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发现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将用系统的阐述、丰富的案例和生动的图片给出回答。“发现我们的过去并重建它”，全书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关于考古学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考古学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考古学发现之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为美国考古学经典教材，由麦格·劳希尔公司出版，已经出版至第3版。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图文并茂，内容全面，行文生动，有丰富的案例和个案研究，体现了新旧大陆考古遗址的全面信息。

　　《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为教学提供的了大量的学习帮助，包括考古区域地图、广泛的例证，每章结束有内容小结、进一步阅读书目，全书最后有中英文对照的词汇表，并标明章节出处，方便读者查找。

　　考古学发现之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罗伯特·沙雷尔 (美国)温迪·阿什莫尔 译者：余西云

　　考古学发现之图书目录

　　前言

　　第1章 观察古代

　　第2章 考古学的起源

　　第3章 考古学理论的变迁

　　第4章 范畴：考古遗存的性质

　　第5章 考古学研究

　　第6章 考古调查与勘探

　　第7章 发掘

　　第8章 室内整理和分类

　　第9章 时间框架

　　第10章 人类遗物分析

　　第11章 自然遗物分析

　　第12章 遗迹分析

　　第13章 类比与解释

　　第14章 技术与环境

　　第15章 社会系统

　　第16章 意识形态与象征系统

　　第17章 历史重建的理论

　　第18章 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词汇表

　　参考书目

　　译后记

　　考古学发现之后记

　　译后记

　　一

　　1983年秋我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第一学期由林沄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门专业课《考古学概论》，就把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考古学基础》，第一版)作为课程的参考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林沄先生和这本书把我带进了考古学的大门。1990年我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任教。从1993年秋天我开始给考古专业的本科生讲授《考古学概论》，也把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作为参考书。一定程度上，我又用这本书把我的学生带进考古学的大门。1995年秋，我考取张忠培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回到吉林大学学习。期间我去拜访林沄先生，谈到这本书。林先生说虽然已有不少译介西方考古学的文章，但往往只是介绍某种理论。为什么不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对西方考古学有个全面的介绍?先生的嘱托我始终放在心上。正好这些年我执教的武汉大学也不断强调要抓教材建设，我教的《考古学概论》课程一直没有一本趁手的教材，于是，在2001年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就着手准备翻译这本书。

　　任新雨是陈冰白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她在念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就同她谈起翻译这本书的想法。2002年她去美国乔治亚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到美国后不久她就与出版社和作者联系版权事宜，中间很费了一些周折。与出版社联系上后，我们才知道这本书马上要出新版(第三版，书名已经改为Archaeology： Discovering Our Past)。2003年新版书刚出，她就给我寄来一本，我们马上着手分头翻译。李英华和袁鑫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原来计划将前面8章交李英华翻译。但因为她要考博士研究生，后来又要去法国念书，实在忙不过来，就分出一部分内容给袁鑫翻译。具体分工如下：

　　余西云：第3章、第13章、第15章、第16章、第17章。

　　任新雨：第9章、第10章、第11章、第12章、第18章以及词汇表。

　　李英华：前言、第1章、第2章、第4章、第5章。

　　袁鑫：第6章、第7章、第8章、第14章。

　　从2003年开始，我断断续续进行翻译工作，大部分初译都是在考古工地发掘之余完成的。从2005年底开始，我全力以赴处理这个译稿。对袁鑫负责的部分和词汇表进行了彻底修改;对自己翻译的部分进行了反复修改;对其他两位合作者的译稿进行了修订，忙乎了一年半，于2007年4月将译稿交出版社。责任蔡欣是个完美主义者，在她的指导、帮助和督促下，我又花费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对译稿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二

　　对我来说，翻译这本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也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工作。最难之处在于某些专业术语的翻译，特别是那些我们可能也有类似概念，读过之后有所感触却又无法准确把握的术语。下面这组词可以为例。

　　考古学： 发现我们的过去〖〗译后记〖〗Matrix，按照索引的解释，指支撑、环绕、覆盖在遗存周围物质。有人翻译成“填质”。我们将其翻译成“埋藏介质”。这里有由外向内观和由内向外观的角度差异。但这两种翻译都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Matrix主要是用来判断遗存的位置、共存关系和层位关系的。实际上，这个词约略与我们一般所说的一个层位的土质、土色的“土”(这个词确实有些土!)相当，但matrix要宽泛一些，也准确一些。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翻译成“埋藏环境”。

