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陕西考古新发现

　　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出炉，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入围，关于2016年陕西考古新发现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年陕西考古新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016年陕西考古新发现之历史记载/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封土为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这是历史文献中关于秦汉时期祭祀场所的记载。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通过祭天活动以达到“与天滋润，强国富民”之祈福。雍地具有悠久的祭祀传统，而秦汉时期在这里创制的畤祭则对中国古代祭祀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雍地的祭祀传统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一直到西周晚期在此还有郊祭活动举行。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其都城——雍城郊外先后在雍地建立了包括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的雍四畤祭祀系统，使雍地不但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而且成为国家最高等级的祭祀圣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其祖先以畤祭天的基础上，又广泛吸收了原先东方六国的礼仪，在雍地举行加冕典礼和郊祀的时候新的祭祀风尚;

　　西汉早期，为了修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汉高祖刘邦实行“汉承秦制”的方略，没有在长安置新畤，而是继续沿用早先秦人设在雍地的旧制和畤祭的基础设施，并且在原先秦雍四畤的基础上增设了西汉时期的北畤，即形成完整的雍五畤祭祀五帝系统，以郊祀雍畤作为王朝最高祭礼。西汉帝在雍地祭天礼仪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期，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西汉帝王先后十八次郊雍，场面非常隆盛和壮观。专家根据遗址出土器物类型学年代初步研究判断，血池遗址可能为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在雍城郊外原隶属秦畤基础上设立的国家最高等级，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固定场所——北畤。该遗址是继礼县鸾亭山“西畤”相关遗迹后，首次在雍城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国家大型“祭天台”。

　　2016年陕西考古新发现之发展现状/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西北的柳林镇血池村东至沟南村之间的山梁与山前台地上，东南距秦雍城大遗址15公里，这里沟壑纵横，植被丰茂，且处在秦汉时期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上。

　　2016年4月至11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凤翔县文物旅游局、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和凤翔县博物馆联合组队的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国家文物局批准的2000平方米年度发掘任务，同时也结束了数年来对这处总面积达47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当前共确认相关遗迹包括各类建筑、场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处，都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7年4月12日，被评为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6年陕西考古新发现之考古发掘/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考古队于2016年度是首次对血池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区间分别遴选两处遗迹性质不同的“夯土台”和“祭祀坑”进行。专家根据“夯土台”发掘点已有的信息，结合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地貌，以及《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等文献的记载，认为它完全符合秦汉时期置“畤”(古代祭祀天地及五帝之固定场所)的条件，即选址应该在“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筑坛须有“封土为坛、除地为场、为坛三垓”的形式和规模，此外发现的道路遗迹则很可能与当时不同身份等级参祭人员的所走不同的行道有关联，即文献所记载的“神道八通”。

　　在对山梁高处的古遗迹调查中，发现不少夯土基址和战国至西汉早中期的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从其规模上可区分出从大型宫殿到一般小型建筑之大小不同等制，这与文献所记雍畤应该有能够提供皇帝亲往主祭的“斋宫”、祠官的常驻的管理与祭具存放场所的建筑群落的背景相吻合。

　　遗址所在的血池村为古地名，那么秦汉时期国家进行大型祭祀活动时，祭品和仪式过程是否与这个神秘的地名“血池”有关呢?

　　根据考古现场的发现，雍山血池遗址数量最多的遗迹是分布较为密集三类祭祀坑，第一类是“车马”祭祀坑，坑内的“车马”及其随器却制作精巧且形体很小，其“木偶”性的明器化特征突出。从“车马”祭祀坑中的三类形制分析，与文献记载历代持续对雍畤祭祀的背景有关。第二类是马、牛、羊的牲肉埋葬坑，部分祭祀坑虽经晚代盗扰，但出土器物仍然十分丰富，已在各类祭祀坑中出土器物二千一百零九件(组)文物，主要有玉器，如玉人、玉璜、玉琮、玉璋、玉璧残片，青铜车马器，如盖弓帽、车軎、车轙、马衔、马镳、铜环、铜泡、铜管、弩机、铜镞以及小型木车马等专门用于祭祀之物。第三类是极少数的“空坑”。三类祭祀坑的内涵与文献记载的三牲献食、玉贝、“车马”之祭品种类相同，而以坑埋藏则是文献中对祭品“瘗埋”的重要处理方式。考古现场已采集到“空坑”内的土样标本，以检测是否有“血祭”的成分，探究“血池村”地名的来历是否与当时祭祀用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有关。同时通过对其它出土文物的器表检测，以检验是否有文献所记用火“燔烧”的痕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