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 发现于 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安阳殷墟的重要考古发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正文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 发现于 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商以此为都(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1899年,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考证、调查，确认为商代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1928年10月，董作宾主持了试掘。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先后主持工作的有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等。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 6月，共发掘十五次。发掘大墓十一座、方坑一个、小型墓和祭祀坑一千二百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有：发掘武官村大墓、后冈祭祀坑，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四千多片;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妇好墓,等等。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该处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资料，引起国内外的重视。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傅氏(傅斯年，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台长)组织领导的安阳殷墟洹水南岸历时9年15次田野考古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的都城就在此处，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地层、出土青铜、玉器等遗物，以及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司马迁《史记》有“洹水南，殷墟上”记载，另有文献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这个都城的形制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东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荣的地位。

　　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称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

　　地理位置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小屯村周围，地理坐标为114°18′50″E，36°07′36″N，海拔约80m，长宽各约6公里，总面积约36平方公里，遗产地保护区核心面积414 公顷，缓冲区面积为720公顷。殷墟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型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洹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手工作坊等。

　　文物遗迹

　　宫殿宗庙遗址位于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5公顷，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防御濠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

　　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3公顷。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现辟为M260展厅。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洹北商城位于洹河北岸花园庄，城址大体呈方形，东西宽2.15公里，南北长2.2公里，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基槽。洹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延长了殷商的历史时间，延伸了殷墟的范围。

　　洹北商城遗址的年代早于传统意义上的殷墟晚商文化，略晚于郑州早商文化，很可能是商代中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

　　2017年5月3日报道，考古人员在殷墟大遗址保护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18座匈奴墓葬。这些匈奴墓葬排列整齐，墓葬形制相同。从出土的器物判断，这些墓葬晚于殷墟时期，且与中原墓葬的形制内容有所不同。它的时代应该在东汉末年到魏晋，距今1800年左右。

　　发掘沿革

　　据《尚书》、《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曾存在商王朝，该王朝延续了近500年，是具备疆域国家形态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开端。第一位商王名汤，于公元前16世纪初在“亳”建国 ，并迅速征服了周邻势力，稳定了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商朝的王位继承采用“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办法，前后共有31位商王。

　　商朝的都邑曾数度迁徙，自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盘庚自奄迁都至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 ，一直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商灭亡后，逐渐沦为废墟。

　　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殷墟的位置进行了较为确切的描述。 宋、元时期，安阳一带多有青铜器出土，引起关注，但被认为是商王河亶甲的相都。

　　小屯位于安阳市西郊洹河岸边。这一带地势略高，因此战国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一度被当作埋葬亡灵的理想地点。直到明朝时，才成为由数户人家组成的一个居民点。清末以来，小屯居民在耕作中常从地下挖到碎骨片。19世纪末，当地传闻碎骨即所谓的龙骨，可以治病，于是村民收集碎骨片，或留作已用，或卖给中药铺。从此，“龙骨”被源源不断地从地下掘出。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购药，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开始重金收购，进而考证出这些“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王懿荣义愤自尽，所收藏龙骨由其子转售晚清学者刘锷。1903年，刘锷将其收藏的甲骨编印出版，成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铁云藏龟》。

　　发现商代甲骨文的消息传开后，整个学术界为之振奋，许多学者加入到收藏甲骨的行列中来。各中药铺中的“龙骨”，一时间身价百倍。由于贩卖甲骨有暴利可图，古董商人便把甲骨的出土地点隐瞒起来。1908年(一说说1910年)，罗振玉经多方探求，始知甲骨出于“滨洹之小屯”，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至此，殷墟遗址第一次被学术界所知。1917年，王国维对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整理出商王世系表，进一步证实小屯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出土过程

　　1928年，在傅斯年大力支持下，开始对殷墟进行第一次为期18天的试掘，

　　及铜器、陶器、骨器等多种文物。1929年春，由李济主持对殷墟的正式发掘。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使得殷墟遗址曾经是商代晚期都邑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约2米深处，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这座城址的年代略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洹河北岸，学术界将其命名为“洹北商城”。

