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考古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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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发掘单位：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 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为深入了解遗址地层堆积、文化特征和年代等信息，尽可能科学全面地复原遗址整体埋藏情况和文化面貌， 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了5×5米探方两个，面积50平方米。 此次发掘在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基础上，将数字化考古的理念和方法运用于考古发掘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收获。

　　发掘方法和研究思路

　　发掘依据沉积物自然堆积变化划分地层，各个地层按厚度5-15厘不等水平层逐层进行发掘，每个水平层又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亚区进行发掘。发掘中每个水平层各亚区选取20升土样进行水筛，取土样6升进行浮选，主要用于收集植物种子、木屑、小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碎屑等。每个水平层发掘完成后，用ATK测量标本坐标，并记录标本长轴、倾向、倾角、风化、磨蚀等信息，用摄影、摄像技术保留下每件标本的原生状况，并运用Agisoft Photoscan 软件制作了每一个发掘水平层的三维模型，准确而直观地展示了遗迹、遗物之间的位置关系。标本坐标、考古工地领队日、探方日记、照片、图表等以电子档案的形式将存入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系统保存。发掘中注意采集年代、植物、环境等样品。

　　通过多学科综合手段进行考古，利用各个学科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考古学问题，最终得到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是本次考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目前已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地质考古、年代测定等方面的合作研究，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学科和科研单位加入。

　　地层堆积和埋藏情况

　　遗址地处古抚仙湖山间凹地，地层为湖滨沼泽相沉积。此次发掘平均深度6米左右，地层堆积连续且清晰，自上而下出现了5个由粗变细的沉积旋回。地层共划分了20层位，1层-13层地层沉积颗粒较细，为细砂、粉砂、粘土质粉砂及粘土层，较纯净，偶含锰铁结核、砾石、动物、植物化石。14-19层为文化层，其平均厚度近3米，自上而下分别为: 14层为黑褐色细砂层，发现用火遗迹，出土了少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厚8—40厘米;15层为深褐色含砾细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少量动物化石、骨器。厚4—38厘米;16层灰褐色粘土质粉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少量骨器、木器。厚98—192厘米;17层为黄褐色粉砂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厚10—52厘米;18层为黄褐色砂砾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厚8—44厘米;19层为灰褐色砂砾层，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厚6-30厘米。文化层地层沉积颗粒相对较粗，地层中还包含有大量植物枝叶和碎屑、炭屑、植物种子、小砾石、钙质结核等，局部有胶结较硬层状板块。20层是基底层，为含砾青灰色粘土，结构致密，土质软，没有文物遗物出土。

　　地层堆积显示湖水有间歇性涨落，古人类随着湖水的进退而迁移，遗留的文化遗物和动、植物化石等被迅速覆盖掩埋。相对湿润的埋藏环境以及粘土等细颗粒物沉积，起到了很好的隔绝空气，防止氧化作用，使遗址的有机质遗物得以很好地保存。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其在长轴、倾向、倾角方面的分布区间均显得较为分散和平均，无某项指标明显分布比例较高。绝大多数标本风化和磨蚀程度都较轻。遗址应该为一个埋藏环境相对稳定的原生堆积遗址。

　　文化遗迹和遗物

　　遗址发现一处用火遗迹。出土石制品 25153 件，其中石核 658件、石片564件、初级砸击断块102件、石器 192 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 23637件。出土骨制品28件，木制品十多件。此外，还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化石。

　　遗址文化层上部发现的用火遗迹为一篝火遗存，木柴向心堆积，木柴近中心部位碳化严重，中心积碳。在遗存内及其周边未发现其它文化遗物，也未发现堆积明显的灰烬层、红烧土，初步判断为一临时用火遗迹。旧石器时代早期人工用火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火的证据多来源于用火产生的相关遗留物，如:灰烬层、炭屑、烧石、烧骨等，缺乏保存完整的直接用火证据。甘棠箐遗址这种保存较好的旷野用火遗存非常少见，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史前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出土石制品以小型为主，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残片等。石制品岩性以硅质岩和石英岩为主。砸击法是生产石器毛坯的主要方法，而绝大多数石器则用锤击法加工制作。石器的类型包括刮削器、凹缺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其中以刮削器占绝对主体。上述特征与周口店第1地点、泥河湾早期旧石器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有相似之处，与华南其他地区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要工具组合的技术和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小石片体系在中国南方的发现，极有可能改变以前南北两大文化体系的认识。

　　石制品形态特征显示存在两种砸击技术。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砸击法”，砸击方向多沿砾石长轴方向，通常产生典型两端石片或典型砸击石核，如枣核形、多棱柱状。这种技法在旧石器时代曾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但多不是主流方式。而出现的另一种砸击法其砸击方向多沿砾石的短轴方向，方法是将砾石置于石砧上，以较平一面朝下放稳，一手握住(或不握)，另一只手执石锤，猛烈砸击砾石上端，一下或几下砸碎砾石，得到不规则石片和石块，石块可再转向放置，继续砸击，产生新的石片、块。这种砸击方法简单粗糙，砸出的石制品形态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废品率极高，它可能是早期人类除从自然界捡拾天然石质工具外最为原始而实用的石制品生产技术。此砸击法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研究中未见报道，为甘棠箐遗址独有的加工技术。两种砸击技法在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甘棠箐遗址独树一帜的砸击技术文化体系。

　　遗址出土的骨、角制品和木制品，加工形态多为尖、铲状，丰富了该遗址以石器文化为主的文化内涵，体现出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多样性。骨制品保存有锤击和敲砸痕迹，木制品则保留有刮削痕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原料丰富，易于加工，工具用途广泛，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曾大量使用木制品。但由于年代久远，有机质易腐烂，木制品难以保存，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零星实物被发现。甘棠箐遗址由于其特殊的埋藏环境，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木制品，此发现不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对研究东南亚地区存在“竹木文化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遗址动、植物化石保存较好，种类丰富。初步鉴定大哺乳动物有猫、猕猴、剑齿象、犀、猪、鹿、麂、牛等，还有大量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很多动物化石上保存有人类切割、砍砸痕迹和动物啃咬痕迹。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初步鉴定有25科，31属，其中包含有葡萄、松子等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种类。这些动、植物化石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狩猎、采集行为方式以及古人类食物来源和种类等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遗址年代

　　甘棠箐遗址海拔高出抚仙湖水面约115米，遗址所处的更新世地层沉积在上新世湖相地层之上，局部地段还产褐煤，时代可能较早。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有江川猕猴、玉溪剑齿象、真角鹿、祖鹿、似山西轴鹿、云南水鹿、原始麅、湖麂等上新世残存物种，动物组合与元谋动物群极为相似，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早更新世。遗址原始的石器工业面貌也符合这一时代特征。2005年曾与香港大学合作采样测定了光释光年代，结论是样品年代超出了测年范围，可能大于20万年。目前，遗址古地磁、铝铍法和光释光测年工作仍在进行中，绝对年代有待确定。

　　重要意义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已有几十处，这些重要发现对人类传统演化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许多重要发现由于因地层、年代或材料属性等存有一定的争议，区域文化的演化和发展对比研究又存在很多时空缺环，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能达成科学的共识。新材料、新的研究思路和科学的考古技术方法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甘棠箐遗址地层清楚且有多个文化层位，文化遗存和伴生动、植物遗存丰富，文化面貌原始而独特，埋藏与保存状况极佳，对研究早期人类生存模式、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古环境背景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后发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发掘中获得了众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并完整收集遗址各个方面的资料信息。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江苏兴化、东台蒋庄遗址

　　发掘单位：南京博物院

　　蒋庄遗址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分属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及东台市时堰镇五星村、双溪村。遗址起初由当地文物爱好者发现，因泰东河水利拓宽工程需要，2010年南京博物院考古所派员对其调查确认，遗址位于兴化境内区域被当地人称之为“野城”。

　　以泰东河为界，可将遗址分为东西两区，东区(II区)以唐宋时期堆积为主，面积达45万平方米;西区(I区)以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堆积为主，面积近2万平方米。因地处平均海拔约3米的里下河地区，遗址所在区域地下水位高、水网密布。遗址北侧沿河西岸局部剖面显示，该区域良渚文化层之上叠压着一层厚约0.8～1米的纯黄土，为水成间歇层，间歇层之上为唐宋时期文化堆积。这表明良渚时期，该遗址西区呈中部高、四周渐低的台形，数千年的自然淤积及后期人类活动，使得遗址地势现与周边持平。2011年10月至2015年12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及后续以学术导向为目的的主动性发掘。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区，总共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揭露良渚文化聚落一处。目前已清理该时期墓葬280座，房址8座、灰坑11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其它一批重要遗迹。出土玉、石、陶、骨器等不同材质遗物近1200件。发掘工作仍在继续。

　　良渚文化墓地与聚落

　　西区发掘揭露的良渚文化墓地，是蒋庄遗址良渚文化聚落最为重要的内容。墓地位于聚落东北部，整体呈南北走向，其东、南、西界已明确，北侧未完全揭露。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叠压打破关系复杂，其中一组打破关系涉及墓葬达80余座。这样的墓葬密集程度与层位关系，显示出其作为一处公共墓地，有着持续而稳定的使用过程。随葬玉璧、玉琮的较高等级墓葬主要集中于墓地南部，而“平民墓”主要位于墓地中北部。这种不同等级墓葬间随葬品的差异，体现了对应的社会分层现象。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多样，一次葬与二次葬并行。一次葬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北部。二次葬分烧骨葬与拾骨葬两种，随葬玉琮、玉璧的较高等级墓葬均为二次葬。其中，烧骨二次葬墓主要分布于墓地的中东部区域，墓坑偏小，少量使用葬具，骨骼为白色碎块状，系异处焚烧后，再将焚烧后的遗骸入葬，多呈条形摆置，个别随葬玉璧，多随葬石器与小型陶器。

　　除烧骨二次葬外，大多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不仅可以鉴定出性别、年龄，还可见个体特殊的骨骼损伤和埋葬特征。绝大部分墓葬头向东，少量二次葬呈南北向，个别头向西。葬具使用较为普遍，可辨别的均为弧底独木棺，盖板则分平板与弧形两种。

　　M153为单人一次葬，墓坑开口长201、宽0.49—0.6米，方向104°。墓主为年龄41—50岁的成年女性。葬具仅存痕迹，棺痕长1.67、宽0.34—0.43米。随葬陶器4件，双鼻壶位于棺内右侧胫骨外，其余3件位于脚端棺外侧。

　　M36为单人拾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2.21、宽0.98—1.19米，方向124°。墓主为年龄40-45岁的成年女性，骨骼大致按各部位位置摆放，股骨、胫骨、腓骨前后翻转放置。随葬玉器、陶器各3件。其中M36:1玉璧直径24厘米，上刻画有“凸”字形祭坛符号。

