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考古新发现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作为2016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你们对他了解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最近考古新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最近考古新发现之考古地位

　　石家河遗址出土文物

　　大约在距今4600-4000年的时候，在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的石家河地区，生活着一个庞大的聚落群体。这个聚落的居民，以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和变革图强的聪明才智，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其丰富先进的内涵，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史前文化当中一座美轮美奂的大厦。

　　石家河遗址及由它命名的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56年11月，石家河遗址由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石家河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年3月，天门市石家河遗址被国家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最近考古新发现之遗址发掘

　　发掘历程

　　国家文物局 石家河 长江中游 史前文化 护城河

　　1954年冬，京山和天门县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考古工作者沿渠道进行调查，在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发现了许多古遗址。

　　1955年2月-8月，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在石家河配合工程，发掘了罗家柏岭、杨家湾(贯平堰)、石板冲、三房湾四处遗址，其中罗家柏岭的发掘面积近1400平方米。这是江汉地区相当重要的一次考古发掘，但由于种种原因，以上考古资料没有及时发表，因而其学术价值也就长期未能被认识。

　　石家河文化遗址考古现场

　　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再未进行新的考古发掘。七十年代后期，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工作重新起步。

　　1978年，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试掘了邓家湾遗址。

　　1982年，湖北省博物馆试掘了谭家岭、土城遗址。

　　1987年春季，荆州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邓家湾遗址。这几次发掘虽然规模都不大，但获的资料和信息却十分丰富。

　　1987年6月，为了进一步研究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探讨石家河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考古所、荆州博物馆联合成立石家河考古队，严文明先生任队长，并从当年秋季开始，对石家河遗址群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掘的主要地点有邓家湾、谭家岭、肖家屋脊和土城等，其中肖家屋脊、邓家湾遗址的发掘面积最大，收获也最丰。在组织发掘工作的同时，地面上的考古调查也在进行，并取得了重要突破。

　　1992年，田野考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转入室内整理。经队长会议研究，决定在五年田野工作的基础上，编写三本考古报告。第一本为肖家屋脊遗址报告，由张绪球负责，组织荆州博物馆的有关专业人员编写。第二本为邓家湾遗址发掘报告，由杨权喜负责，组织湖北省考古所的有关人员编写。第三本为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赵辉和张驰负责，调查报告已完成，发表于《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

　　肖家屋脊遗址的发掘带有抢救的性质，发掘前石河镇砖瓦厂已在此建厂取土，将遗址的南端破坏了相当面积。为了部分解决其生产用土的困难，同时达到考古研究的目的，石河考古队从1987年至1991年，进行了八次发掘，累计开5×5米的探方257个，发掘总面积6500平方米(包括扩方面积)。

　　2015年11月底至12月，石家河遗址出土240余件距今4000多年的精美史前玉器，专家认为代表当时中国琢玉技艺最高水平，并且改写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

　　2015年12月26日，湖北天门石家河印信台遗址的数处人工黄土台基、陶缸遗迹、土坑墓、瓮棺葬等。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第一期考古研究工作于26日结束。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正式确认，石家河印信台遗址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

　　历次发掘

　　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玉器

　　第一次发掘是在1987年秋冬，发掘目的是为了对遗址的文化内涵作一初步的摸底，以确定今后是否有必要再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人员主要是北京大学考古系85级进行教学实习的本科学生。辅导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张江凯、赵朝洪、荆州博物馆张绪球、王宏。发掘方法是以土公路为界，将遗址分为东西A、B两区。发掘部位在A区的南端，紧挨取土地点。共开探方12个(编号AT1-12)，揭露面积300平方米。因此次发掘是试掘，故未对探方的编号作统一规划。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初步掌握了遗址的地层堆积情况，并发现墓葬15座、瓮棺葬1座和灰坑39个，其中M7随葬品甚多，是石家河文化中已发现的最大一座墓葬。

　　第二次发掘是在1988年春季。通过前次试掘，获知该遗址文化内涵尚属比较丰富，且前后跨越的时间较长，有利于建立整个遗址群的文化发展谱系，故决定继续配合取土进行发掘。参加这次发掘工作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王福英，北京大学考古系88届毕业生4人，天门市博物馆范学斌。发掘部位主要是在第一次发掘区的北面。探方的编号采用象限法，由四位数组成。前两位数表示探方由南向北的座标顺序，后两位数表示探方由西向东的座标顺序。如AT0207(简写AT207)，即表示探方的位置是在A区由南向北的第二排和由西向东的第7号，以后各次发掘均按这个体系编号。

　　本次集中开探方14个(AT204-408)，此外又在上次发掘区的南侧残存部分开了3个探方(AT13-15)，发掘总面积425平方米。主要收获是清理了墓葬12座(M16-27)，其中9座属新石器时代，3座属东周时期，同时发现灰坑12个(H40-51)。

