己的成功目标就越来越近了。认真精诚完全尽到自己的五伦之责，具体来说，就是作为国家干部，要认真尽到忠于国家、仁爱群众的责任;作为父母、儿女，要认真尽到抚育子女、孝敬父母的责任;作为夫妻，要认真尽到恩爱情义、关心扶持的责任;作为兄弟姐妹，要认真尽到恭顺友悌、互相帮助的责任;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做朋友，要认真尽到诚信互助、劝恶归善的责任。管理者在实际行动中具备了五伦全道，具有了智、仁、勇三种美德，受到了职工群众的由衷佩服，那谁还去违背他的意志呢?所以，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中指出，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必可修一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由人道通向天道的阶梯，是事半功倍做好管理工作的一门科学。
《通玄真经·道德》中记述了这样一段对话：周平王问文子说：我听说您从老子那里学习掌握了“道”，现在有德行、有才能的帝王虽然想以道德治国，但适逢荒淫无度、争强斗胜的混乱时代，仅凭自己一人的能力，想要教化好那些长期思想混乱、行为不轨的人们，能够做到吗?文子回答说：道德能够使品行不端的人变得正直，能够把混乱的国家治理得秩序井然，能够把淫乱腐败的社会风气转变为淳朴，使善良的本性重新回到人民的心中，把天下治理太平，这关键完全在于帝王能否真正实行以道德治国。帝王遵循自然规律实行以道谭西贵成功管理者必备的四大素质德治国匡正天下，就会给全国人民带来福庆;不以道德治国，就会给国家、人民和自己带来灾难。帝王违背道德与天下人民结为仇敌，虽然主观上想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是不可能得到的。
尧、舜就是大行道德兴盛起来的光辉典范，桀、纣就是违背道德而使国家灭亡的反面典型。
精诚施行道德，认真以身作则，可以“如示诸掌乎”一样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想管理好一个单位，那还不是极其简单容易的事吗?
二、选贤用能、知人善任，是成功管理者必须具有的才能。
有人说，领导干部做管理工作主要是用人，只要具有知人善任的用人本领就够了。这话听起来好像过于片面，但事实的确如此。汉高祖刘邦高举义旗，平定天下，登基做皇帝后，在洛阳南宫摆设酒宴慰劳群臣时总结说：运筹策划于帷帐之内，能够决定胜利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应粮饷，保证运输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豪杰，而我能够正确任用他们，这就是我之所以取得天下的缘故。而项羽只有一个谋士范增还不能信用他，这就是他被我打败的原因。可见，正确用人是做好管理工作、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
《淮南子·人间训》中分析说：“事者，难成而易败也;名者，难立而易废也。”取得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不容易的，而要想毁坏掉却是极容易做到的;美好的名声是很难树立起来的，而要想败坏掉也是很容易的。《淮南子·主术训》中说“：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如果在关键的岗位用了一个不适当的人，就会给自己造成永远弥补不回来的损害。圣贤明哲用人，就像能工巧匠使用木头一样，物尽其用，不论大小长短，各自都得到合适的用途。规矩方圆，各自都有发挥作用的地方。有雄才大略的人，不能要求他干好轻松、小巧的事情;耍小聪明的人，也不能够成就大的功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才能，万物有自己不同的形体。有人负担一事而觉太重，有人负担百事还觉太轻。因此只注意审查毫厘之数，必然失去天下的大数，挑选小物不会失去，对于大事就糊涂了。现在有的人，才能可以平九州，兼并方外，挽救出现危险的国家，延续即将灭绝了的世族;志在行直道，正邪气，解决烦难，整理纷乱，而却要求他掌握皇帝内室的礼节等日常小事;有的佞人有小的才气，献媚取悦于上，追随乡间的卑俗，哗众取宠，而却任之于高官重任，授之以天下大权，掌握治乱的机枢，这就像用斧头来砍毛发、用小刀伐大木，都失去了它的适宜性。
《文始真经·宇》中说：“小人之权归于恶，君子之权归于善，圣人之权归于无所得。”小人手中的权力是用于损人利己，满足嗜欲;君子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做善事、谋利益，同时也为自己青史留名;圣人手中的权力只是为了拯救世人，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丝毫不图个人名利。《文始真经·药》中说“：勿轻小事，小隙沉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勿轻小人，小人贼国。”
在成就任何事业过程中，千万不要轻视小事、小隙、小虫，特别是不能轻视小人，如果轻视其危害性而不慎误用了小人，就会因其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无耻行径而使单位、国家遭受巨大损失，使事业半途而废。
《论语·为政》中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只有提拔任用道德仁义正直之人，才能调动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才能激发出他们的冲天干劲和无限创造力。
主要管理者选贤用能切不可偏听偏信，要亲自考察，以事实为依据。《孟子·梁惠王下》中说：选拔人才时，不能偏听偏信，要广泛听取意见，亲自进行考察了解。以事实为根据深入考察，如果真是一个贤能人才，才可以提拔任用他。这样任用后，就要相信不疑，放手使用。杜绝行贿受贿、拉帮结派、造谣中伤、拉票贿选的污浊用人之风。
也许有人会问：作为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谁不懂得“得贤者安存，失贤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的道理，那为什么历史一直是治世少而乱世多?其原因《通玄真经·下德》中已经明确说明：“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与治之臣不万一，以不世出，求不万一，此至治所以千岁不一也。”就是说，这并不是选贤用能任用君子的错误，而仍然是选贤不够、善任没有做好的结果。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永远是成功的关键之关键。
三、纳谏如流、知错就改，是成功管理者必须具有的勇气。
人非神圣，孰能无过，关键是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无相颂》中告诉人们：“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贤明善良的成功之人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知错就改;心胸狭窄的愚蠢邪恶之人讳疾忌医、心存侥幸、明知故犯，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见棺材不掉泪，直至失败才后悔莫及、懊恼不已。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帝位后，拜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任谏议大夫后，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错误，在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就俭、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等方面提出了大量很好的意见建议。有一次，皇帝问魏征，做君主的人用什么方法能做到明智，犯什错误会导致昏暗?魏征说，君主之所以明智，是由于能多方面听取意见;之所以昏暗，是因为偏听偏信。