　　Association，按照索引的解释，指一个遗存与其他遗存邻近或者处在同一埋藏介质之中或同一埋藏介质之上。这个词比我们一般所谓的共存要宽泛一些。我们一般所谓的共存主要指处在同一埋藏介质中的遗存，而association还包括处在同一介质之上，或未必与同一埋藏介质有关但相邻而且有联系的一些遗存。例如一座房子周围有道路、窖穴等相关的其他遗迹，这些遗迹与房子就构成共生关系。所以这个词包含有共生与共存两种情况。

　　Context，按照索引的解释，指考古遗存由生成过程和转化过程形成的属性，通过共生关系、埋藏介质和位置关系来判断。有人将这个词翻译成“共存单位”，更多的情形是没有翻译而保留了原文。我以为这个词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层位”。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个词也指“背景”。一般容易把“层位”理解为“层位关系”，把前者当成后者的省略形式。其实这两个概念应该加以区分，在中国考古学中，“层位”指地层和遗迹本身，俗称“单位”，而“层位关系”指层位之间的叠压、打破和共生关系，即相当于本书所谓的“地层关系”，我们过去也称为“地层关系”，只是考虑到“地层关系”涉及的对象不止是地层，也有遗迹，就改成了“层位关系”。“层位关系”当然比“地层关系”准确，但其内涵与外延与本书(姑且就算它代表了美国考古学界)所谓的“地层关系”并无不同。当然把context翻译成“层位”也只是表达了部分含义，也就是从外往内观。其实它还有一层从内往外观的意思，这个时候往往可以翻译成“背景”。对于一件遗物来说，context提供了埋藏介质，也就是提供了一个埋藏背景。这层意思也可以引申使用，在本书的许多场合都可以见到。

　　Context还分为primary context和secondary context，应该翻译为“原生层位”与“次生层位”。中国考古学中与其最接近的概念就是“原生堆积”与“次生堆积”。但primary context和secondary context与我们一般所说的“原生堆积”与“次生堆积”(更不要说“原生地层”与“次生地层”)的范畴与所指有所不同。比如，墓葬的填土或者建筑物中的填土就应该属于secondary context(“次生层位”)的范畴。而中国考古学中似乎没有认真界定过这组概念。

　　Agency theory这个词过去往往翻译成“中介理论”，有点不着边际。Agency and practice theory approaches，指人类是积极的行为主体，而非被动的社会成员。文化并不完全是习得而来的，也是通过人们日常行为不断地进行改造而成的。我们将其翻译成能动理论与实践主义。

　　Specific analogy过去往往翻译成“特殊类比”，我们认为它指特定条件下的类比，可以翻译成“特定类比”。General analogy也不应该翻译成“一般类比”，而应该翻译成“普遍类比”。

　　Stratified sampling是一个统计学术语，过去往往翻译成“分层抽样”，但实际上指的是“分组抽样”，至少在本书是这样。

　　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

　　三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作者交流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充满乐趣与愉悦的过程。我翻译一般都很慢，一天也就能翻译一面、半面。这固然与我的英语不够好，没有翻译经验有关;也与我总想用心体会、仔细琢磨有关。在用心体会的时候，对西方考古学，特别是美国考古学有所认识。在仔细琢磨的时候，又对中国考古学有所反思。

　　考古学的形成与进化论有关。具体说，正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三期说，对古物研究进行了系统化，才使考古学得以形成。在欧洲从19世纪末开始，传播学派、英国的功能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流派纷呈。这些理论流派或多或少都投射到考古学界。在美国，从摩尔根到怀特再到塞维斯等人，进化论不绝如缕。但因为博厄斯在美国人类学界的崇高地位，使得历史主义这个传播论的分支在美国大放异彩。接着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纷至沓来。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往往表现为把一个视角推到极致，用放大镜来看问题，结果不免偏颇，这就为下一种理论播下了种子。晚起的理论流派慷慨激昂，批判、取代已有的流派，各领风骚若干年(本书作者认为一般为20年左右，即一代人的时间，有一定道理)。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甚至是一种虚华的假象。在一定程度上讲，理论的演进是一个自在的过程，是资料积累、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必然结果，也往往是社会思潮的前奏、组成部分或者瓜熟蒂落的结果，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些各领风骚的理论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一个过程的不同片段而已。

