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三部历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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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早期三部历史剧有哪些

　　“五四”时期思想革命为作家重新表现中国古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新的眼光，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同时繁荣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特点之一。郭沫若在诗集中便有一些以历史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为题材的诗剧类作品，如《女神》中的《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凤凰涅》和《星空》中的《孤竹君之二子》、《广寒宫》等。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真正的开始，是1923年作的《卓文君》和《王昭君》。1926年，作者又把它们与《聂》合集为历史剧作集《三个叛逆的女性》。由于这些作品强烈的反封建色彩，它们在当时曾发生过很大影响。历史剧创作贯穿于郭沫若的一生,其历史剧创作的黄金时期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剧创作是除诗歌创作外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又一贡献。

　　《卓文君》作于1923年2月，以反对封建压迫、争取婚姻自由的思想重新表现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或被封建卫道士视为不道德的“淫奔”,或被部分文人学士视为艳情趣事,都没有赋予它以严肃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五四”的思想革命和伦理道德的解放，使郭沫若从中感到了严肃的社会意义，从而将这个故事升华到了严肃主题的高度。剧中卓文君被塑造成了一个敢于违抗父命，反抗封建压迫，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本质，争取自己幸福爱情的勇敢女性。郭沫若通过卓文君之口发出了反对旧礼教的宣言：“你们男子统治下的旧礼教,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子不得!”它体现了“五四”青年的个性解放要求。

　　《王昭君》写于1923年7月，作品以现代性格悲剧的观念重新改造了“昭君出塞”的故事。郭沫若把当时的历史人物组织起来，将王昭君塑造成了一个出身微贱但不屈服于权贵的坚强女性。剧本体现了维护人格尊严、不畏权势、不慕荣华的精神追求，从而改变了传统剧目《昭君出塞》那幽怨凄凉的调子，充满了昂扬的反抗精神。《聂》作于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以反抗残暴统治、拯世救民的思想重新表现了聂政助严遂杀韩王侠累的故事。作者赋予聂政和聂以更明确的社会目的，改变了传统故事中单纯表现人物轻生死、重然诺的侠义精神的主题，把当时人民群众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注入到了这个传统故事之中，从而使剧作具有了更严肃的社会意义。1937年9、10月间郭沫若将《聂》扩大改写为《棠棣之花》;自1942年1月至翌年4月的一年多内他又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原题名《筑》)、《孔雀胆》和《南冠草》五部大型历史剧，成为他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的收获期。这几部历史剧的演出和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成为当时大后方文坛的一大盛事，其影响是至为深广的。

　　郭沫若的这几部历史剧,取材于上自战国时期,下至明末清初,即从我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到末期主要人物包括古代著名政治家、诗人、义士、侠客，女性形象自后妃公主到宫娥民女。反面人物包括昏君、奸相、谗人、宫廷阴谋家和民族败类。描写的社会生活从宫廷相府到民间酒肆，自中原地带到西南边陲，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历史生活画面。而贯穿在其中的，则是善与恶、忠与奸、美与丑的形态各异的斗争，充满了磅礴的正气，尤其充满了历史的悲剧精神。

　　写成于风雨如磐的1942年1月的《屈原》，以其特有的沉郁诗意，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历史的与时代的悲剧精神震撼了重庆剧坛，成为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同一时期还创作了《虎符》、《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等历史剧，并明确提出了“先于制今而后借古”、“据古推今”的理论。在郭沫若看来，重要的不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的历史精神的真实;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据此他提出了“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所谓“求似”，就历史精神的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所谓“失事”，就是在此前提下，“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

　郭沫若早期三部历史剧的创作背景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都是取材于战国时代。他认为，“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战国时代是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时代......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但这根本也就是悲剧的精神，要得真正把人当人，历史还须得再向前进展，还须得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的血洒出来，灌溉这株现实的蟠桃”。因此，郭沫若在充分把握历史悲剧精神的同时，展开了他大胆的想象，对具体史事运用极为灵活：一方面，在大多数场合，仍然尽可能“在大关节目”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但为了表现自己主题的需要，又进行了自由的虚构与改造，这包括“无中生有”地“造出新的历史人物”(如《屈原》里的婵娟、卫士，《棠棣之花》里的酒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