并以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作为正反面典型，说明君主能多方面地听取意见，那么奸臣就不可能蒙蔽君主，下情就能上达，就能发现为政的过失。古时，“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就是为了极力避免偏听偏信。
唐太宗刚即位与大臣们议政时曾经感叹处于大乱之后国家可能难以治理。魏征却认为大乱之后容易治理，就像饥饿的人容易给他准备吃的。圣贤明哲治理国家，理应像回声一样，一年便可以有成效，并不是那么费力的事。
魏征的意见遭到资深大臣封德彝的坚决反对。两人谈古论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唐太宗完全接受魏征的意见而精心治理国家。及到唐太宗即位的第四年，天下太平，米价每斗才三钱，全国一年中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几乎达到刑罚弃置不用的地步。边地异族首领受中华文明道德仁义礼教的熏陶，带刀到宫中担任警卫。东到大海，南过五岭，全都夜不闭户，来往的旅客不用携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充足的饮食，到处是一片繁荣和谐景象。太宗便对群臣说：这都是因为魏征劝我行仁义啊，现在已经有成效了。可惜封德彝已经去世，不能让他见到了!
人民领袖毛泽东也是纳谏如流，对待群众不满的激烈言行他也毫不怪罪于人，而只是通过反思从自己身上找错误。1941 年 6 月 3 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雷阵雨，突然一声响雷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一个农民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这位农民借此发泄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就把他抓了起来，并要当作反革命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立即放人。自己通过认真思考调研才知，原来是农民的公粮负担过重，致使群众出现了不满情绪。弄清事情的原委后，便采取了自己动手、生产自救的措施，消除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的博大胸怀和诚心尽责于人民群众的非凡勇气。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曾犯照搬苏联经验的错误及时指出：我们要按辩证法办事。而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辩证法，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这一知错就改的实事求是科学态度，就是一个成功管理者必须具备的”智、仁、勇“美德。
四、勤俭节约、仁义施财，是成功管理者的成功诀窍。
还有一种极易做到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成功秘诀，那就是杜绝奢侈浪费，注意勤俭节约，做到仁义施舍钱财。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九章》说，”治人事天莫若啬。“治理人民、敬奉天地，再没有比勤俭节约、仁义施舍钱财的方法更为有效了。原来勤俭节用、仁义施财的行为，就是顺应”道“这个客观规律做事，顺应客观规律做事就能使人信服。什么叫啬?啬与吝、爱财有什么区别?《晏子春秋·第二十三》是这样解释的：
钱财虽然很多，自己少取俭用，但能够慷慨地拿出来救济那些急需的人，再富贵也不收藏金银宝物，贫穷时也不向别人借贷，希望外援并不依靠外援，这样就叫”啬“;钱财积聚再多，也不分给急需的人，而只留自己挥霍浪费、纵欲奢侈享用，这样就叫”吝“。”啬“，是道德君子的处事原则和一贯做法;”吝“是小人的行为表现。
所以，古人将”惜食，惜衣，不但惜财，尤惜福;求名，求利，只须求己，莫求人“刻入碑石，以教育后人。毛泽东谆谆教导说：”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载誉青史的明朝宰相张居正说”：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蒙牛“在自己的工厂里醒目地插着”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标语牌。因此，毛泽东很快取得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成功，张居正最终青史流芳”，蒙牛“一步步发展壮大。
虽然”管理“一词是管束、治理的意思，但如果一味凭靠法律制度去约束惩治，不管其愿望多么良好，结果都是不可能实现成功的。应该面对现实，正视问题，以人为本，拓宽思路，吸取前辈们的一切经验、教训，继续探索成功管理的新道路，在以身作则推行道德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辅之以适当的法律制度约束手段，才能成为卓越的领导者和成功的管理者，使所领导和管理的事业不断做大做强，一步步走向辉煌更辉煌。
从时间维度来审视中国管理模式
摘 要： 从时间维度看，中国管理模式理论应该是总结历史，关注现实，面向未来的理论体系，内在包含了对于历史、现实、未来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实现对于历史、现实、未来三者关系的科学认识，是构建中国管理模式的内在要求。为此，推进中国管理模式建构与发展，首先，需要对于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史，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认识; 其次，以管理研究为契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管理实践; 再次，学习和掌握中国管理模式的精神实质，不断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理论。
关 键 词： 中国管理模式; 时间; 维度。
中国管理模式理论，是中国管理实践在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吸纳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基础上结合管理实践，扬弃旧理论，而逐步完善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存为基础的，并且是面向现实，关注社会，重视实践的。因此，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研究，应该包含对中国管理模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关注。只有从时间角度来审视中国管理模式，结合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并且赋予中国管理模式新的内容，才能形成中国管理模式理论新的阶段。
一。
一定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具有一定时空性。“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 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无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1]389任何一个具体过程，“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392.
具体来说，中国管理模式是一种关于中华民族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界和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一种运动形式的研究。因此，中国管理模式理论贯穿了对于时间的三维关注。要实现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科学认识，就应该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未来的结构进行深入的认识，把握中国管理模式理论内在的“时间观”。