　　中国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与传统学术氛围相结合的产物。西方考古学的概念、方法、理论在中国考古学中往往都可以找到影子，或西学东渐，或殊途同归。但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特有的语言体系和理论体系，有自己的理念和追求(至少其主流或中坚是这样)。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大体相当于本书所谓的文化历史主义;张忠培先生首倡的谱系理论是我们重建文化过程的基本手段。而作为“新理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中国一点也不“新”了(当然也是可以而且应该出“新”或者翻“新”的)。

　　就中国考古学来说，我们在基本概念的完善与系统化，研究方法的丰富、充实与改进，理论的多元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四

　　林沄先生得知我们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后，欣然作序。复旦大学的高蒙河先生、武汉大学考古系的陈冰白先生、硕士研究生李冬冬、童萌、王炎溪、蔡金英、2004级本科生柳

　　青、龚一闻、王昊等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罗运兵阅读过译稿，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修改意见。世纪文景公司的姚映然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谢!

　　这本书与我有20多年的缘分(其实第三版与第一版无论是书名、内容、体例与观点都没有多少共同点了，看成两本书也无不可。这种改变大抵反映了美国考古学界近20年来的变化。原书就第三版所作的修改有一个说明，考虑到绝大部分读者都不太可能去看前两版，故从略)，在几位青年朋友的帮助下，把它翻译出来，既算给先生交了差，也给学生一个交代，了却了一桩心愿。囿于我们的水平，翻译肯定难以尽如人意。塞缪尔·约翰逊有言：“词典如钟表，再差也比没有强，再好也别指望它十分准确。”词典如是，翻译作品更是这样。

　　余西云

　　2008年5月

　　4 序言

　　中译本序

　　春节前，接到余西云的来信，告诉我一件喜事： 他组织人翻译了一本美国的考古学教科书，将要出版。据他说，翻译这本书还是我的提议。要我写一篇序，这当然是不好推辞的事，便来写上几句吧。

　　这本教科书的第一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979年出版，原名是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1981年N.哈蒙德到吉林大学来讲学，杨建华作翻译，他送了杨建华一本，杨建华拿来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国外的考古学教科书，第一次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在此前，我虽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但对考古的了解，基本上只限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以及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发展和已取得的经验。习惯于把考古学看做从实物史料来研究历史的观点。因此，在看到这本教科书后，有一种大开眼界、广拓思路之感。所以，虽然只有初中的英语程度，我竟生吞活剥地翻译了此书的第1、2、4、5、8、9、11、12、13、14、15各章。在给历史班学生讲“考古学通论”(介绍考古学一般知识和中国考古主要发现)课程时，一点点加进从这本书上学到的东西。而在1983年起正式给考古班学生讲“考古学通论”(只限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课程时，就用这本教科书做主要的参考书了。

　　现在回想当初为什么看到外国的教科书，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大概是因为中国的考古实践，到80年代上半叶为止，主要还只是从田野调查和发掘中获取资料，并总结了初步的科学建立资料的时空框架，进行考古学文化归类的科学方法。而很少在如何利用考古资料恢复过去人类的行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讨论这些方面的历史变化和为什么变化等方面，总结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有些人甚至认为超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就不是考古学了。这也许是因为，中国考古学一直被认为是历史学的分支，而中国考古学者多数认为中国历史上古人的行为和人与人的关系大多是清楚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早已在历史学上研究过了。所以觉得那些事根本与考古学的任务无关。但外国考古则不然。不但是这本教科书，就是后来杨建华从英国带回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此书现在已经有了中译本)，建立资料的时空框架和考古学文化的归类，其实都只占很少的篇幅，而大量的篇幅是用在如何用考古资料去科学复原古人的活动、古人的社会组织乃至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揭示了西方考古学和社会学、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中国考古学者应该认真思考和在今后实践中总结的事情。如果我们重新认识到考古学要“透物见人”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考古学的基本任务，那就应该借鉴外国的

