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军队制度

时间：2017-02-28 15:50:42 玉凤635由分享

　　夏代是中国以领土和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夏朝的军制是怎样的呢?本文是学习啦小编整理的夏朝的军制资料，仅供参考。

　　夏朝的军制

　　夏朝的国家军队是平民兵。平民兵是征发夏族平民而组成的军队。这是当时军事力量的主干。这种平民兵制度，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成员战时从戎的惯例发展而来的。平民有自己的土地，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在观，“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之田自当是分配给一旅之众的，表明这些“众”即平民是以耕种土地为生的;但又以“旅”的形式组织起来，则表明具有军队的职能。

　　此外，夏代还有夏王的护卫制。护卫兵制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护从队制度发展而来。它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子弟，还有少数是王的亲信。

　　在兵种组成上，夏代的兵种包括步兵和车兵两种。而这两种兵种多是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的。

　　古代他国的军制

　　商

　　1.军队的构成。商朝有平民兵、族兵和王的护卫兵。

　　平民兵即王国军，是由平民即“众”、“众人”组成的队伍，是当时的主要军事力量。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师”、“族”即是指平民兵而言。

　　族兵即方国军。卜辞中常见“王族”、“多子族”以及“三族”、“五族”等出征的记载，他们自然都属于族军的范畴。区别在于：王族由商王的族人组成，多子族由子姓(即与商王同姓)贵族的族人组成，而“三族”、“五族”等泛称，很可能是指一般异姓贵族的族军。这些贵族建有各方国，以其族兵为方国军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商代可能还存有王的护卫兵，他们可能是从贵族子弟的精良者中入选

　　2.军队编制。关于族军的编制，没有明确的材料。现仅就王国军即平民兵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卜辞知当时有“师”、“旅”等编制单位。如：

　　师通常分为右、中、左三组;旅分为右旅、左旅，似当有中旅。这种三分法主要是为了适应战阵的需要，因而不是进制单位。

　　旅应是师的下一级编制，这在卜辞中没有明确证据。但《诗〃小雅〃黍苗》有“我师我旅”之句，则师是高于旅的，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时的情况。由于西周军制是承袭殷商而来，故据周制上推，可知殷商军制亦如此。

　　师的长官称为“师长”，或称“师氏”。旅的长官，名称不详，有人认为是《尚书〃牧誓》中的“亚旅”，但似嫌没有充足证据。

　　那么，师、旅所辖人数为多少呢?《牧誓》中依次提及“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而当时的编制是以十为进制单位的，则师当为万人，旅级很可能是千人，千夫长也很可能就是旅的长官官名;此外，百夫长之下当有以十人为组的建制;十之下，可能有“伍”的组织。

　　综上所述，商代的军队编制可图示如下：

　　师——旅——百夫——十夫——伍(?)

　　(万人)(千人)(百人)(十人)(五人)

　　3.兵种。殷商时期的兵种较夏代而言，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战车、步卒为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将三代各自典型的东西列举出来，表明殷人制车(辂)的技术水平极高，甚至连周人都望尘莫及。此外，甲骨文中有许多“车”字的象形字，从中也可以略见当时战车的风采。战车的质量、数量的提高，无疑是车战规模扩大的主要标志。

　　步兵，人数最多，是军队的基础力量。一般情况下，是车步兵配合作战，但卜辞中有不少“步伐”、“步”(作动词用)的记录，据此，则当时尚保有步兵独立作战的方式。应该指出，商代的这种步兵，与春秋时兴起的建制步兵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春秋时的步兵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从车步兵配合作战的方式中分化而出的，商代的步兵，应是氏族制时代的步兵兵种的子遗。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的步兵独立作战方式的影响;二是战车数量不够配备全部的步卒。

　　战车的编制，一般是五辆为一组，一辆领头，其余四辆排成方阵。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五辆战车，即如此排列。这种五车一组的编制形式似乎与夏代不同。每辆战车一般配置三名武士，其中一人驾车，一人执戈，一人执弓矢，其后跟从步卒十五人，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人陪葬，他们生前当是跟从此车的徒兵。

　　车徒步结合，决定了当时作战只能采用战阵的方式。因而，两军对垒，就要选择开阔平坦的原野，作为角逐的战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襄公语：“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即不据守险要。商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骑兵。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一座人马合葬墓(M164)，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者生前系骑士。如果真的如此，则骑兵之制不是始自战国。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自然条件，骑兵的规模不会很大。