　　M116为烧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1.36、宽0.54—0.6米，长轴方向113°。墓主信息不可辨。经焚烧过后的骨骼按墓坑方向东西向集中摆放，整体呈长条形，系异地焚烧后入葬。随葬玉器1件(璧)、石器3件、陶器1件。

　　M111为单人拾骨二次葬，墓坑开口长2.5、宽0.68—0.89米，方向95°。葬具为独木棺，棺痕长2.17、宽0.58—0.67米，墓主为年龄35—39岁的男性，人骨保存较好，大体呈人形摆置，略显凌乱。随葬品共12件，均位于棺内，玉琮、锥、珠各1件;石钺2件、石锛3件、石凿2件;陶鼎、壶各1件。玉钺位于胸部，石锛、凿与长骨呈平行摆放。

　　M158为拾骨二次葬。巨大的独木棺长238厘米，宽90-96厘米。棺内有两个个体——为墓主及另外一个女性个体，棺外有殉葬的6个头骨，其中6号头骨上有明显的创伤。

　　墓葬共出土玉、石、陶、骨器等随葬品700余件。随葬玉器种类有琮、璧、锥形器、镯、环、管、珠、坠饰等;石器有钺、璧、锛、凿、刀、纺轮等;陶器有鼎、双鼻壶、罐、豆、钵、圈足盘、鬶、大口尊、贯耳壶、器盖、纺轮等;骨器有锥及鱼钩等。玉、石器多出于头部及腹部以上位置，部分压于身下。陶器多见于脚端，部分置于棺外。鼎、双鼻壶、罐或豆为常见器物组合。漆器随葬较为常见，因系木胎，出土时仅存朱红色痕迹(成分为朱砂)，依形状判断应以木胎漆觚为主，墓葬等级高低与是否随葬漆器并无直接关联。石钺、锛、凿与陶纺轮不同出，随葬前者为男性，后者为女性，体现出性别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对应关系。

　　墓地所在的良渚文化聚落布局也得到初步揭示，聚落周边水系发达，聚落外围水网与泰东河相连，并通达长江。所发现的8座良渚时期房址，均为挖基埋柱的平地起建式,平面形状有圆形及长方形两种，并见多间联排式房址。通过对地层堆积的分析发现，房址在修建之前常见有大范围的浅黄色人工垫土，垫土多取自遗址附近，局部呈明显的团块状。如F3为近东西向长方形，挖基槽埋柱平地起建式，被隔断成三个独立单间，中部房间大两侧小，整体尺寸东西长7.3、南北宽2—2.25米，面积约16平方米。柱芯明显，北侧基槽内柱芯大多呈半圆形，平面朝向外墙侧。室内未发现灶坑及明显活动硬面。水井、灰坑多位于居住区，遭废弃后内填大量动物动植物遗存。

　　蒋庄良渚文化遗存发现的重要意义

　　一、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蒋庄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等玉质礼器的高等级良渚文化墓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对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

　　二、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迄今为止共清理墓葬280座，时代涵盖良渚早中晚期，为良渚文化核心区之外已知发现数量最多、埋葬最为密集的良渚文化墓地。葬式葬俗丰富多样，部分人骨及葬具保存情况较好，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发现保存骨骸最为完整和丰富的墓地资料。对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关系与人种属性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三、蒋庄遗址地处长江以北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其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出土的各类陶鼎其鼎足各异，有截面呈“十”字形、外“T”形、近跟部穿圆孔等，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显示出这类遗存可能属于良渚文化的又一地方类型，是良渚文化与当地文化因素融合后的产物。该区域同时期、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还有海安青墩、东台开庄等，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构建江淮东部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以及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江淮之间， 自东向西，依次有海安青墩遗址、蒋庄遗址、阜宁陆庄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淮安金湖夹沟遗址、安徽定远山根许遗址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陶器。显示出良渚文化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条宽阔的战略缓冲地带。墓地中所发现的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的现象可能与战争或戍边相关，换言之，他们是捍卫良渚王国的英雄。蒋庄墓地的发现对良渚文明边缘区域的聚落、社会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从而对研究良渚文明都邑聚三重社会结构、国家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良渚古城、莫角山以及反山、瑶山的贵族坟山是良渚文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尖顶，蒋庄遗址则是良渚文明的社会基础。蒋庄墓地早期墓葬较少，葬式单一，中晚期二次葬与大量的烧骨葬流行，墓地的兴衰投射出核心区良渚社会的文明化进程。

　　五、蒋庄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良渚文化玉、石器、骨器和陶器。带有猪形刻画符号的黑陶壶以及各类其它刻画符号，反映了良渚先民的生产生活与艺术创意;而刻画有“凸”字形祭台符号的玉璧，首次在有明确地层关系和共存关系的墓葬中出土，对于良渚先民精神信仰的研究，弥足珍贵。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

　　发掘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2009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连接山体构成的庞大的水利系统。

　　为了解坝体结构、获得地层学资料等学术目标，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发掘。在发掘进行的同时，与山东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对坝体和库区进行了勘探调查。发掘和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确认了这一水利系统的分布情况，获得坝体结构和营建技术的重要信息，同时获得了证实坝体年代的关键地层叠压关系，验证了前期水坝碳14测定结论的可靠性。

　　水利系统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境内，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条堤坝组成，是良渚古城建设之初，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外有机组成部分。从古城北面的塘山长堤的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弄坝(11)，距离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10)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5)，距离5.5公里。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最远的蜜蜂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

　　这些堤坝根据形态和位置的不同，可分为沿山前分布的长堤和连接两山的短坝两类。其中，短坝又可分为建于山谷谷口的高坝和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两种。

　　山前长堤：原称塘山或土垣遗址，位于良渚古城北侧2公里，北靠天目山脉，距离山脚约100～200米，全长约5公里，呈东北西南走向，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

　　从西到东可将其分成三段。西段为矩尺形单层坝结构。中段为南北双层坝体结构，北坝和南坝间距约20～30米，并保持同步转折，形成渠道结构。北坝坝顶高程在海拔15～20米左右，南坝略低，坝顶高约12～15米。渠道底部海拔约7～8米。双坝的东端连接大遮山向南延伸的一条分水岭。分水岭以东为塘山东段，为单坝结构，基本呈直线状分布，连接到罗村、葛家村、姚家墩一组密集分布的土墩。

　　谷口高坝：位于西北侧较高的丘陵的谷口位置，包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等6条坝体。可分为东、西两组，各自封堵一个山谷，形成水库。高坝体高程约为海拔30～35米。因谷口一般较狭窄，故坝体长度在50～200米间，大多为100米左右。坝体厚度近100米。

　　连接平原孤丘的低坝：建于高坝南侧约5.5公里的平原内，由梧桐弄、官山、鲤鱼山、狮子山4条坝将平原上的孤丘连接而成，坝顶高程大约在10米左右。坝长视孤丘的间距而定，在35～360米间不等。高坝与低坝之间的库区略呈三角形，面积约8.5平方公里，库区地势很低，现今仍为泄洪区。库区东端与塘山长堤相接，共同组成统一的水利体系。

　　发掘情况

　　2015年分别对低坝的狮子山、鲤鱼山、高坝的老虎岭进行了小规模发掘，以获取层位关系、坝体结构和营建工艺等相关内容的更丰富的资料。以上3个地点发掘面积共490平方米。

　　狮子山：结合104国道的拓宽工程进行。发掘点位于狮子山坝体被104破坏的西侧。因管线众多、且有未处理好的树木、坟头，故只能分段开探沟挖掘，共发掘290平方米。

　　发掘证实狮子山人工堆筑体宽约123米，深度逾10米未尽。由黄土、黄斑土、青胶泥、青粉土、黄粉土等多种土分段分层堆筑，堆积层高低不平，未见草裹泥和明确的夯筑迹象。坝体内出土良渚文化夹砂陶片1块。

　　鲤鱼山：对坝体的北侧和南侧进行探沟发掘，面积共129平方米，并沿探沟向南北两侧延伸钻探。该坝的堆筑方式为：先在筑坝处地面下挖一个纵向凹槽，宽度约25米，深度达3米。坑内堆填青淤泥和草裹淤泥为基础，之上覆盖一层黄色散土，在北侧迎水面的位置，用草裹黄土和散黄土间杂堆筑形成斜坡，其后部则又用黄色散土覆盖坝体的表面。

　　鲤鱼山坝所在为平原区，原地面为青色粉砂土，防渗性差，易于流失，直接筑坝容易崩塌。挖槽填入淤泥，可能是出于防渗的目的。坝内填土中发现数片崧泽文化时期的粗泥陶片和1片良渚文化中期鼎或甗的腹片。3层下发现战国墓葬一座，打破坝体堆土。

　　老虎岭：在坝体西侧与山体交接处和北侧分别布置探沟2条，分别为4×10米和10×3米，发掘面积70平方米，获得了重要的地层叠压关系。在西侧的T1发现沟3(G3)打破坝体的最西端，属于良渚晚期，沟内出土了T形鼎足、侧扁形鼎足，盉足等典型良渚文化时期陶片，而其自身又被马桥时期的沟G2打破。

　　对坝体北侧早年取土形成的断坎进行了整体刮面，进行了贯穿坝体的铲探，获得了坝体的内部结构及堆筑工艺的重要资料。该坝的堆筑过程如下：首先统一在谷底地面上铺筑青膏泥混杂草裹淤泥做基础，其上堆筑青粉土。然后在北侧迎水面附近堆筑草裹黄土的斜坡，内部间杂使用黄色散土。其上覆盖黄褐散土为护坡，顶部覆盖褐色土。

　　断面显示草裹泥具有明显的分区现象，这种不同的分区应该是由同一地点运输来的一个周次的运量，同时表明铺筑时草裹泥由不同的地点运送过来，一到即铺筑，没有统一堆料的过程，所以每个区块的草裹泥都能保持材质的统一不相混杂，从而形成明确的区块。

　　年代

　　根据地层学和C14测年可证实该水利系统属于良渚时期。

　　地层学依据：塘山长堤顶部曾发现两座良渚贵族墓葬，一处玉器加工场，证实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时期。2015年对高坝老虎岭的发掘，获得了良渚晚期地层单位打破坝体的证据。低坝鲤鱼山被战国墓葬打破。鲤鱼山和狮子山坝体内出土良渚文化陶片，早年调查中蜜蜂弄、岗公岭坝体也曾发现零星良渚文化时期陶片。各坝堆土内皆未见晚于良渚文化的遗物，对其筑坝年代的推定也有参考意义。

　　碳素测年(C14)数据：C14测年也可证实坝体的年代。11条坝体中，除塘山长堤、蜜蜂弄、官山和梧桐弄未提取到测年标本，其余7条坝体的样本经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C14测定(除石坞样本因碳含量不足无法检测外)，得出12个测年数据，涉及岗公岭、鲤鱼山、狮子山、老虎岭、周家畈、秋坞六个地点。结果显示，上述各地点系列样品的树轮校正值全都落距今4700-5100年之间，属于良渚文化早中期。