　　第三次发掘是在1988年秋季。参加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郑中华、王福英、肖玉军，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祝恒富，天门博物馆范学斌，湘潭大学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3人，这次发掘共开探方64个(AT602-1017、1104-1117、1205-1217)，面积1600平方米(图版)。主要收获是在A区的东端又发现土坑竖穴墓地一处，清理土坑墓20座(M28-47)，并在同一地点发现瓮棺葬12座(W2-13)。发现一处大水塘，其东西长跨越7个探方，北端还不清楚。水塘的西南侧有少量瓮棺葬，东侧有较多的瓮棺葬，其中W6出大量精美的玉器。此外还发现灰坑39个(H52-91)、房基1座(F1)、土井一个(J1)。

　　第四次发掘是在1989年春季。参加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肖玉军，湖北省考古所李文森、孟华平，北京大学考古系85级学生7人，天门市博物馆周文。共开探方17个，发掘面积425平方米(AT1118-1120、1218-1221、1316-1321、1416-1417、1515-1516)。主要目的是在水塘东侧搞清瓮棺葬的范围，结果又发现瓮棺葬16座(W14-29)。从地层关系观察，有些瓮棺葬可能已被水塘破坏。此外还发现灰坑12个(H92-103)。

　　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玉器

　　第五次发掘是在1989年秋冬。这次发掘主要配合北京大学考古系87级学生的基础实习。参加发掘的人员有：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张江凯、赵辉、张驰、冯先仁，研究生2人，本科生17人，日本留学生内田纯子、小泽正人，湖北省考古所李天元、李文森、冯小波，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陈官涛、王福英、贾汉清、肖玉军，还有湖南省参加北京大学文博班的学员6人，共开探方37个(AT1202、1302、1313-1314、1401-1415、1418-1423、1503、1505-1509、1518-1522、1616)总面积约955平方米。此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清理灰坑203个(H104-306)、房基4座(F2、3、5、6)、土坑竖穴墓3座(M48-50)、瓮棺葬46座(W30-73、75、77)、窑2个。进一步探明了水塘的范围和沿用时间。发现早期水塘被H230、H254打破，而水塘又打破了瓮棺葬。水塘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时期。

　　第六次发掘是在1990年春季。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何努、贾汉清、王福英，北京大学考古系应届毕业生4人。北京大学考古系教师赵辉、张驰在进行石家河遗址群考古调查中，也抽时间参加了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共开探方22个(AT1601-1608、1704-1708、1804-1808、1905-1909、)总面积57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清理瓮棺葬3座(74、76、78)、灰坑86个(H307-392)。

　　第七次发掘是在1990年秋季，参加人员有湖北省考古所林邦存、李文森、孟华平、李小华，荆州博物馆张绪球、刘德银、贾汉清、王福英，荆门市博物馆汤学锋，宜昌市文管会许发喜，湖南岳阳市文物队欧继凡。本次共开探方51个(AT1716-1724、1814-1822、1914-2218)，总面积1275平方米(图版)。主要收获是发现灰坑134个(H393-526)、房基5座(F10-14)、土坑竖穴墓2座(M52-53)、瓮棺葬10座(W79-88)。

　　最后一次发掘是在1991年秋季，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荆州博物馆张绪球、郑中华、王福英、丁家元、肖华，仙桃市博物馆余立，省考古所技工金木清，荆门市博物馆龙永芳。此次共开探方40个(AT2305-2309、2405-2409、2612-2613、2805-2810、3006-3406)，总面积1000平方米。主要收获是在北侧新发现墓地一处，清理土坑竖穴墓19座(M54-72)、瓮棺葬1座(W89)、灰坑31个(H527-557)。

　　最近考古新发现之考古价值

　　石家河遗址出土文物

　　历史文化价值

　　石家河古城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石之一，而石家河遗址是其核心部位的典型遗址，是研究中国史前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人口分布、聚落的发展演变，民族形成与文明起源、邦国兴起的实物资料宝库，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对于廓清中国上古史中的迷雾，探讨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遗址内涵丰富，废墟形态保存较好，除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外，还可以为海内外自然史、科技史及生态环境等多学科领域的学人进行专业考察提供研究园地。众多的原始艺术品，堪称当时的艺术杰作，具有传承借鉴价值和审美价值。

　　社会价值

　　从社会价值来看，石家河遗址比较集中地保存了古代人类在特定环境和阶段进行开拓性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大量优秀历史文化遗存。该聚落由形成、发展、繁荣到衰落的过程，为人们鉴古知今留下了生动、直观的实物教材，具有历史教育、科学教育功能。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实现科教兴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价值

　　就其经济价值而言，石家河遗址是国土资源中的重要人文资源，对提高地方知名度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品牌价值。其出土文物的造型、图案，不仅可供设计制作富有地方特色的工艺美术品，直接产生经济价值;而且可以作为地方工农业产品的商标，具有较高的无形资产价值。

　　尤其作为珍贵的文物古迹，它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环境资源，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合理运用，可促进长江中游旅游业持续发展，为发展第三产业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该遗址地处华中，紧邻天门市中心城区，毗邻公路国道与铁路线，交通便利，可进入性强。对外可沟通邻近各地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景区，形成旅游网络，有良好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