　　4.军事训练。由于平民兵是靠兵农合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因而不可能像后世常备军那样进行长期的、专门化的军事训练，而只能是在农闲时节举行不定期的军事训练。卜辞中有“振旅”的记载，即指军事训练。《左传》中曾提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军训制度，这是晚出的、且较规范化的制度。但在商代，尚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当时只是将一年分为春年、秋两季，至西周时仍然如此②。因而，当时的军训，大概亦即以两季举行。军训的方式，仍保留较原始的特征，即通过狩猎来进行军训。《左传》所说的蒐、苗、狝、狩、名称虽异，就实质而言，都是围绕畋猎进行的。《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则商代当有“蒐”的名称。

　　族兵由于隶属于方国宗族，因而，有可能作一些经常性的军训，不过，其训练方式，大概同平民兵一样，都以畋猎的手段进行。

　　王的护卫兵属于常备兵，最为精良，采取经常性的训练方式。卜辞中有“序教”的记载，其对象即是王的卫士。

　　5.军队领导体制。殷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的色彩，王国维认为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①而已。因而，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当时的军队领导权是分散的。除了王国军，非但畿外诸侯的军队，商王操纵不得，即便是畿内贵族的族军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商王只能以族为单位征调他们，而不能自行对他们重新编组。

　　当时的王权还残留有部首领的特点，即以军事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卜辞中常见商王亲征的事例，再就是派太子或后妃率军出征。后妃中，妇好即是最有名的一个。商王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加强王权。此外，大多数情况下是命将出征，出征前要举行授将以“册”的仪式，以表明将的权力得到了王的认可。

　　卜辞中习见的武职有：马、亚、大亚、马小臣、走马、射、箙亚等。其中马和亚(大亚)的职位最重，马类似于周代的司马。

　　由于当时官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武不分职，因此，这些武职在平时亦负责其它方面的庶务。同样，有些偏重文职的职官在战时也有从戎的义务。

　　西周

　　①军队构成。在军队构成上，西周有平民兵、族兵，王的护卫兵和夷隶兵组成。

　　平民兵，即以平民(国人)为兵源的武装。前面提到的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即属此类。其中，成周八师与殷八师可能是同事异称，则当时共有十四师。

　　族兵是由贵族的族人组成。西周金文中经常可以见到族兵出征的记载，其战斗力很强。族兵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王室的间接指挥，如《毛公鼎》铭文：王命毛公：“以乃族干吾(捍御)王身。”《明公毁》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

　　王的护卫兵在文献中称为“虎贲”，取其勇武之意。金文中提到的“王行”，当应指此。这支军队由贵族子弟即“国子”组成，受过良好的训练，远较平民兵精良，因而往往成为作战的中坚，如牧野之战，周人即以虎贲三千作为先导，但平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诸侯国中也有这类武装，但名称稍异，称为“旅贲”①，负责护卫国君。

　　夷隶兵是一支较特殊的武装。它由被俘获的周边民族人组成，这些人的身份属于官奴。《周礼〃师氏》之职：“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则。”《师酉簋》铭文提到西门夷、秦夷、京夷等，表明《师氏》所载是有所本的。从《师氏》看，夷隶兵的主要任务是充当王室警察的角色。这种现象初看起来颇为奇特，但有关材料表明，由奴隶(特别是异族奴隶)充当警察，在古代世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如古希腊、罗马就是如此。

　　②军队编制。西周的军队编制是沿袭殷制而来，包括师、旅等级别，以十为进制单位。《周礼》所载的军事编制体系，是以五为基本进制单位，反映的是春秋以来的情况，因而不能据以论述西周的制度。所以，有关西周军事编制的材料很少。最主要的就是《尚书〃牧誓》，我们在论述殷商军事编制时已使用过这段材料。因为殷、西周的军制带有继承性，所以，这里不再详细探讨西周的情况，简而言之，西周时的军事编制由大到小为：师、旅、百夫、什、(伍?)。师、旅各为万人、千人。另外，《周礼〃司马》中提到的卒、两，与什、伍相通，可能是沿袭西周的旧制，如果这样，那么百夫之下即为卒、两。

　　③兵种。西周的兵种仍以车兵、步兵为主。这两个兵种在作战中是相互配合的。这与商代并无不同，但在具体的人员配备上，可能有所变化。如《牧誓》载牧野之战中，周军的阵容是“甲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而《史记〃周本纪》载此事则谓：“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即增加了“甲士四万五千人”一句，司马迁当是有所本的，很明显，虎贲是独立作战的，不需配置战车，则这三百乘战车自当由四万五千名甲士配置，《牧誓》以战车为整体的作战单位，故而只言车数，而省略了甲士，从这一点来看，与殷制是完全相同的。而《禹鼎》铭文载：“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据此，则每辆战车跟从十名徒兵，此外，还有两名厮驭，即后勤人员，加在一起，共十二人，与《牧誓》不合。按《禹鼎》是周厉王时之器，临近西周末年，所以，可能在枝节问题上有所更动。