　　工艺与功能

　　因为长堤与高、低水坝用途不同，结构与营建工艺也有差别。

　　发掘显示，大部分高坝和低坝坝体的底部采用淤泥堆筑、部分松软地基处还采取挖槽填入淤泥的工艺，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与良渚古城宫殿区莫角山的堆筑方式完全相同。部分关键位置还以黄土草裹泥堆垒加固。是将泥土以芦荻茅草包裹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即“草裹泥工艺”，再将“草裹泥包”横竖堆砌而成。这是良渚时期建筑土台、河堤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而塘山长堤采用底部铺筑块石，其上堆筑黄土的形式，与良渚古城的城墙堆筑工艺类同，未见使用草裹泥的迹象。

　　推测该系统可能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诸方面综合功能，与良渚遗址群及良渚古城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

　　防洪功能：天目山系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极易形成山洪，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遗址群形成直接威胁。通过水利系统的高、低两级水坝，可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以解除洪水威胁。GIS分析显示，高坝大致可以阻挡短期内870毫米的连续降水，即可抵御本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低坝之内是个倒三角形的低洼地，根据低坝现存的坝高海拔10米推测，则可形成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库区。

　　运输功能：天目山系资源丰富，为良渚遗址群提供了丰富的玉料、石料、木材、漆及其他动植物资源。良渚时期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水运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节性明显，夏季山洪爆发，冬季则可能断流，通常不具备行船条件。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如高坝系统中的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三坝，以现存坝顶高程中最低的海拔25米计，根据谷底高程推算，满水时可沿山谷航行上溯1500米左右。低坝系统中的鲤鱼山等4坝群海拔约10米，满水时可北溯3700米左右，直抵岗公岭坝下方;东北面可以与塘山长堤渠道贯通。良渚先民在外围兴建防洪水利设施的同时，在城内外挖掘大量的人工河道，连接平原区的自然水域，从而形成复杂而完善的水上交通网。

　　良渚人在流域的上游、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环境规划和改造能力。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在距今5000年之前，其规划视野之阔、技术水平之高，动员能力之强令人刮目相看。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能力，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新辟了重要的观察视角。

　　学术意义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的发现与确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良渚的水利系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为中国古代水利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与埃及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以渠道、水窖等以引水为主要目的的水利系统形成鲜明对照，体现了东西方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不同的特征。

　　水利系统的确认证实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结构，由内而外依次为宫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围水利系统，成为中国后来都城结构的滥觞。整个都城系统历经5000年尚能保存如此完整，世所罕见，这为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良渚水利系统在中国和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出现，都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而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和古城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对研究良渚古国的出现和发展乃至中国文明的起源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在世界文明史研究上亦占有重要一席。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海南省博物馆

　　自2012年3月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海南岛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工作。2012年12月至今先后发掘了陵水县桥山、莲子湾以及三亚市英墩三处史前遗址，并对万宁、陵水至三亚三市(县)沿海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了陵水岗山、走风等30余处史前遗址，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根据上述英墩、莲子湾、桥山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遗物特征，可初步建立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文化的基本发展框架，填补了该区域史前考古的多项空白。

　　英墩遗址位于三亚市海棠区江林村东约1.5公里，地处海棠湾沿岸沙坝南部，东距海岸线约280米，西濒铁炉港。沙堤以西有大片低地，原应系潟湖，后干涸成陆。因疏通河道及修路，对遗址略有破坏。遗址现存南北长约300、东西宽约50米，面积约15000平方米。英墩遗址存在丰厚的贝壳堆积，且出土遗物丰富，在海南岛乃至华南地区极为罕见。遗址堆积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堆积出土夹粗砂的平底盘形釜以及夹细砂的罐、钵、杯等遗物。其中平底盘形釜器形硕大，制作粗犷，敞口，浅腹，平底，口径一般在40厘米左右，最大者可达44厘米，系英墩遗存的典型器物，亦为海南新发现的文化遗存。此类器物器表多有烟熏痕迹，其功能应系用作炊具。另外尚出土有双肩石器和骨器等。晚期堆积出土磨光红衣陶片，陶质较硬，火候较高，制作精美，打磨精致，可辨器形有卷沿罐等，与陵水莲子湾遗址及桥山遗址第3层出土器物相近。

　　莲子湾遗址位于陵水县黎安镇大墩村西南约3.5公里，地处南湾岭和尖岭相夹的沙堤之上，沙堤以内有低地，原应为潟湖。遗址西南面向大海，东北可望六量岭，遗址东侧有淡水河流经。遗址出土遗物丰富，陶器分夹粗砂褐陶与磨光红、红褐、黄、白衣泥质陶两系。夹粗砂红褐陶胎甚厚，器型多为平底盘形釜;磨光泥质陶胎较薄，器型有折沿罐、卷沿罐、尊、钵、碗等。出大量双肩石器。另外，也有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发现。莲子湾遗址遗物与英墩遗址晚期及桥山遗址第3层所出遗物相当。

　　桥山遗址位于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镇桐海村北约2公里，北距三才镇港演行政村大港自然村约1公里，地处桐栖港的西北岸，遗址西部有淡水河流经，系一处潟湖沿岸的沙丘遗址。遗址所在沙丘被田间小路及冲沟分为东、西两部分(I、II两区)，东部主要种植芒果树(I区)，西部主要种植西瓜(II区)，面积约50000平方米。遗址保存状况良好，为海南地区迄今发现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其堆积之丰厚、遗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整个华南地区都极为罕见。

　　遗址堆积可分为3层。其中，第一层为现代耕土层;第2层为黄色沙土层，出土少量陶片;第3层层面为活动面，其上大面积密集分布陶器、石器等遗物;第3层系文化层，黄褐色沙土，结构稍紧，出土陶器和石器;第4层及以下为生土。

　　桥山遗址第3层层面(编号“③S”)是一种独立的特殊堆积单位或埋藏景况，与第3层可明确区分。第3层层面遗物大面积紧密分布，最厚处达20～30厘米，彼此几无空隙，同时又相互层压，所出遗物以陶容器为主，偶见陶纺轮(网坠?)、石器等。常见有胎较厚的罐或罐形釜口沿，完整地置于第3层层面。常见钵形釜和带扭盖相互叠压而共出，这两种器物一般器壁较薄，因常年受地层覆盖而压平破碎，往往多层相叠于第3层层面。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较疏松，火候较低，器型见釜、盘口罐、凹沿罐等，另出算珠形陶纺轮(网坠?)、梯形石斧、锛等。

　　第3层层面文化遗物大面积密集分布的情况鲜见于其他地区，应是古人某种特殊活动的遗留，对探讨海南古代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第3层出土磨光红衣陶片、夹粗砂红褐陶及双肩石器等遗物，与第3层层面所出遗物有所不同，应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第3层所出遗物则与莲子湾遗址和英墩晚期所出遗物相近。

　　发现墓葬1座(编号M1)。位于I区，开口于第2层下。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约130厘米，宽约50厘米，残深约5厘米。填土略呈灰黄色，夹杂灰白色细砂，土色较杂。墓内出有头骨残片和部分胫骨，保存状况较差。头朝西南，面向不详，直肢葬。未见随葬品出土，填土中出有细碎的夹砂红陶片，与第3层层面所出相同。M1四周环绕着八个柱洞，柱洞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柱洞填土为灰白色细砂，柱子所在的中心部分为灰黄色细砂，柱洞内未见文化遗物。推测柱洞与墓葬共生，墓葬之上原似应有建筑。

　　以往，海南考古的基础相对薄弱，学界对海南史前遗存知之甚少。通过在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了英墩、莲子湾、桥山三种全新的、文化内涵有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并获得了丰富的文化及自然遗物，填补了海南史前考古的诸多空白。

　　英墩、莲子湾、桥山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及文化内涵表明，目前，以英墩遗址为支点或桥梁，可初步构建起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基本的年代框架。英墩遗址的重要性体现在，第一，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史前文化遗存(即英墩早期文化遗存);第二，发现了陵水莲子湾文化遗存(英墩晚期文化遗存)晚于英墩早期文化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而在陵水桥山遗址则存在莲子湾文化遗存早于桥山文化遗存的明确的地层证据。如此就首次建立起“英墩早期文化遗存”→“莲子湾文化遗存”→“桥山文化遗存”的基本年代框架，为构建海南东南部沿海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编年与谱系提供了关键证据。

　　同时，桥山遗址出土了海南首座史前墓葬，并出土人类骨骸，将为研究海南先民的体质特征、DNA信息等提供支持。英墩和莲子湾遗址出土了丰富的贝壳等水陆生动物遗存，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及人类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4年9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启动了新一轮考古工作。基于对周原都邑性聚落的理解，在以往考古调查勘探的基础上，这两年的工作按照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进行较大面积的揭露，以期考察具体遗迹的性质;二是以厘清周原遗址内的水网系统、城墙等大体量“框架性遗迹”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建立遗址内诸如城墙、建筑、手工作坊、墓地等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索都邑性遗址田野发掘的新方法。

　　截止到2015年12月，在为期16个月的阶段性工作中，针对凤雏、贺家、礼村等周边区域的重点普探工作已完成约200万平方米。通过考古勘探，大致摸清了该区域内夯土基址、城墙、壕沟、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对贺家北区域内的两处夯土基址、一处普通“居址—墓葬区”、一座车马坑和水网系统中的五处池渠遗迹进行了发掘，取得丰硕的成果。

　　大型夯土基址

　　本次发掘共清理出两座大型夯土基址，即凤雏三号基址和四号基址。

　　三号基址北距1976年发掘的凤雏甲组、乙组基址约40米。夯土台基以上的原始地面都已被完全破坏。现存夯土大多属于基槽部分，因而柱网结构不清，只有原始地面较低的建筑外围和庭院部分保存较好。

　　三号基址主要部分的形状呈“回”字形，四面为夯土台基，包括北面的主体台基、东西两侧的台基及南面门塾的台基。中间为长方形的庭院。另在东部偏北处有一向东凸出部分。以南北边缘的垂直平分线计算，方向约352°。基址主要部分的东边南北残长48米，西边残长46米，北边东西宽56米，南边东西宽58.5米。将凸出部分计算在内，基址总面积2810平方米，是已知规模最大的西周时期单体建筑。

　　基址中间的庭院为长方形，保存相对较好，东西宽27.3～28米，南北长22.3～23.1米，低于四周夯土台基，落差达0.35米。庭院四周都发现了散水遗迹。在庭院的中部偏西有一处长方形的铺石遗迹，南北长4.8～4.87米、东西宽4.0米，高出庭院的原始地面0.14米，方向与庭院相同，由较大的砾石块铺砌而成。铺石的北侧正中树立着一块青灰色砂岩制成的长方体立石。

