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历史资料

　　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资料以及大事记，下面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抗战大事记

　　1931.9.18，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就此展开;

　　1932.1.28，日军于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建立侵华桥头堡;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年在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7.7.7,日寇于北平发动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

　　1937.8.13，日军发动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8.13——11.12)就此展开;

　　1937年9月至11月，太原会战展开，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并于9.25.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抗战以来中国所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忻口之战十万将士壮烈殉国;

　　1937.12.13，日军攻陷南京，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屠杀;

　　1937年年底1938年5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以徐州为中心展开徐州会战，其中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

　　1938.6.12至10.27，武汉会战展开。武汉会战后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军主动发起“冬季攻势”，取得一定战果;

　　1940.5月至6月，枣宜会战展开，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壮烈殉国;

　　1940.8月至12月，百团大战;

　　1942年起中国远征军入缅甸参战，于1945年与美英军队配合初击败侵缅日军;

　　1944年抗战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1945.8.6与8.9，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

　　1945.8.9，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击溃日本关东军;

　　1945.8.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9.2，日本签署投降书;

　　1945.9.9，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1948.12.23，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于东京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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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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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许多抗战老兵都不愿提及过去

　　崔永元和制作团队用8年时间采访3500人最终完成的纪录片《我的抗战》，不是重新书写抗战史，而是反映普通的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真实状态。通过这些亲历者的细节讲述，还原最真实的抗战八年

　　“没有一个人能了解真正的历史，你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去接近真实。”2010年12月5日，北京，崔永元在《我的抗战》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说道。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和他的团队历时8年打造的一部口述抗战史纪录片，共采访3500人，搜集历史老照片300万张。同名图书呈现了纪录片的原貌，全书由300位抗战老兵讲述，由24个独立的抗战故事组成。通过他们的口述实录，呈现了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描述了抗战过程中的爱情、友情、亲情。

　　在新书发布会会场，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被人群簇拥着走了进来。一上场，他们就对全场人行了军礼——在这个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第65年的冬天，名叫张晋和尤广才的老兵终于等来了他们人生中迟到近70年的鲜花与掌声。

　　尽管，70年，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隐瞒60年的记忆

　　在《我的抗战》中，有太多和张晋、尤广才一样的老兵。他们头顶抗战英雄的光环。但，仅仅是光环而已。这些光，照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幽暗。鲜有人在乎他们真正的故事——他们经历过怎样的腥风血雨，岁月又遮掩了他们多少痛楚与悲哀。

　　“我的团长……”话说到一半，面对镜头的老人已泣不成声。

　　这是《我的抗战》中的一个影像片段。镜头中的老人名叫王文川，当年为八十八师五二四团一营重机枪连机枪手，“八百壮士”中的一员。而他口中的团长，则是大名鼎鼎的抗战英雄谢晋元。

　　1937年10月26日，刚刚升任五二四团团长的谢晋元接到任务，死守上海最后阵地，吸引日军，掩护闸北地区友军撤退。26日深夜，团长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带着400多个弟兄，退守四行仓库。初到四行仓库时，有英租界士兵询问谢晋元带了多少士兵驻守，谢晋元为壮声威答曰800人。

　　“仓库在你们在，仓库不在你们就没了。”谢晋元的训话让王文川很激动，他想，团长都这么说了，他也豁出去了。

　　之后，一场生死搏斗开始。

　　孤军抗敌的士兵们打得极为艰苦，进入四行仓库的第二天，日军就炸断了仓库的通水设备。仓库里存有粮食，只是，为了不让敌人找到目标，大家不敢生火，饿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枪筒子装水喝。

　　将士们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击退日军六次进攻，毙敌数百人，被当时的媒体称作“八百壮士”。可是，就当壮士们准备与敌人做长时间的殊死决战时，统帅部却下令孤军停止战斗，退入公共租界。

　　1937年10月31日凌晨1时，谢晋元组织部队含泪撤出坚守了四天四夜的阵地。其后，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压力，解除了将士们的武装，将他们扣留在胶州路的一块空地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军”。

　　1941年4月24日清晨，孤军营中，照常率兵出操的谢晋元，发现有四名士兵缺席，亲往传询并且搜身，谁都没想到，这四名士兵竟是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叛徒，他们拔出藏好的匕首行刺，谢晋元身中数刀，血流不止，悲壮长逝。

　　那一年，谢晋元37岁。

　　“团长待我们就跟自己的亲儿女一样。”1946年，一百多名失散各地的“八百壮士”回到了曾誓死守卫的上海，他们在谢晋元的陵墓四周搭起棚子住了下来，一起为老团长守灵。尔后，他们有的在上海做苦工维持生计，有的回到原籍当了农民，还有的则流落街头。

　　镜头前，王文川拿起那把谢团长送他的口琴，颤颤巍巍地吹了起来。镜头后，《我的抗战》前线记者郭晓明内心抑制不住地难过。

　　2008年，郭晓明和张钧加入崔永元团队，全身心投入到《我的抗战》的工作中，两年间，他们一共采访了300多名老兵，而仅是对老兵王文川，郭晓明就跟访了一年半，尽管，真正的访谈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他说话是很困难的，每次只说一两句话，一个事情根本不能连贯讲下来。”郭晓明说道，很多时候我们问多了问题，老人就不说了。采访被迫中断多次，郭晓明不得不一直跟访，让老人时不时说上几分钟。

　　在老人的儿子王家宾眼里，父亲一直脾气古怪，沉默寡言。已经60多岁的王家宾依旧对父亲有所忌惮。“别看我60岁了，我从心里头对我父亲还有一种恐惧，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小时候，每次开完家长会，淘气的王家宾都会遭到父亲的责骂，挨打甚至被命令下跪。他一直都不理解，父亲的性格为何会暴躁，不近人情。

　　直到2007年，再次回到上海的王文川在儿子搀扶下回到四行仓库，哭倒在团长谢晋元雕像前，儿子王家宾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在此之前，王文川在众人眼中一直是个性格有些孤僻的北京退休工人。60年里，王文川一直在隐瞒，不管是身份还是历史，即便面对自己的子女。

　　看不见的伤，永远藏在人心底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