　　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宽，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如地理、地貌、植被、资源、动植物)等;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如铸铜、制玉、制陶、制骨);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的性质等，商朝逐渐成为信史。[15]

　　遗址价值

　　甲骨文是汉字的前身、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不仅证明古老的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还提供了中国古代独立的文字造字法则，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而且由于甲骨文内容丰富，涉及殷商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对全面复原殷商社会史具有重要意义，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对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甲骨学。[16]

　　品、艺术品等，礼器有鼎、斛、簋、觚、爵等，乐器有铙、铃、钲等，兵器有戈、矛、钺、刀、镞等，工具有锛、凿、斧、锯、铲等，生活用具有铜镜、杖首、漏、勺、箸、器座、角形器等，装饰艺术品有人面具、人头面具、铜牛、铜虎、铜铃等。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反映了殷商先民特有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达到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巅峰，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青铜器上铸刻的文字(金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保留了当时的真实的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有四五千件。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礼器170多件，兵器1340多件，还有工具以及其他杂器。1950年～1986年间，发掘所得礼器650多件，兵器1400多件，还有一些工具、艺术品和杂器。1986年以后，仍有不少青铜器被发现。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其中出土最多的就是保存完好的第五号墓——妇好墓，竟有468件之多，而且种类齐全。

　　青铜器中铸造技术工艺最为精美的是礼器。而殷墟出土的礼器，不仅种类多，而且形制多样，呈现圆、扁、方等形状，其中以圆形器为主。最大最重的当属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古代青铜器，也是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此外，侯家庄西北岗M1004号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司母辛大方鼎等，也是重型礼器。

　　建筑特色

　　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设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的洹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

　　史学价值

　　殷墟的发掘，几乎完全改变了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面貌，真实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为商周考古确立了可靠的年代学基础，对于上溯早商文化和夏文化起到了

　　基点作用;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大量使用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同时，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突出表现了殷墟时期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礼制，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16]

　　考古学影响

　　殷墟的发掘，是中国传统金石学与西方田野考古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19]

　　殷墟宫殿区、王陵区的发掘，大批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瞩目，确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地位;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冈遗址“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划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为中国考古学的地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殷墟发掘工地成为培养中国考古人才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了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梁思永、郭宝钧、尹达、夏鼐、胡厚宣等中国考古界的第一代精英。

　　殷墟的发掘，对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中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随着商王朝的存在被考古学证实，中国学术界得以展开有关文记载中的“夏王朝”的探索。

　　评价

　　国内评价

　　郭沫若：①“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②“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③“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陈运和：“甲骨文乐得跳出殷墟，青铜器乐得跳出殷墟重见天日，真是安阳小屯村的特大欢喜”。

　　夏鼐：①“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②“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并且它又是一个灿烂的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在上述三个要素方面，它都自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在其他方面，例如玉石雕刻、马驾的车子、刻文白陶和原始瓷、甲骨占卜也自有特色。殷墟的艺术也自成一风格。”

　　金秉模：“整体来看，殷墟遗址的价值很重要，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作也是很好的。殷墟YH127甲骨窖穴是人类东方最早的档案库。王陵遗址可与古埃及金字塔相媲美，是第二个古埃及。”

　　江泽民：“这个地方学问很深，很有发展前途。”

　　国外

　　2006年在立陶宛召开的第30界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殷墟“具有突出的普遍的价值”，作出了以下评价：

　　II、殷墟作为商王朝都邑，展现了包括文字系统在内的顶峰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

　　III、殷墟的文化遗存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关于商代晚期文化传统的证据，包括丰富的科学发明与技术成就，例如建立在日相与月相观察上的天文历法、刻写在甲骨上的中国最早的书写文字。

　　IV、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范例，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VI、殷墟的考古发现，为汉字语言、古代信仰、社会制度以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物质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