　　与三号基址的规模相应，出土了较多高等级的贵重物品，包括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器、漆器、玉器、海贝。其中金箔、绿松石片、原始瓷残片主要出土于凸出部东面的一批灰坑中;漆器出于凸出部东、北两面的地层、灰坑;玉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庭院内。

　　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特征，可以判定凤雏三号基址始建于西周早期，中期前后曾大面积失火，西周晚期彻底废弃。 四号基址可能为三号基址的附属部分，且面积较小，平面布局不清，从略。

　　普通“居址—墓葬区”

　　普通“居址—墓葬区”位于大型夯土基址区西南约200米处，在412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共清理西周时期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149处，包括中小型墓葬20座，灰坑124座，房址5座。

　　墓葬的时代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和南北向均有，普遍带有腰坑，坑内殉狗，其独特的葬制为研究周原遗址的族属结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材料。在发掘的20座西周墓葬中，以早中期之际的M11形制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M11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55°，墓口长3.7、宽2米。墓口距离地表深1.3米，打破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和古代河床，故墓室填土中包含大量石块。葬具为一椁两棺，外棺髹黑漆，而内棺髹红漆。椁室西侧发现头箱，头箱中GONG出有铜器21件、陶器20件、原始瓷器6件。铜容器包括圆鼎6、方鼎1、簋2、爵2、斝1、尊1、牛形尊1、觯1、卣1和斗1件，这是建国以来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容器最多的墓葬之一。

　　经初步清理，在多件铜器上发现铭文。铭文显示，墓主人昔鸡很有可能来自殷代的举族(即所谓“析子孙”)。武王克商之后，其国族尚在，但部分支族可能被迁至周原地区，因此这座墓葬具有较浓郁的商文化作风。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昔鸡与周王朝的高级贵族有交往。两件铜簋的铭文还显示昔鸡曾受周王后的派遣去见韩侯的夫人，并受到韩侯的赏赐，而铜卣和铜尊中的铭文则表明昔鸡曾经受到侯的赏赐。据此，昔鸡应是小臣一类的职官。

　　该区清理的灰坑也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晚期，按规模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前两类数量较多且占比相近。其中H57为一座大型灰坑，堆积较为丰富。墓葬和灰坑虽有相互打破关系，但墓葬附近较小范围内几乎不被同时期灰坑打破，而超出该范围则常见同时期灰坑。这可能是一种“居葬合一”的现象。20座墓葬中16座带有腰坑殉狗，反应了该处普通“居址—墓葬区”所属人群应是殷移民。根据自西周中期偏早至西周晚期偏晚仍可见有腰坑殉狗者，可推测殷遗民在此地延续了较长时间。

　　车马坑

　　车马坑时代为西周中晚期，位于三号建筑基址南侧约50米。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南北长4.3米，东西宽3.2米。坑内南北向放置一车，车輈朝南，轮舆在北，推测驾四马。局部清理后发现，车轮牙为青铜浇铸而成，由四节组成，直径约1.6米。车軎、车辖、衡饰上的纹饰皆为绿松石镶嵌而成，这种做法以往罕见。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车马坑未在田野作全面清理，而是整体打包吊装回实验室，以待更加精细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在车马坑的北面1.3米处发现了一座马坑。马坑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东西长2.64、南北宽2.3米。坑内自西向东依次并排放置有四匹马，头向一致，均朝南。该马坑可能和铜车马坑有密切关系。

　　水网系统

　　据以往调查中发现的池渠遗迹为线索，在遗址中心区域进行了针对水网系统中的池渠遗迹的大规模勘探。目前已完成池渠遗迹的勘探面积108万平方米，新发现大淤土遗迹1处、人工沟渠11条。为弄清池渠遗迹的形制与走向、建造和使用年代、堆积性状等基本信息，对大淤土遗迹和4条人工沟渠遗迹进行了解剖发掘。

　　大淤土遗迹位于凤雏甲组基址以北约700米处，地处山前坡地的前缘。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200米，最宽处逾500米，平均宽度约300米，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中央淤土最深，约8.5米，四周较浅，为2～3米。在淤土底部发现有西周时期夹砂联裆鬲口沿残片，说明了淤土遗迹的年代上限不早于西周。还发现了汉代灰坑叠压且打破淤土的现象，因此淤土的年代下限应早于西汉。另外，周原遗址西周遗存的北界恰好位于大淤土以南，而其北侧为山前坡地，基本不见西周遗存。据上，初步推断该淤土遗迹的年代极有可能处于西周时期。

　　G6位于大淤土的东侧，西端可能与大淤土遗迹的南缘东部相连，目前发现已向东延伸约1900米，地势为东高西低，初步推测其流向应为自东向西。该沟打破西周晚期地层，上下层都出土典型西周晚期陶片，初步判断该沟的年代为西周晚期。

　　G4、G5位于大淤土的北侧，北端起于西观音山南侧山麓，可能与此处的山泉相接。两沟东西相隔约40米，大致呈南北走向，近乎平行。中途汇合后和南侧大淤土相连，南北长约2100米。沟内堆积有明显的“清淤”迹象，尤其是东侧的G5，能看到多次较大的“清淤”行为。另外，两条沟走向较直，且地势较两侧稍高。以上特征为判定两沟系人工所为提供了证据。虽然两条沟内未发现可断代遗物，但借助与大淤土遗迹的相互关系，初步推测年代可能为西周时期。

　　根据勘探和试掘情况推测，大淤土遗迹或为一处与人工有关的蓄水设施，其北侧的G4、G5可提供稳定的水源。考虑到G6自东向西的流向，其亦具有将东侧水源引入的功能。结合对“云塘—齐镇—召陈池渠”遗存的成果，可以初步认为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水系遗存，共同构成了周原遗址的水网系统。

　　凤雏三号基址是继1976年凤雏甲组基址发现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迄今发掘的最大规模的西周单体建筑遗存，进一步丰富了凤雏建筑群的内涵，其 “回”字形的平面布局是西周时期建筑中的首次发现，为本已形式多样的西周建筑又增一新例，为研究西周时期建筑形制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实例;基址庭院内的立石、铺石遗迹更是以往西周考古中未曾见到过的特殊遗存，依据文献资料推测可能为一处“社祀”遗存。

　　殷墟、丰镐、周原等都邑性遗址中都存在居址与墓葬延续时间相同，又互相打破的现象，同时也有单独墓地在的现象，这两种现象共存于一个都邑性遗址内值得思考。本次发掘资料必将推进对这两种现象的理解，并有助于思考周原遗址的族属分布与居葬形态。

　　三号夯土基址、普通“居址—墓葬区”及车马坑，以及此前凤雏甲组建筑、董家窖藏的发现，显示了整个西周时期贺家北区域在周原遗址内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随着今后持续的考古工作，重要遗迹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明瞭，会进一步促进对周原遗址聚落结构、凤雏建筑群性质等重要问题的研究。

　　周原遗址内水网系统的发现与确认，进一步强化了以往所发现的诸多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加深了以往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过程与水源关系的认识;与丰镐遗址的“昆明池”等池渠一起填补了周代都邑性遗址给水(池苑)系统的空白;最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工作，尤其是以淤土遗存为线索，为旨在探寻聚落结构的田野作业提供了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湖北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冶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

　　大冶铜绿山是中国著名的古铜矿冶遗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国家文物局直接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铜绿山Ⅶ号矿体 (亦称大岩阴山)发现的古代采矿遗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先后清理了5处商代至春秋时期的采矿遗迹(编号1～5号点采矿遗址)，并在1号采矿遗址上建成了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

　　为配合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及古铜矿冶遗址新陈列馆选址，自2011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有关单位组建了“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考古队”，重点对Ⅶ号矿体规划动土的230亩地区进行调查勘探及抢救发掘，先后发现和获准发掘了岩阴山脚遗址、四方塘遗址及其墓葬区，取得重大收获。

　　2012年在岩阴山脚遗址揭露出春秋时期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各1处、矿工脚印35枚;此后，在四方塘遗址先后发掘出2处冶铜场等遗迹，出土了大批矿冶遗物。这些遗迹完善了该地同时期铜矿采冶的生产链条，同时，洗矿尾矿堆积场、矿工脚印均为铜绿山矿冶遗址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最为重要的收获是，2014年11月～2015年11月，在四方塘遗址东部岗地发现发掘了一墓葬区。根据墓葬区位置、墓葬布局和年代、随葬品等因素分析发现，该墓葬区墓葬(近代墓除外)可能是与Ⅶ号矿体古代采冶密切相关的管理者和生产者的墓葬。这是铜绿山也是中国矿冶考古首次发现的与矿冶遗址直接相关的墓地，其意义重大。

　　四方塘遗址位于铜绿山Ⅶ号矿体的北麓，南边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北围墙连接，遗址面积15000多平方米。墓葬区坐落在遗址东部一条西南至东北走向的马鞍形山岗上(当地称对面梁)，其南北长约150、东西宽20～50米，面积约4500平方米。

　　经过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2275平方米，发现墓葬135座，除因高压电线杆占压的3座墓葬未发掘外，实际清理墓葬132座。其中，西周晚期墓葬3座、春秋时期墓葬118座、近代墓葬 11座，共出土两周时期铜、陶、玉、铜铁矿石、石等质地文物170余件(套)。由于近现代对墓葬区进行削山改田，部分墓葬局部遭到损毁，大多数仍保存较好。两周墓葬皆为长方形岩(土)坑竖穴墓，大小基本相近，均排列有序，极少打破关系，多数呈西北至东南或东西向，仅数座墓西南至东北向。91座墓葬有葬具，但皆已腐朽。人骨腐朽无存，仅有3座墓葬在棺室西部发现人牙，也由此推定墓主人头向可能与墓葬方向一致。121座墓葬中M34规模最大但为空墓，其余根据葬具分为两类，一类为有一椁一棺墓，规模稍大，共5座;一类为无椁单棺或无椁无棺的小型墓，共116座。全部墓葬中有37座带边龛，3座带头龛。63座墓葬出土随葬品，随葬品多放入壁龛或棺内，少数放置棺上北侧、或置于填土中，个别墓葬的棺内发现朱砂。随葬品多为日常用器，有36座墓葬随葬陶器，陶器以鬲、盂、豆为组合的5座，其他如鬲、豆、罐，或鬲、豆、缽，或鼎、鬲、豆，或铜鼎、陶盂、陶豆等组合的墓均只一座，多数墓随葬其中的2件或1件。有20座墓随葬青铜武器、工具或佩饰(器类有鼎、戈、铍、镞、斧、凿、削刀、刮刀、带钩等)，多寡不一，多者达14件，少者1件。另外，有1座墓仅随葬玉器，有4座墓壁龛中随葬铁矿石，2座墓葬壁龛放置石砧或砺石。