　　前面提到虎贲，它属于独立的步兵，不必配置战车，但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因而，单独派虎贲出战的情况是没有的，一般是在车徒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由虎贲作为先导，在阵前开路，车徒兵紧随其后。

　　④军赋制度。周人在征服战争中，将被征服的异族人迁至郊野，使其世代务农，称为“野人”;而本族人则居于“国”(即城)中，称为“国人”。这就是国野制的主要内容。周人为了独擅武装力量，不允许野人当兵。因而，兵源全部出自“国人”。

　　金文中的“西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均属于平民兵，因而其兵源皆来自周族平民。“六师”之名也见于《诗经》，它与金文中的“西六师”是一回事，属于王室直辖的军队，其兵源则来自王畿内六乡的国人。

　　关于殷八师，有人认为是周人征服殷人后，将归降的部分殷人改编为八师。这种看法有誖于常理，难以想象，征服者会把自己的死敌武装起来。因此，殷八师即是成周八师，二者名异而实同。殷八师或成周八师，驻扎在成周，处于原殷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建立此军的用意就很明白了，即主要是为了镇抚殷遗民和东方部族。那么，成周八师的兵源从何而来呢?原来，周人命殷后，武王即命周公负责在洛邑建置成周，据《逸周书〃作雒》知，成周有国野(乡〃遂)之制，因为成周是以东都的规模出现的，周公又曾一度居洛，分陕而治，故此处的乡遂制度与王畿的六乡六遂不会相差太远。所以，由成周的诸乡提供八师的兵源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只是每乡所出当不限于一师，否则就凑不足八师之数。

　　王畿六乡征兵之法，《周礼》中有记载。《周礼》成书虽晚，但尚保存许多古制，像征兵之法就是其一，《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畋)与追胥竭作。”即每家只出一人，其他人称为“羡”(意为“余”)，只有举行畋猎或追捕盗贼时才全部征发。所以这是一种正卒、羡卒并行的兵役制。

　　关于服兵役的年限也有记载，《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及六十⋯⋯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贾疏：“七尺谓年二十”，贾公彦是据《韩诗外传》立说，基本可信。据此，则六乡国人服兵役的年限为二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但有些人可以豁免兵役，如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等等。

　　成周和各诸侯国的征兵之法，从原则上来讲，与王畿六乡当是相同的。国人除服兵役外，还要承担一定的军赋负担，即《孟子〃滕文公》所说的“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人因不服兵役，所以其赋额要高，一般为九一税。并且要进献兵甲车马等武备。武器平时藏于官府，如《周礼》中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等职，金文中还有司箙(箭袋)等。战时则授兵甲于七卒，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大宫即祖庙，则授兵的仪式是很庄重的。

　　⑤军事训练。就平民兵而言，由于兵农合一，因而不可能进行专门化的军事训练，只能以类似春秋时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①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军训的方式也承袭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特点，带有较原始的色彩，即通过败猎的方式进行，如《左传》所说的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周礼〃司马》之职：“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这些名目虽不相同，但总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只是训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

　　应该指出，《左传》、《周礼》等书记载的春、夏、秋、冬四季军训的名目，在西周时是不齐备的，因为，直到西周末，四季的划分法和相应的名称均未出现②。由此可知，《左传》、《周礼》所反映的是春秋时的情况。还有前面提到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无疑亦是后起的制度。但即便如此，这只是名目、频率上的差别，就算西周每年以春、秋两次举行军训，与春秋时代的四季军训在方式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况且实际上春秋时代很少有一年四季均举行军训的范例，《左传》、《周礼》所记的只是一种整齐化的制度。

　　这种军事训练，尚带有炫耀武力的用意，《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伐纣，在战争过程中却举行了一次大蒐(即畋猎)，获猎物甚多。此外，整顿军纪、发布文告等，也都在军训中进行。

　　贵族的族兵的训练方式多也采用畋猎的方式，不过，他们训练的机会要多一些，因为他们一般不受农时的约束。

　　周王的护卫军虎贲属于常备兵。因而也另有一套文武结合的训练方式。如《周礼〃保氏》之职：“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国子”即贵族子弟，是虎贲的来源;所谓礼、乐、射、驭、书、数，是国子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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