历史是现实与未来的前提与基础。所谓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指时间意义上的过去，而是，指特定的人类社会相关的时间性。“历史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时代的相互交替。一方面，每一个时代都利用以前的各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技术等物质形式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的发展; 另一方面，每一个时代的发展，都是在与原来的生产条件不同条件下的生产。”[2]88因此，历史是一种与时间紧密相关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先在性”。这就是说，对于后来的社会与人类而言，唯一能够进行的是，“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的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人类生产力、资金和环境。”[2]92.
现实是两者联系的纽带与桥梁。生产与生活的管理实践是中国管理模式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正是具有联结历史与现实的“直接性现实性”，实践也就成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实践中，由于人们对于历史有所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对于历史有所选择之后的创造，因此，现实的人在不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这种创造绝对不是任意的发挥。“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585这种继承和改造的关系，在现实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所形成的矛盾，决定着人们现实活动的方式和方向的选择，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着活动的结果、意义、目标，以及进一步发展方向等方面。但是，现实是历史与未来的中介。社会生活固然具有受动性的一面，但是，人类社会又具有主动的一面。通过人与自身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协调，推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与前进。从历史与未来的关系看，现实是连接两者的纽带与桥梁。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类能够通过一定形式与意义上对于历史的变动、选择、吸收，对于历史的社会要素进行变革、创造等具体的形式，实现对历史的积极的改变，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未来是历史与现实的确认与目标。未来代表着社会发展的趋向和归宿。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未来关涉到人类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和“旨归”，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意义重大。从本质意义上讲，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有的是一种模式的不断优化与调整过程。这是一种对于现实否定的、扬弃理解为基本特征的。恩格斯明确指出： “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 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3]216从价值取向上看，人类社会发展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同时，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摆脱“异化”的历史进程。为此，对于未来社会的具体形式，任何虚无的推测与判断都是不可靠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3]643但是，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理论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恰恰相反，真正的科学理论，是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能动性”的写照，是一种“扬弃”。这就是说，从社会发展的纬度上看，人类社会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是向着人的更加合理的方向进行。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看，未来是科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思维纬度，包含了其理论的理想与希望，是其理论的价值体系的最终指向。
二。
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认识，应该坚持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由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以一种新的世界观为核心的。“这种历史观就在于：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东西。”[4]。
实践造就了人类社会，造就了人的发展，推动了人的全面发展。在实践过程中，人制造出了世界的双重化。一方面，世界是自在的物质世界; 另一方面，世界又不仅仅以原来的面貌存在，而是加入了人的主观的、精神的、主体的意义。同时，人本身也形成了双重化。一方面，人是物质的、自然界的存在物; 另一方面，人的精神、意志得到发展，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属人的主观世界。世界的双重化与人的双重化的结果是，而且，唯一的结果是，人类世界的统一，这是人类的意志与自然的发展规律的统一，是直观的主体性与客观的客体性的统一，是“求真”与“求善”的统一，是人们对于自由的追求与向往。因此，在实践中，人在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同时改造了历史的形成的生存环境与状况，丰富了自己现实的生活空间与内容，完善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实现了自身的主体价值，也造就了面向未来的发展的可能空间。因此，马克思指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社会实践是紧密相关的，应该被看做革命的实践。
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管理模式理论既不是直接面向历史的理论，也不是仅仅满足于现实人的心理、精神、感官需要的机械的存在; 而是包含了对于现实的、批判的和对未来的、追求的存在。它不仅仅关注人的类的存在，不仅仅关注人的“此岸性”存在，而且，关注人的“彼岸性”的存在，是“此岸性”与“彼岸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辩证法的面前，只有永恒的“发展”。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管理模式理论是对传统文化指导下所形成的世界观的超越，从改造与改革的方向出发，从人的主体性出发，赋予对象以自身的形式、内容、目的、意义，形成人化的合理性。