　　一椁一棺墓一般位于墓葬区地势较高阔地带，5座墓分别为 M1、34、73、76、78、88。M1是该类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墓坑北半部开凿于较硬的岩石层，南半部开凿于强分化岩土层。墓口略呈长方形，墓向302°。墓口长3.82、宽2.32米，墓底长3.38、宽1.86米，墓深2.42米。墓坑南壁中部凿挖一拱形壁龛，内部正置一件陶鬲。墓室可见一椁一棺朽痕，木椁盖上的四角各有1枚青铜抓钉，墓底发现两条垫木槽痕迹。人骨完全朽蚀无存，棺内西部发现玉玦2件(1件残)、玉璜1件。时代为春秋早期晚段。M88位于墓葬区南部，墓口略呈长方形，长2.98～3.16、宽1.82～1.92米，墓口至墓底深2.76～2.80米，墓向277°。棺底铺有一层朱砂，棺内随葬铜戈和铜凿各1件、铜刮刀2件、玉玦1件。时代为春秋晚期早段。此外，M73随葬铜斧、铜削刀和铜带勾各1件，时代为春秋中期早段;M76随葬铜戈(附铜鐏)1件，时代为春秋中期早段;M78仅随葬一块大铁铜矿石。

　　无椁单棺或无椁无棺墓，规模明显小于一椁一棺墓，为小型墓。按墓口大小又可细分为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和窄边长方形小型墓两种。

　　经统计，宽边长方形小型墓45座，其墓口长宽之比多为1︰2，多数有单棺，墓内有随葬品。如，M5位于墓葬区中部偏东，墓口呈长方形，长2.40～2.70、宽1.18～1.30、残深0.86～1.14米，墓向263°。单棺。棺东北靠近墓壁处放置随葬品，自西向东排列有陶折盘豆1件、铜鼎1件、带盖陶盂1件。铜鼎为墓葬区唯一出土的铜容器，说明墓主生前有一定地位。M96位于墓葬区南部山岗近顶端处，由于该墓修凿于坚硬的岩石上，修凿墓坑难度大，故墓坑两头宽、中间较窄，且墓壁及墓室底部修挖得不太规整。墓口东西长2.70米、宽0.94～1.04米，墓口距墓底残深0.80米。单棺。随葬品全部为青铜器，共14件，计有戈1、凿2、带钩2、铍1、镞4、环2、饰1、笄(锥)1件。该墓是目前墓葬区所见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墓葬，且为纯铜器墓，反映墓主生前地位较高。此外，这类小型墓中的M27、M32、M58、M98、M124等5座墓随葬了铜削刀，一般认为这种铜削刀是制作竹简的工具，或许这里铜矿的开采、选矿、冶炼等生产流程都有产量等记录，从而需要竹简等书写材料。此种墓中还有11座随葬了青铜兵器。M41紧邻M1的西南边，仅随葬玉饰8件。

　　窄边长方形小型墓较多，达70座，主要分布于墓葬区东、西两边稍低的坡地上，墓口长宽之比为1︰2.5至1︰3.2之间。初步统计此种墓葬中，以有无葬具分，其中32座未见葬具，可见有无葬具各为半;以随葬品有无计，其中有56座无随葬品，占该种墓葬的绝大多数，有随葬品的也以出土陶器和矿石等为主。M49为单棺墓，墓口长2.40、宽0.80～ 0.90米，墓坑深0.80米。在墓坑南龛中随葬一块石砧，过去在铜绿山Ⅺ号矿体冶炼场发现的石砧往往与石锤相配，是用于矿石破碎整粒的一套石质工具，推测此石砧功用相同。此种墓葬中另有M3、M20、M57、M78等4座墓的壁龛中随葬铁铜共生矿石，少则1块、多达15小块。M54填土中随葬一块较大的孔雀石。

　　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墓葬等级不高，规格较为接近，排列有序，方向基本一致，几无打破关系，说明墓葬区有别于东周时期家族墓地。墓葬主要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与铜绿山Ⅶ号矿体5处采矿遗址的主要年代接近。随葬品的种类有别，功能特征明显，出土的斧、凿类青铜工具和石砧等石质工具，以往在铜绿山矿冶遗址中有过发现，但一些日用陶器、玉器，特别是鼎、戈、铍、镞、刮刀、削刀和带钩等青铜器都为遗址区首次出土，尤其特别的是一些墓葬随葬铜铁矿石和孔雀石，这些都直指该墓葬区与铜绿山矿冶生产密不可分，而其地理位置进一步表明它与Ⅶ号矿体古代采冶关系最为密切。从墓葬规模、葬俗、随葬品特征分析，墓地以当地流行的扬越文化为主，共存楚文化因素。窄边长方形小型墓的形制是典型的扬越文化特征，而一椁一棺墓、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形制规模、葬俗多近同于楚墓中的一般小型墓。随葬品中以日用陶器鬲、盂、豆组合稍多，这是春秋中晚期楚墓典型的陶器组合，但陶器上本地文化特征明显，如陶鬲以本地商周时期流行的刻槽足鬲为主。另外，墓葬位置和规格、随葬品种类和特征较明显反映了墓主生前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分工。一椁一棺墓、随葬青铜器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都位于墓葬区较中心位置，随葬品除陶器外还有青铜器和玉器，说明这些墓葬规格明显高于其他墓葬，墓主身份可能为矿区较低层次的生产组织和管理者，而且存在分工的不同，比如随葬青铜兵器的可能与矿区安全保卫有关，随葬铜削刀的可能与矿区生产记录相关，等等。随葬陶器或无随葬品的宽边长方形小型墓和窄边长方形小型墓主的级别均较低，铜铁矿石、孔雀石、加工矿石的石质工具等主要出于这些墓葬中，推测其墓主可能是矿冶生产底层技工或工人。

　　铜绿山考古工作期间，还对铜绿山四方塘遗址以西3公里的草王嘴城址(亦称楚王城)及周围进行了一次调查，冀期了解该城址与铜绿山Ⅶ号矿体的关系。草王嘴城址面积5万多平方米，地面尚存城墙、环壕及建筑台地等遗迹。在城址内采集有春秋至西汉的一批鬲、豆、壶、罐、盆、井圈等陶片及瓦片等。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发掘后，经对比两地器物，发现其中草王嘴城采集到的春秋时期的陶鬲、陶豆等残片与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出土的同时期同类陶器风格相同，或可说明草王嘴城址与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有一定的关联，其是否是铜绿山古代铜矿采冶生产管理中心，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和研究。

　　四方塘遗址及墓葬区发掘、研究和保护进行了多学科的合作。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对遗址出土炉渣进行抽样检测分析，得出炉渣含铜量平均为0.49%，这一数据说明了矿石中的铜在冶炼炉中得到了充分还原，其春秋时期炼铜技术已达到了近现代冶铜技术的水平，这无疑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墓葬出土的铜器采样，进行了铅同位素示踪分析，认为这些铜器的原料多数来源于铜绿山，这为铜绿山今后寻找铜器铸造作坊提供了资料支撑。本所体质人类学专家对3座墓葬遗存的人牙进行了年龄鉴定及DNA实验，检测出M9墓主年龄35～40岁、M27墓主年龄30岁，M73出土牙齿为一颗上颌右侧第二前臼齿齿冠，保存状况较差，仅能判定墓主为成年人。此外，环境学、地质学专家分别对墓葬区岩性、发掘区地层和墓坑采样进行检测鉴定和古环境分析，文保专家对发掘现场进行了保护处理。

　　四方塘遗址墓葬区是铜绿山近年来矿冶考古中最重要的发现，对其进行全面揭露所取得的重要收获结合铜绿山其他考古成果，其重要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铜绿山四十一年来考古及中国矿冶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古代矿冶生产者的墓地。墓地文化属性与时代特征之明确、墓葬保存之完整、出土文物的矿冶生产特性之显著，皆为中国矿冶考古的第一次。

　　第二，墓葬区与近几年在同地段发现的洗矿尾矿堆积场、选矿场、35枚矿工脚印、冶铜场以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Ⅶ号矿体5处采矿遗址等，形成一个同时代的较为完整的铜矿采冶产业链，这为研究东周时期铜矿采冶技术流程和分布空间、生产规模等拓宽了新视野，也为推进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新馆展示设计及“申遗”工作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实例。

　　第三，墓葬的位置规模、葬具和随葬品的差异性显现出墓主生前不同的身份地位和分工。这批材料为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乃至中国古代铜矿采冶生产中的人力分工和技术种类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四，墓葬区文化属性以本地扬越文化为主，但楚文化对其影响较明显，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逐突现，这为研究铜绿山古代铜矿采冶管理与生产者的族属以及楚国势力对该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新信息。

　　第五，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四方塘遗址及墓葬区中出土的铜炉渣、青铜器分别进行成份检测和铅同位素示踪分析，所获成果对研究春秋时期铜绿山地区和楚国的青铜冶炼技术提供了新依据。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1年3月23日，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现为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墎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该事件立即引起了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即派员会同南昌市和新建县文博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做了汇报。从盗洞到出土葬具构件看，该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这段历史有关。鉴于该墓当时不属于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性且又由于该墓地处偏僻，加之该地区盗墓现象严重，被盗墓葬保护难度极大，江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对该墓进行抢救发掘的申请。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4月6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了新建县墎墩墓保护问题专家论证会，研究后批准了江西省文物局申请，并要求对墓葬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江西新建墎墩古墓考古发掘项目的批复》精神，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江西新建墎墩墓葬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方案》和《江西新建墎墩墓葬考古发掘工地安全保卫工作预案》，确立了南昌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技术路线。2011年在对南昌海昏侯墓进行抢救发掘前，对其周围方圆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并对南昌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进行了重点调查和钻探。2012、2013年在建设、落实好南昌海昏侯墓安全防范监控设施和安全保卫措施，确保考古发掘过程中工地和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祔葬墓，解剖了2 座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2014年开始发掘主墓，完成封土和墓室内填土的发掘。2015年开始进行椁室回廊、主椁室的发掘、清理、现场出土文物的提取和保护工作，现主棺已安全套箱提取进实验室，正在进行实验室考古工作。

　　2011年4月15日至今，历时近5年时间，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通过对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确认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紫金城址即为汉代海昏侯都城，紫金城城址西面和南面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贵族和平民墓地。紫金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分内城和外城。内城位于城区东部，为宫殿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约20亩)。对目前墓葬区钻探资料的初步分析，花骨墩、祠堂岗、墎墩、苏家山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海昏侯墓葬区外围还发现岭上、戴家山、五房山、龙坑、狗卵地、先发山、轿子山、夹山谷、北娘山、台盘子、杨家山、邹家墎、双墎岬、竹子山、万家山约13处贵族墓地和大量的平民墓葬。墓葬区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