　　经验，具体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出实现这一任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方法;而且通过考古的途径，研究中国有特色的历史道路，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那才能有真正站得住脚的“中国学派”。

　　由于中国考古学家和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都很有必要从世界考古的视野来重新认识“考古学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所以，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中译本，再翻译出版一本教科书也不为多，而且还远远不够。要全面了解国外考古学者在想什么，做什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有哪些新的经验，我觉得多译几种考古学教科书，比翻译专著和论文，益处更多。而且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走向世界时不能不注意的事啊。所以，余西云和他组织的队伍，实在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相信这本教科书的出版会受到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的热烈欢迎，也会受到广大考古文物工作者和史学界同仁的欢迎。

　　考古学： 发现我们的过去〖〗中译本序〖〗最后，顺便说一说翻译的问题。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学问，不少基本概念和术语，也是从外文引进的。但在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实践中，有的概念有许多中国人自己加上去的成分，发生了畸变。

　　例如，“类型学”是外国传入的考古学方法，1926年李济在清华大学作关于考古学的演讲时，说typology“尚没有一个好的汉译”，所以“暂用英文”。但从他举的具体例子中可以看出，是把器物分成代表不同时代的types，所以本意是指有区分时代意义的器物分类法。后来在中国分别译作“型式学”、“型制学”、“体制学”、“标型学”，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20世纪60年代授课时已使用“类型学”一词，后来得到普遍采用。我记得，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把类型学方法也叫做“器物排队”。因为这种方法划成的最小类别(通常以“式”名之)，须能排成连续渐变性的序列，也就是使所分的类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关系。在参照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判定这一个队列中的各式之间相对的年代早晚关系。直到今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把typology方法简要地解释为“即以编年的或发展序列来排列遗物”(“the arrangement of artifats in chronological or developmental sequence”)(中译本第25页)，在第四章“何时?确定年代的方法和编年学”中的第一节“相对年代”中具体介绍了“类型学的序列”。可见，类型学在西方至今仍被视为一种研究遗物的相对年代的方法。而“器物排队”是基本上表述了这种方法的要旨的。

　　但在中国，类型学方法在引进和应用的过程中，常常是和一般的分类方法混同不辨的。以至于不少资深的考古工作者，也把一般的分类误认为就是类型学的研究，而没有懂得只有分出能排列成“编年的或发展序列的”类别，才是类型学研究。更有甚者，只看到考古学文化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及苏秉琦先生倡导了“区系类型”的研究，便把这些字面上相同的“类型”，也塞进了类型学研究之中。所以，在中国考古学界和考古学教学中，“类型学”仍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

　　就在新出版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似乎是因为译者本身就不大明白类型学和一般分类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概念，而把第三章当中“发掘”的一个小标题“Processing and Classification”(“整理与分类”)，译成为“类型学分析”(中译本第111页)，更加深了类型学和一般分类的混淆。这是不应有的错误。

　　从本书的译后记来看，余西云他们对翻译专门术语是很下了工夫的。这非常好。但是，恐怕有一些术语，也像typology刚传进中国时一样，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好的汉译”。以context为例，《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译为“共存单位”，而本书则主张译为“层位”或“背景”。这些译法似乎都不能确切表述该术语的意义。关键在于，这个词是用来表示某种遗存的属性的，即反映该遗存存在于何种埋藏介质中(除了狭义的“单位”外，似乎还可以包括单位近旁的埋藏介质)、它在“单位”中和其他遗存的共存关系，以及由坐标表明的相对位置关系。既然着重是指某种遗存和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因而不能只用“单位”、“层位”这样的事物名来表述。什么时候会找到一个类似“器物排队”这样生动的表述法?恐怕还要待以时日。但无论如何，我有一个希望，希望这本教科书和《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都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广泛听取读者们的意见，认真修订再版。逐渐减少因翻译不得当而造成的误解，更好地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服务。但当务之急是尽早多出版几本外国的教科书，即使不是十全十美，在有所借鉴的情况下，再通过我们大家的实践，一定会使我们中国考古学更健康快速地得到发展。

　　林沄

　　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