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生命能够承受之重
高三，生命能够承受之重
也许像我一样，永远感谢高三——感谢所有的生命能够承受之重。
进入高三的那年，我16岁。一个长在底层工人家庭的孩子，16岁的我在许多方面已经相当懂事了：我乖巧地在从不和谐的父母之间周旋，保护和照顾着有心脏病的妈妈。从11岁我便开始承担家务买菜做饭当小管家，精打细算地为经济拮据的家庭节约每一分钱。在学校我是老师的得力干将，是同学们的好班长……但这些并不能掩盖我依旧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现实。当年的天真甚而愚蠢触目惊心：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学习几乎完全处在无序的状态，成绩并不理想，但我居然却对自己的命运前途盲目乐观。好朋友常提起一件往事，说是高考前，我还一本正经地鼓励因恐惧高考而终日忧心忡忡的他，我很认真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考不上大学!”多年以后，我一想到那次谈话就羞愧得无地自容。
也许，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残酷青春──青春之残酷，乃是因为年少轻狂心高气傲而久不自知。
但生活自有办法嘲笑你教育你。1989年的高考像定时炸药一样准时爆炸。我名落孙山。这在我自己是意料之外，其实，却是在所有老师的预料之中。当然，这是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的事。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期，高考几乎是当时年轻人的唯一康庄大道。落榜，就意味着流落江湖。而当时，江湖不像现在，处处都是出路。
同学们几乎全上了各种录取线，个个都有书可读了，包括那个被我“谆谆教导”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考不上大学”的同学。只有我们少数几个，突然被大部队扔下了，被孤零零地留在了一个荒岛上，没有前途，更无退路，念天地之悠悠，却只能怆然而泪下了。
也就是那个时刻，我真正明白了“走投无路”这个成语的含义。那一年，吵吵闹闹了一辈子的父母亲终于正式离婚。母亲寄居在外婆家忙碌于自己也还混乱的家庭。父亲的经济状况面临崩溃也已经好几年了。他们都没有时间管我。其实我从小到大早已经习惯了这种野丫头的状态，但在高考落榜的那天晚上，我却觉得自己所有的坚强全线崩溃，我没有勇气回到那个阴暗贫穷的家了。
我不敢也不愿意回家。于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李德远，躲到了胡卫东家。我们都是落榜者，同病相怜。当时胡卫东的家还在綦江城郊的两间破旧漏雨的黄泥房子中。三个17岁的孩子突然就被早已经习惯了的校园抛了出来，生活的目标突然迷失，那农村里常见的摇摇欲坠的黄泥房子便装不下我们的失落和茫然了。
那个时候还不时兴借酒消愁，我们也没有钱喝酒。我只记得那个晚上饿了之后我们用白水煮了一些西红柿来吃。没有鸡蛋，也没有油。大家就这样相对无言不知所措。天要亮的时候我们终于疲倦得合衣而睡了。后半夜，狂风大作，我听到胡卫东家的房顶上茅草飞扬和瓦片落地的噼里啪啦声，心头空虚得一塌糊涂。
胡卫东的家早在90年代中期翻修成了新房了，上下三层，底下一层是专门用来喂猪的，在西部乡村的原野中，那是很气派很风光的房子。但是，我却总也无法忘掉那个风雨大作的夜晚，那两间风雨飘摇中的小屋。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才猛然明白在生活面前我是多么虚弱和渺小，可是我却必须要独立面对人生了。也就在那个晚上，我经历了至今我能意识到的最清晰最彻底的一次成长——而以前的所有所有的苦难和当时的恐惧迷茫比较起来，都不值得一提。
第二天磨蹭着回到家，把成绩单给父亲看。我低着头不说话。父亲没有表情，长久，只叹了一口气，喃喃道：“语文没有考好啊!”语文是我的强项，但89年的高考120分我只考了72分，刚刚及格。然后父亲就下楼去了，没有对我的命运作出宣判，留下我在那间没有门窗没有电的屋子里默默流泪。
父亲其实已经为我安排好了路：他要我到他当时上班的县车队去当售票员。我不敢埋怨父亲。那几年家里因为拆迁建房负债累累。后来房子建好后没有装修我们就住进去了。房子没有窗户，没有电，甚至连墙壁都没有粉刷。父亲为了节约几毛钱的菜钱，中午都要步行一个小时回家吃饭的。我知道父亲这样安排实在也是因为走投无路了。
“不!”但是我用沉默回绝了父亲。“我要复读!”我只用很不理直气壮地声音嗫嚅着，然后在父亲惶恐的目光中逃出了家门。那个夏天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家对面的六角亭，我常常坐在亭的最高一层，呆呆地望着脚下的整个綦城，陷入无边无际的混乱的狂想。
补习费现在想来不算贵。但在当时，对很多农村家庭和普通工人家庭而言，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也还是一笔颇沉重的负担。姨姨真正走进我的生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其他的文章中，我专门写过我的姨姨。在89年的那个暑假，是姨姨的那句话“她要读就读，我给她付学费”改变了我的整个命运。1989年的9月，我成了一名高四生，插班复读。
同学们的录取通知书还在陆陆续续地来，插班生一个一个地离开。偶尔也有失落的时候，但我已经平静了下来，经历了整个暑假的梦魇之后，我已经能直面我的命运了。我小心翼翼地揣着我的补习费，精打细算着每一天的生活，我心平气和地坐在90级的教室里，开始了另外一段人生。
直到现在，我也必须承认：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是从1990年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