　　海昏侯墓园以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建成。墓园呈梯形，南北宽约141～186、东西长约233 ～248米，共占地约4.6万平方米。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寝、祠堂及园寺吏舍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有的祔葬墓前还建有祠堂。侯墓和侯夫人两座主墓同茔异穴，占据了墓园最高亢、中心的位置，两墓共用一个东西长约100、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礼制性高台建筑。该礼制性建筑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其中寝边长约10米;祠堂东西长约14(相当于汉代6丈)、南北宽约10米。

　　海昏侯墓由墓葬本体及其西侧的一个外藏车马坑组成。车马坑为真车马陪葬坑，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侯墓本体规模宏大。上有高达7米(相当于汉代的3丈)的覆斗形封土，下有坐北朝南的甲字形墓穴，墓穴内建有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椁室。从整体上看，其结构呈居室化倾向，属于西汉中晚期采用“汉制”埋葬的列侯墓葬。

　　首先，椁室设计严密、布局清晰，功能明确。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周围环绕以回廊形藏椁，回廊形藏椁由北、东、西三面构成;在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过道，将主椁室与藏椁分隔开，过道宽约0.7米;主椁室和墓道之间由甬道相连接，甬道东西两侧用带榫卯结构的立柱栽入椁底板，与东、西两侧部分相分隔。主椁室东西长约6.9、南北宽约6.7、高约2.4、通高约3米，高出其周围回廊形藏椁约0.6米，面积约50平方米。由东、西室两部份构成，被隔墙分开，中间为门道。其中东室宽约3.7米，南部东、西两侧为窗，中间为门;西室宽约2.9米，南部西侧为窗，东侧为门，门宽约1.4米。初步分析，东、西室南部数量众多的豪华随葬品大部分与日常起居用具有关。藏椁按功能区分，北藏椁自西向东分为钱库、粮库、乐器库。西藏椁从北往南分为衣笥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东藏椁主要为“食官”库，包括酒具库和厨具库。甬道主要为乐车库，其东、西两侧为车马库。

　　其次，椁室结构复杂，建筑科学。承重的椁侧板均榫卯结构，椁室内并有木桩支护。椁侧板与墓壁之间的熟土二层台宽约1.2米，采用砂、木碳、粘土分层夯筑而成。椁顶板上面用木碳、砂、白胶泥封护，厚约0.7米。椁板上刻有工匠的姓氏、编号等文字和记号。墓道南部与椁室相连区域用竹编护壁。椁底板上一般都铺有一层竹席或草席。

　　第三，棺柩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其侧出有帷帐帐钩，使用内、外两重棺，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形式，和周代以来“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棺椁制度相符合。其中外棺南北长约3.71、东西宽约1.44、残高0.46-0.96米，根据倒塌前颌板，后挡板的高度，推测棺柩原高度约为1.36米。棺床高约0.26米，下安4个木轮。外棺盖上有漆画痕迹，并放置三把玉具剑。内棺盖上彩绘漆画，并有纺织品痕迹。内、外棺之间的南部随葬大量金器、精美玉器和漆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椁室早年已坍塌，且有地下水，历次盗掘没有对墓葬造成大的破坏。遗物基本未被盗，这在全国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中是十分少见的。到目前为止，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签牌和奏章副本)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其中回廊约6000余件，主椁室约1000余件，车马坑约3000余件。

　　第一，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从目前竹简的实验室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其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部分。其中《悼亡赋》中出现描写冢墓的文字等;《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卦名的涵义，然后自《彖》传以下的内容与选择类《日书》类似，它虽然在排序上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又在内容上和传世《易经》差别较大;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房中术有关，它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二者而成为“十道”;《五色食胜》记述是以五种颜色代表相应食物，类比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术类内容。木牍大约包括属遣策类的签牌和奏牍。签牌是系在竹木笥或漆箱上的标签，上面写有盛器的编号及所盛物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奏牍是墓主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

　　第二，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和三十六尊伎乐俑反映了汉代继承《周礼》中规定“诸侯轩悬”(诸侯三面，缺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乐舞“六佾”(36人)的乐悬、舞列制度。

　　第三，外藏车马坑出土的五辆实用安车和二十匹马、甬道内出土的属于导车性质的两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甬道东、西两侧车马库出土的属于从车性质的多部偶车马、仪仗类随伺木俑，反映了西汉列侯车舆、出行制度。特别是两辆偶乐车，一辆为配有一件实用的青铜錞于和四件青铜铙的金车，一辆为配有建鼓的鼓车，这种“金车、鼓车并用”的搭配组合为西汉列侯的车輿、出行制度作了全新的诠释，而且这种出行制度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军乐有关。

　　第四，出土的大量青铜、漆皮陶酒器和厨具，特别是带有“昌邑食官”、“籍田”等文字的青铜鼎、灯，反映了西汉时期的“食官”系统、饮食文化和“重农”的祭祀制度。

　　第五，出土的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反映了西汉王朝的“赙赠”制度。

　　第六，378件马蹄和麟趾金、金饼、金板的出土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358件马蹄金、麟趾金和金饼分别出在主椁室西室北部和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而20块金板仅出在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主椁室西室北部为一盒马蹄金和麟趾金，其中马蹄金15件、麟趾金10件;二盒金饼，分别为88件和99件以及另外2件金饼;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出马蹄金33件、麟趾金15件。马蹄金和麟趾金为西汉皇帝“协祥瑞”而制颁赐给诸侯王的纪念品，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制作，有的分别带有“上”、“中”、“下”三字，有的还镶嵌琉璃(玻璃)。金饼和金板则是具有储藏功能的硬通货，它们作为墓主生前的储备黄金与西汉时期每年8月天子献酎饮酎祭祀宗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如所献黄金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的酎金制度有关。

　　第七，大量工艺精湛的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如车马器、乐器、博山炉、连枝灯、雁鱼灯、鼎、染炉、火锅、蒸馏器、铜镜、铜镇等;玉器，如透雕龙、虎、凤纹饰的韘形佩、玉璧、玉环、玉剑具、组玉佩、玉耳杯、玉印等;图案精美的漆器，如绘制孔子及其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漆屏风、围棋盘、耳杯、扣银边的漆盘、贴金片的漆奁、漆樽、镶玉石和玛瑙的几案等;均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是西汉列侯“事死如事生”的典型标本。特别是带有器物制造者名字、机构、器物大小、重量、用工、原料用量、制造时间等文字的漆器、铜器和椁板，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生产的“物勒工名”制度。另外在一件青铜豆形灯座上，清晰刻有“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城的最早、最珍贵实物资料。

　　海昏侯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政府、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发掘。在海昏侯墓发掘和保护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的要求，坚持预案先行，专家现场指导，并始终将文物的现场保护工作摆在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参与了实验室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纺织品、金属器、漆木器、简牍、漆皮陶等文物保护方案设计与实施。地理信息系统(GIS系统)、航空拍摄、三维扫描、延时摄影、数据库建设等数字化采集和记录工作，在整个考古和保护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

　　专家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墓园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对于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价值巨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本体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室的典型标本，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河南洛阳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魏洛阳城的宫室制度，其上承秦汉余脉，下启隋唐盛世，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献记载，曹魏初年，大治洛阳宫室，正殿称太极殿，正门称阊阖门，似是一座新规划的宫城。但由于后世对曹魏始建的洛阳宫与汉代南宫、北宫的位置关系的记载较为混乱，学术界对此认识不一。以往学者们多以考古发现的汉魏洛阳城居北居中宫城为北魏宫城，其中心正殿太极殿也是北魏修筑。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也有学者提出北魏洛阳宫城是在曹魏洛阳宫基础上改造、 沿用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都城由秦汉时期的多宫制、到唐宋元明清单一宫城居北居中的形制转变的大背景下，这一论争，涉及到对都城规划演变的认识问题，尤其是单一宫城出现的时间、太极殿制度和单一宫城制度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关系重大。此外，也涉及到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传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东西文化交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已经完成对以宫城正门阊阖门为代表的汉魏洛阳城北魏宫城南区系统发掘的基础上，对太极殿进行发掘，不仅是汉魏洛阳城宫城考古发掘的必然要求，更可为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不可或缺的考古资料。

　　自2012年起，结合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启动了对太极殿遗址为中心的宫城中枢区全面勘察，明确了太极殿及其周边附属建筑的规模形制、布局结构、保存状况和时代序列，取得重要成果。

　　太极殿遗址位于北魏宫城中部偏西北处，北距河南省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约1公里，南距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460米。此次发掘，首先在该遗址区进行综合性的勘探，主要采用铲探、土样采集、电法和磁法物理勘探、高空影像采集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收集相关资料，勘探面积近25000平方米。勘探发现该区域的地下遗迹，以夯土遗迹为主，还包括地面、道路、水道、瓦砾堆积等，堆积较为复杂。

　　勘探结合文献记载表明，太极殿遗址是由位于北魏宫城主要建筑轴线上、东西向分布的三座大型夯土台基建筑为主体构成，居中为太极殿中心殿基、东西两侧分别为太极东堂和太极西堂，三座建筑的夯土台基都残存有地上部分和地下基础部分。在此基础上，采取了发掘遗址区的东半部、保存西半部的方法，对太极殿中心殿基的东半部和太极东堂进行大面积发掘揭露，发掘面积8900余平方米。通过发掘，对太极殿中心殿基和太极东堂、太极西堂殿基的建筑规模、形制结构、建造时代等有了确切认识。三座殿基均为东西长方形，方向4度，大致位于同一东西向建筑轴线上。三座殿基间距13米，之间以下层为门址、上层似为阁道的多层建筑连接。以三座殿基为中心，在其周围发现有散水、道路、门址、院落、廊庑、水渠等设施，从而构成一组规划有序、布局合理的大型宫殿建筑群。

　　太极殿中心殿基

　　太极殿中心夯土殿基平面为东西长方形，因晚期改建未成，其形制略有残缺。其北边宽102.3米，南北进深约58～61米。台基主体由较为纯净的红褐色土夯筑而成，在其周边四面均发现有不同质地、颜色、厚度的后期补筑夯土。台基北面居中有一东西宽约51米，南北进深约3米的凸台。残存的台基北侧边壁，除凸台外侧包砖外，其余部分为夯土上漫抹白灰墙皮，墙皮上装饰有宽0.4～0.5米的红色条带共5处，间距5.6米～6.8米不等。台基外侧的地面保存较好，在北侧凸台外侧可见保存较好宽约1.1米的铺砖散水，其余地面为素土地面，未见铺设砖石痕迹。台基顶面残损，残高1.65～2米。在台基南部发现排列整齐的大型扰坑17个，上口形状不规则，底部大致为边长1.7米方形，残深1～1.2米。扰坑分为南北两排，中心间距6.5米。南排东西共14个，南距殿基夯土南壁约5.3米;北排共3个，分别位于东、西两端，其中东端2个，西端1个。从其排列位置、分布特点和建筑结构看，可能与建筑柱网的承础石坑有关。