三。
任何理论的存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假设之上的。其中的具体结论，都必须以时间、地点、环境、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5]把握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关键在于，从发展的、创新的、变化的、前进的角度，认真地学习和领会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科学精神与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历史、现实、未来三者统一的角度，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理论进行真正理解与认识。
首先，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史，有一个清楚明确的认识。问题总是与对策相互比较、依存、转化。中国管理模式也不是空穴来风，是当时一定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条件的必然结果。中国管理模式的发展，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对于管理实践的科学结论，不是因为它是终极真理，只是为真理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回顾中国管理模式理论发展道路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发展，如同中国管理实践一样，是与人类历史上多种思想、学说相互借鉴、碰撞的结果，是对其他理论的扬弃与发展。
对于研究中国管理模式而言，不懂得中国发展历史，就不会懂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未来; 不懂得中国管理模式发展与成长的历史，就不懂得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历史。不懂得这些历史，也不会真正理解：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而不是更早或是更晚，会产生中国管理模式理论; 不会知道，为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那么多的挫折之后，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不会懂得，为什么在当今新的时代中，不仅仅要学习，坚持中国管理模式，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个模式。也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出发，才能真正找到中国管理模式的思想文化渊源，才能走向中国管理模式的深处，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管理模式的真谛。
其次，以管理实践研究为契机，推进中国管理实践。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国处于农业文明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管理模式是一种直观的，具有抽象的理念的话，随着现代化推进，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一种建立在中国管理实践基础上，对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所面对的，不仅仅是经验世界，而且具有一定的超验性，是一种面向人类未来的理解，突出强调了人的创造性。如果说，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中国管理哲学是一种精神的思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话，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管理模式逐步成熟，它已经逐步发展为一种现实的哲学，关注人的现实的存在，注重人的活动的社会意义，关注人类的“此在性”存在，从而，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真正建立在现实基础上。“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 ta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55为此，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认识与理解，应该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就应该把现实作为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善于关注现实，提升中国管理模式的水平与质量。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再次，学习和掌握中国管理模式的精神实质，不断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理论。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部分到整体，从挫折到复兴，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的道路，也在根本上折射出了中国管理模式的道路。这是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程。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的轨迹，是因为，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逻辑的必然，是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使然，与中国民众对于中国管理模式的规律性不断认识与理解、接受有关系，与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不断发展有关。可以说，中国管理模式的理论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个理论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以“和谐”、“和合”为核心的关系型文化。这对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和谐问题，人与自身的不和谐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相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管理实践的推进，中国管理模式理论能够不断取得新的形态，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新的时期，形成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拓中国管理模式研究的新境界。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管理模式理论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0: 42—43.
[5]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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