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有考古发现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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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朝有考古发现考吗之陶寺遗址的挖掘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夏朝终于发现古代实物。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已知的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考古发现最早国都，12月12日，早在1978年就已经展开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工作，出版了第一部发掘报告。来自全国考古界的百名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确认陶寺遗址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王国都城。而相关领域权威、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今年早些时候也曾断言，陶寺就是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考古发现最早国都，不少人惊呼，“中国考古出大事了”。

　　1978年至1985年期间，陶寺遗址就已经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有象征王权的龙盘、玉石钺等奢华随葬品，还有可能将中国文字历史前推800年的“毛笔朱书”。专家认为，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城内功能分区、大型宫殿乃至“观象台”等礼仪性建筑，都证明这是一座王国都城。而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临汾，正是传说中“平阳”的所在地，“观象台”也符合《尚书·尧典》的记载。

　　不过观察者网也发现，不少学者还对“尧都”的结论持谨慎态度。2010年的一篇报道也指出，所谓“朱书”其实只有两个符号，而“观象台”目前仅存夯土地基，今人将其复原为高耸的石柱，缺乏直接证据。

　　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则表示，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12月12日，在《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之际，来自全国考古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约100人会聚一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就“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展开研讨。

　　夏朝有考古发现考吗之出土概述

　　陶寺遗址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处，总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430个世界杯足球场地、7143个标准篮球场，是当之无愧的史前城市“巨无霸”。

　　1978年至1985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为了寻找早期夏文化，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主要发掘了居住址和一大片重要墓地，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墓葬1100余座。发掘获得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工具、礼乐器、装饰品等珍贵文物。早期王级大墓中，象征王权的龙盘、陶鼓、鼍鼓、石磬、彩绘木器、彩绘陶器、玉石钺等奢华的随葬品，震惊了海内外。而最早的红铜铸造铜铃与朱书文字，使学界开始认识到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夏文化探索等上古史考古探索方面的独特重要学术价值。

　　据《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主编、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确定了陶寺遗址的范围，明确了陶寺文化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期及文化性质，提出了陶寺文化大致年代为公元前2450年—前1900年。早期王级大墓随葬数以百计的高等级奢侈随葬品，与80%空无一物的平民墓葬，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现出当时社会复杂的等级制度、极度的贫富分化甚至阶级对立。

　　资料显示，遗址内有一个面积约8000余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根据残存的遗迹推算，这个基址上曾有一座面积达280平方米的宫殿建筑。而直径40厘米左右柱础石的发现，更是确凿地证明了宫殿空前巍峨。

　　1978至1985年这一阶段的陶寺考古发掘与研究，未能解决陶寺是否为都城遗址这一问题。1999年，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再次展开。

　　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目的在于判定陶寺遗址是否是都城，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否进入到国家。经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发现了作为都城必须具备的诸多元素：城墙、王陵、宫城、平民居住区、手工业区、仓储区，以及礼仪性建筑。

　　据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何驽介绍，陶寺作为都城，城内功能区划齐备且明确：宫城居城中偏北，工官管理的手工业区被设置在城内东南部。大约从事农业的普通居民区设置在城内西北部。大型仓储区位于宫城外侧东部。城市的东南有一处夯土基址，何驽推测并经过实证，认定它是观象祭祀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北偏西是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何驽还提到，在今年的发掘过程中，发现宫城正南门有两条伸出去很长的夯土，推测可能是“阙”的建筑基址。他解释，这种建筑类似于故宫午门两侧的雁翅楼，具有较强礼仪性。

　　如果“观象台”等遗址确属推测中的礼仪性建筑，那么陶寺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功能区划最为齐全的、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堪称“四千年前的北京城”。

　　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专家认可陶寺是一座都城的观点。再结合相关史料和传说的记载，有专家推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平阳。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所说：“陶寺就是尧都，就是文献记载的尧的中心所在、都城所在。”

　　他认为，明显的贫富分化、设防的城、大型礼仪建筑、文字、铜器、大型的仓储设施、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高规格的墓葬等都是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的标准，而这些，在陶寺都有。因而，“陶寺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他说。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帝尧曾建都于此。而在这里的种种发现又证实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白云翔表示，陶寺是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证据、地名甚至方言等等，也都共同指向尧都在晋南临汾一带。

　　自37年前开始发掘，关于陶寺遗址的性质，考古人员一直在探索。虽然目前的大量证据都指向“陶寺就是尧都”，但考古学家们秉持一贯严谨的学术态度，仍然表示，目前还没有到可以下定论的时候，陶寺与尧都之间的等号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和研究。虽然无限接近真理，但真理向前一步可能就是谬误，考古学家们还在努力中。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足以“改写历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似乎是想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

　　然而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对于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赵辉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这样说。

　　常常因意见相左而和师兄“顶牛”的何努，在这一点上和赵辉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他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过了这个夏天，过惯候鸟生活的何努将再次离家别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尧舜之都”，去寻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