　　据勘探，殿基南侧设南北向踏道两条，发掘了东侧一条。踏道被晚期建筑房屋破坏，地上形状与结构不明，仅存地下夯土基础。其由红褐色土夯筑而成，东距台基东南角约17米，南北残长11米，东西宽约5.3米，两侧边壁墁抹有白灰墙皮。在台基北侧凸台东、西两端也各有1个踏道，揭露出东端一条，为自东向西向上登临殿基的踏道，东西残长5.6、残宽2.5米，有少量方形铺地石板残存。西端应该是对应的自西向东登临殿基的踏道。

　　太极东堂

　　太极东堂殿基位于太极殿中心殿基东侧，间距约13米。平面也为东西长方形，东西宽47.9米，南北进深约21.3米。殿基由较为纯净的红褐色土夯筑而成，外壁局部残存有多个时期抹墁的多层白灰墙皮，外侧也残存有相应时期的地面。墙皮多已剥落，保存较差。台基顶面残损，残高0.6～1.2米。

　　在太极东堂殿基南侧，也设有南北向踏道两条。揭露出的东侧踏道东距殿基东南角7.7米，东西宽4.1米，南北长约12米。主体部分为夯土筑成，两侧砌筑包砖，外侧抹墁白灰墙皮。

　　在太极殿中心殿基与太极东堂殿基之间，发现有南北向的单门道门址和楼阁道的柱网遗迹。门址位于两座夯土台基之间正中位置，两侧各以宽约1.4、残高1.1米的东西向夯土隔墙与两侧的夯土殿基相接。夯土隔墙南、北两侧，各设置一排4块础石，形成面阔3间、进深2间的建筑结构。居中1间面阔4米，设有南北向门道;东西两侧各为面阔3.6、进深2.3米，形成中间为夯土墙、南北两侧有檐柱的廊庑结构。根据柱础规模和排列间距，推测上层应有阁道建筑。在门址南侧略偏东处，还发现一条南北向的铺砖道路，残长15、宽约2米。路面为长方形条砖平铺，两侧条砖立面顺铺，形成勒边;铺砖表面残破严重，上面残留有重物坠落砸击形成的深坑。

　　太极东堂的北侧，发现有东西并列的两组宫院，目前均只发掘了宫院的南半部进深11～14米的部分。两组宫院外围均由廊庑围绕，廊庑为中间有夯土隔墙、两侧各有一排檐柱的两面坡廊房建筑，开间约3.9米，进深约3.6米。西侧宫院东西长约20米，南侧廊房4间;东侧宫院只揭露了南侧廊房9间，残长37米，向东出发掘区。

　　太极东堂殿基北侧与两组宫院之间，有一东西向铺砖道路，南北宽约4米，东西残长52米，向东出发掘区，保存较好。道路西端设有一座单门道门址，门道宽3.5米。

　　西侧宫院由北面中间的正房和东、西、南三面廊庑，围合着中间的天井院落。天井院东西约8米，南北约4米，周边铺砌有石板。北面正房面阔3间，宽9米，进深不详。东侧宫院规模较大，尚未明确其建筑结构。东侧宫院南廊上，设置有单门道门址一处，连通东侧宫院和太极东堂殿基北侧。

　　对建筑台基夯土的解剖显示，太极殿及太极东堂的主体建筑时代，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为红褐色夯土，质地比较纯净;夯窝为圆形平底，直径约6厘米;夯层较薄，约7～8厘米;太极殿主殿夯土基础残存厚度约7.5米，底部铺垫一层具有典型魏晋时期特征的素面筒瓦、篮纹板瓦和云纹锯齿瓦当残片。中期为黄褐色夯土，质地一般;夯窝为不规则形圜底，直径8～10厘米;夯层较厚，约18～25厘米，该夯土叠压打破早期夯土。晚期为灰褐色夯土，内含白灰渣粒;夯窝椭圆形，直径5～10厘米;夯层厚13～15厘米。晚期夯土个别地段也厚达7米，其底部铺垫有一层具有典型北魏时期特征的黑磨光面瓦件残片，夯土内也包含有北魏时期瓦片。太极殿主殿台基夯土上发现的17个大型扰坑，均位于晚期夯土中。

　　在对太极殿及太极东堂台基外侧地面的解剖中，也发现多个时期的地面等建筑遗迹，尤其是保存较好的施工柱坑、早期铺砖地面、拦边石条、柱础石等遗迹。这些地面遗迹的分期也大致与解剖的三期夯土遗迹相对应。

　　综合遗址区的地层堆积、建筑遗迹之间的地层关系，以及对建筑遗迹的局部解剖分析表明，太极殿遗址的主体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历经北魏、北周的修补与沿用。解剖中，在曹魏时期始建的殿基下，还发现不晚于东汉时期的建筑遗迹，但由于保存较少，建筑形制不明。文献记载，曹魏明帝青龙三年，“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是为汉魏洛阳城营建太极殿之始;北魏都洛后，重建太极殿;延至北周宣帝时期，文献也有规模庞大的修筑洛阳宫的记载。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完全能够印证。

　　太极殿是曹魏、西晋、北魏时期举行大朝的宫城正殿，太极东堂、太极西堂则是皇帝听政决策、宴飨群臣、讲经论学等活动的场所，是当时当之无愧的“政治中枢”。始建于曹魏时期的汉魏洛阳城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宫城正殿，其位于都城北部中间单一宫城的中部，由中间的太极殿主殿和两侧略小的太极东、西堂组成，三殿东西并列，三座殿基占地面积达8000平方米，外围还辅以回廊、院墙、宫门等附属建筑，从而构成规划有序、布局严谨、规模庞大的太极殿宫殿建筑群，是汉魏洛阳城乃至中国古代建筑体量最大的建筑群之一。这组经过严格设计、统一规划的宫室建筑，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一种崭新的宫殿建筑格局。由太极殿的建立所标示的都城单一建筑轴线、单一宫城居北居中、中心正殿太极殿居中的布局;太极殿为大朝、东西两侧并列的东西堂为常朝的东西堂制度;中心正殿前设三道宫门、宫城三大殿南北纵列的“五门三朝”制度等，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及宫城布局的一个新时代，对后代都城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内蒙古多伦辽代贵妃家族墓葬

　　发掘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5年6月—12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多伦县文物局对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M1、M2)，取得了重大收获。

　　两座墓葬位于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巨大簸箕形山谷中，山谷中部有一山梁，将其分隔成高低错落的两个簸箕形山洼，北面山势高峻，向南渐开阔，并形成缓坡，两座墓葬就分别坐落于这两个山洼的缓坡上。山洼向南有几座小山与此相望，下有一河穿绕中间，名吐力根河(吐力根，蒙古语，迅急之意)，属典型的辽代贵族墓地。

　　M1由墓道、墓门、过洞、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全长25.6米。其中墓道总长19.8米、宽1.5—4.6米，呈长方形斜坡阶梯状，前为土质斜坡，后接砖砌台阶，阶梯计11级，每阶高18厘米、宽28—34厘米，长2.1米;墓门木质，拱形，上为仿木结构，并用砖砌出五个斗拱，斗拱以墨勾勒轮廓，内填朱、黄等彩，斗拱的间隔处又以朱、墨、褐等彩勾勒出三朵阔叶团花图案，皆色彩艳丽，手法细腻，斗拱上方承绿色琉璃瓦当，当头呈黄色并饰以狮纹图案。用琉璃瓦加饰墓门，是辽代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也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整个墓门显得富丽堂皇;过洞长1.75米、宽2.1米、残高3米，过洞与甬道又以木门相隔(木门残朽，仅见部分遗迹);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2.60米、宽2.1米;墓室砖砌圆形，直径4.80—5.22米，并以墓椁为饰，椁室由方木搭建的八角形结构。顶部已无存，墓室底部方砖铺地，方砖磨光，铺砌平整，并用红、白两彩绘制璧形图案，内以朱彩勾勒莲瓣花纹，色彩华丽。在地面上装饰花纹彩绘，为以往辽墓发掘所仅见。

　　墓葬多经盗扰，墓主人尸骨无存，位于墓室北部，现存一木质棺箱，箱盖四边用青铜包裹，并饰以铜泡，角部装饰如意纹，箱底部四角也用青铜包裹，制作考究，其内殉牲一完整马匹。

　　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铁、瓷、琥珀、银等几大类，其中鎏金铜渣斗、三节莲花形铜灯、手持柄式莲花香炉，皆为铸造，造型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辽代文物精品。随葬马具由于盗扰原因，大多已无存，但仍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马具构件，其中双龙纹银鎏金马具饰片为其代表。

　　还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瓷器，以影青瓷为主，纹饰华丽，胎质细腻,器型主要为瓶、罐等。还出土有定窑白瓷，釉色光洁，器型以碗、盘为主。

　　M2由墓道、前庭、仿木结构墓门、过洞、甬道、主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式，长23米、宽2—7米;前庭青砖垒成，长15、宽4—5.1米、深11米;墓门为砖券拱形，上承斗拱等仿木结构，并用红、褐、蓝、白等彩勾勒轮廓图案，唐风浓郁;甬道平面略呈长方形，砖券拱顶，北接圆形墓室;主室平面呈圆形，直径3.92—4.28米，青砖砌制，并用木椁为饰，穹窿顶。墓葬全长40余米，最深处11米。

　　位于墓室北部，砖砌尸床，尸床正面砌出七朵莲瓣图形，其内涂彩，棺床上放置一髹漆木棺，木棺以柏木制成，材质厚重，上髹黑褐色漆，头西脚东，遗骨仅见一指骨，棺内还随葬有一银片团窠对蝶纹木枕，木棺周围饰以木帐，棺床东部殉牲犬一只。

　　该墓虽近期被盗，但由于墓室椁木等坍塌，将随葬品掩盖，因此仍出土了银、银、铜、铁、玉、琥珀、玻璃、木、泥、丝绸等大量文物。其中金花银高翅凤纹镂花冠，金花银凤纹镂花高靿靴、包金框龙纹玉銲腰，银鎏金龙纹鞘玛瑙柄短刀、银链白玉组佩、金流苏，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也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

　　墓葬中还清理出铜镜两只，其中一只为六角菱花镜，圆钮，周围环绕几只凤鸟，造型生动，为墓主人生前的实用镜。另一只为圆镜，亦饰多只鸿雁，为墓葬顶部悬镜，两只铜镜皆为辽代铜镜的精品之作。

　　墓葬出土瓷器为大宗，以定窑白、越窑青瓷为主，间有影青瓷，所出土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器口、足多包金饰，且加有金、银盖，是辽代釦器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反映出辽代宫廷用瓷气派。其中仰覆莲纹白釉定瓷罐、鹦鹉纹影青执壶、金釦青瓷盏托、银鎏金卷荷叶纹白瓷盖罐等，都胎质细腻，釉色明亮，纹饰华丽、生动，反映出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出土了五件玻璃器，玻璃器呈绿、墨、褐等色，器型主要有瓶、执壶等，器形较大，据质地分析应为伊斯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特别是墓葬中还发现墓志一盒，墓志为汉白玉质，略呈方形，边长89厘米。志盖盝顶，四周围绕十二生肖人物，人物面部丰膄，神态传神，颇具唐风。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志石阴刻正书，首行撰“大契丹故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其上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洋洒千余言。据墓志及结合相关史料，该贵妃为圣宗妃，出自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萧阿古只一系。

　　两座墓葬应同属一个家族墓地，其中M2据出土墓志可知，属辽代中期圣宗统和年间。M1从出土遗物及墓葬形制、装饰等分析，应属辽代中晚期墓葬，最可能为辽兴宗晚期至辽道宗时期。M2的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这次发掘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而M1虽未有墓志出土，墓主人身份不详，但从其宏大的墓葬规模，高等级的随葬品，特别是用琉璃砖加饰墓门等可以看出，墓主人亦应是辽代显赫的大贵族 ，或为辽贵妃家族重要的成员。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意义重大，对辽代历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填补了辽代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取得了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M2出土墓志有对后族萧氏姓氏来源的相关记载，称辽皇族耶律氏汉室之宗，刘氏也。后族系出兰陵，而兰陵萧氏之祖为汉宰相萧何子孙，辽代后族萧氏也世选为辽宰相，此记载与《辽史》所载相同。关于辽代后族萧氏的来历，学界多有争论今几可成定论。辽代皇族追慕汉高祖以称刘，后族比萧何而为萧，其虽有附会的成份，但这也反映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

　　贵妃曾祖名迷骨德，职大国舅，皮室大。迷骨德即应为《辽史》所载之“眉古德”，眉古德与迷骨德应为同音异译。眉古德在辽穆宗即位之初，谋南奔，被诛杀。这是辽代早期历史著名的事件，并见于《资治通鉴》的记载，惟《资治通鉴》称眉古德为“萧海真”，概一为契丹名，一为汉名。另外《辽史·阿古只传》载其一子“名安圑，右皮室大”，其中安圑之所历、官职、世系皆同于迷骨德，故《辽史》中所载“安圑”与“眉古德”也应为一人，至此，贵妃家族世袭清矣。贵妃出于辽代第一任北府宰相阿古只一系，其家族在辽代九帝中共出过四位皇后，是辽代外戚最为显赫的一支。

　　墓葬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属滦河流域，史载为辽奚族的世居之地之一。而契丹贵族又有归葬祖茔的习俗，因此辽后族萧氏与奚族的关系，也当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结合墓葬发掘所做的考古调查，在距墓地不远处，发现有高规格的辽代建筑遗址，这些遗址应与贵妃萧氏家族是有相当关系的。

　　《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九月载“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统和十九年三月：“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检《辽史》所见，圣宗仅此一个贵妃。因此我们怀疑，墓主人即为辽圣宗第一位皇后，但现囿于墓志等资料尚未整理，结论有待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墓葬资料整理的深入，对辽代历史研究存在的许多问题、困惑，将有望解开。

　　2015年十大考古发现辽宁“丹东一号”清代沉船(致远舰)水下考古调查

　　调查单位：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丹东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辽宁省丹东市西南50多公里海域中。为配合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海洋红港区基建工程，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建水下考古队，从2013年11月启动涉海区域内的水下文化遗产调查工作;2014年4月通过物探与潜水调查确认了“丹东一号”沉船位置;2014年8～10月开展重点调查并清理出部分舰体外轮廓。为确认沉船的具体身份及保存状况，2015年8～10月，考古队再次启动了“丹东一号”沉船重点调查工作。

　　2015年调查工作介绍

　　前几次的调查工作已探明“丹东一号”沉船几乎全埋于平坦的海床面下，加之沉船体量巨大，只有通过目标明确的抽沙清淤才能掌握遗址情况。为此，考古队分两组开展抽沙工作，一组沿舰体的外围使用大管进行抽沙，快速揭露舰体的舷边轮廓;一组使用小管对重要遗迹区进行清理，揭露出锅炉阀门配件与穹甲区域。水下抽沙同时跟进测绘、录像、拍照等记录工作，为了准确记录，考古队贯穿艏、艉布设基线绳，附上皮尺，所有的遗迹与遗物，以相距基线绳的距离加以记录，并以距海床泥面的深度记录埋深，构建其三维位置。此外，考古队注重水下遗迹照片的拼接工作，以便尽可能展示大面积的遗迹现象。

　　按工作进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于艉部抽沙，为期近一个半月，陆续揭露出艉部、左右舷后端，并发现与“致远舰”相关的多层穹甲结构、鱼雷引信、方形舷窗等遗物。第二阶段调查区域延展到艏部。此期间，考古队还选择在遗物丰富、未有火烧痕迹的左舷前部，布设两个小探方进行解剖性质的试掘，清理出2件带“致远”篆书文字款识的白瓷盘及一些小件遗物，基本锁定沉舰身份。最后一周时间里重点对穹甲区域进行了调查，结束之时再冲沙回填抽开的遗址区。

　　遗址概况

　　通过小探方试掘，遗址区的地层可分两层，第一层厚10～20厘米，为较松软的细沙层，少有遗物。其下为散落的木板与铁板，常形成凝结块，厚约10厘米。第二层厚40～80厘米，为黑色贝壳层，夹杂大量的遗物。再下为灰黑色的海泥，纯净而致密。整个地层也体现了遗物散落、船体拆解、浮沙掩埋的漫长过程。

　　本年度抽沙揭露出更大范围的船体，整体保存一般，舱内淤满泥沙。泥下揭露出60多米长(长度还未到艏端)，9～10米宽的残骸。沉舰整体受损较重，不存在完整的住人舱室，穹甲板以上船体部位已无存，穹甲下为动力机舱，推测也发生过爆炸。船体周边散落着钢板、木质船板、锅炉零件等物品，舱内过火面积大，艏部、右舷、艉部均有火烧迹象。

　　船体外壳用钢板构造，使用铆钉连接，内侧垫有木质船板。舷侧钢板较薄，厚约1厘米左右。穹甲部位使用较厚重的钢板，用铆钉连接多层钢板，中部弧起，每层厚达3厘米左右，最厚使用三层钢板可达10厘米的厚度。

　　出水文物

　　本次调查提取水下的文物计60个种类、150件文物，另有60多枚清代铜钱，涉及船上构件、武器、个人物品等。所获遗物水下呈散落状态见于沙层中，鱼雷引信发现于艉部、152毫米火炮弹头位于左舷后部、方形舷窗见于左右两侧舷边。

　　船上构件包括锅炉配件、舷窗、铜牌、电灯罩、衣帽钩、铜锁、木滑轮等。

　　武器装备包括鱼雷引信、152毫米炮弹、57毫米炮弹、47毫米炮弹、37毫米炮弹、格林机关炮弹、毛瑟枪子弹等。此外还发现多枚马蒂尼·享利步枪子弹、左轮手枪子弹等武器。

　　个人物品包括茶杯、鞋底、皮带、木梳、鼻烟壶、印章等。

　　与“致远舰”身份相关的主要遗物有：方形舷窗、152毫米炮弹、十管加特林机枪、鱼雷引信、“致远”定制瓷盘等。

　　沉舰身份推断

　　1894年9月17日，清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北部爆发大规模海战，北洋水师先后损失扬威、超勇、致远、经远、广甲5艘军舰，其中扬威、 超勇、致远、经远沉灭于交战区，广甲艘在撤退途中搁浅于大连湾三山岛。“丹东一号”沉船位处交战区，为上述沉于交战区的四艘沉舰之一。

　　2014年4月，用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探明“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1380吨排水量的超勇舰(扬威舰为超勇舰的姊妹舰)。致远舰原排水量为2300吨，考虑到受炮火摧毁及后期破拆而折损了一些钢材，再去除部分木材、煤炭等非磁性物质的体量。因此，“丹东一号”铁质遗物1600吨与致远舰的现状是相匹配的。

　　甲午海战的五艘沉舰均遭到日方长期的破拆，致远舰的位置也有资料标注。考古队获得一张日本所绘“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1904年)，有明确标注出“致远”、“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的位置，就标注在“丹东一号”沉船附近。

　　水下考古调查发现众多遗迹现象均指向为致远舰。

　　1、舰体结构：水下残存的穹甲钢板，与致远舰的穹甲防护结构吻合。经远舰采取“铁甲堡”技术，舷侧装甲厚达20～40厘米，明显与“丹东一号”约1厘米厚的舷侧钢板不符。超勇、扬威两舰未使用穹甲结构。此外，“丹东一号”沉船还发现多个方形舷窗，方形舷窗安装于致远舰及姊妹舰(靖远舰)的艉楼甲板舱室，在黄海北部沉没的超勇、扬威、经远舰中均未见安装，这是识别致远舰与其它甲午沉舰的重要标识物。

　　2、武器配备：致远舰配备的主要武器装备在“丹东一号”沉船均有发现，包括：210毫米主炮炮管、152毫米副炮炮弹、57毫米炮弹、37毫米炮弹、11毫米加特林机枪及弹药，特别还发现保存完整的鱼雷引信一枚。武器配备区分明显，超勇舰主炮为260毫米口径，副炮为4.7英寸120毫米口径，没有210毫米的武器;而“丹东一号”发现210毫米炮管、6英寸152毫米口径副炮炮弹。同时，超勇舰没有配备57毫米炮和鱼雷，超勇舰出厂时所携带的杆雷艇前端绑的是水雷。

　　3、餐具：发现三个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瓷盘或碎片，中间为篆书“致远”。此外，还找到一把与瓷盘配套使用的银勺，勺柄也印有致远舰的徽标。

　　综上所述，磁力数据、地图资料、调查遗物，从不同角度、不同来源构建成证据链。通过分析具有致远舰身份判别价值的沉舰穹甲结构，发现的方形舷窗、鱼雷引信、11毫米10管加特林机枪、152毫米口径炮弹、带有“致远”文字款识的制式餐具等考古实物资料，结合甲午海战档案、北洋海军舰船制造档案和海域当地的口述史料综合判定，“丹东一号”沉船应为致远舰。

　　“丹东一号”沉船(致远舰)调查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是考古学与海洋物探等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成功案例，开启了中国水下考古对近代沉舰展开调查的新领域。所获考古调查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和世界海军舰艇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201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丹东一号”沉船调查工作意义更显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