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一说184~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35年中只有一段大一统(西晋)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下面是有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欢迎参阅。
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
政治方面：国家长期分裂，战争频繁。或诸侯争霸称雄，或三国鼎立、南北对峙;发生了重大变革。如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使秦国确立封建制度，北魏孝文帝改革促进了封建化过程。各民族交往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
经济方面：社会变革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如：战国时期经济实力最强的秦国灭掉了六国，完成了统一;南北朝南北经济的发展为隋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文化方面：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就，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南北朝时期的数学成就和《齐民要术》。文学艺术取得重大成就。如：春秋的《诗经》，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和青铜艺术的进步;东晋的书法绘画成就，著名诗人陶潜，南北朝的佛教石窟艺术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
5)晋(265～420)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北魏、北齐、北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这时期豪族在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土地，在政治上处于统治的地位。豪门士族为了保证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权，创立了九品中正选举制(见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根据门第选拔士子做官，以致贤愚不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这时期的支配思想是玄学。魏晋玄学是杂糅道、儒的唯心主义哲学，是士族腐朽生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同时，才性论也是魏晋之际的中心议题。这种才能与德性(识见)相互关系的争论，既反映了当时两大政治派系的斗争和“才”可以使人走向悲剧的现实;也是以玄学论辩为形式的教育方面的重要论题。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与儒家相对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如嵇康反对儒家的礼乐名教,他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认为，礼乐从各方面对人限制干涉，是违反自然的。他把六经、仁义等等都当作污秽朽腐的东西，要一概丢掉。与玄学家相反，儒家重视教育的作用。傅玄认为人性是极活动的，容易受教育。葛洪在他的基本属于儒家思想的外篇中也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努力的必要，他说：“才性有优劣，思理有修短”，但成功还在于自身的努力。
总之，这时期学术思想自由，儒、道、佛三者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取，天文、数学、医药在私学中广为传授，学术与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也起了继汉开唐的作用。
中央官学 这一时期玄学清谈的风气和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长期的动乱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九品中正制使士族有了做官特权不再需要认真读书;然而皇室需要利用学校来培养官吏。因此这时期的教育特点是中央官学衰微，呈现出时兴时废状态。
西晋创设国子学 西晋以前魏国曾立过太学。魏文帝于黄初五年 (224)正式于洛阳恢复太学。学制仍沿用汉代旧制，但略有不同。由于三国纷争，太学生多半是为了逃避兵役，学业水平较低，百人应试能通过的不过十人。
西晋创立国子学是在晋武帝咸宁四年 (278)，并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学生。惠帝元康三年(293) 明确规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许入国子学，而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子弟求学之所。这是九品中正制实行后，士族享有政治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它是中国于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也是后世国子监的开端。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直接影响着南北朝和隋唐的教育制度。
宋代于文帝元嘉十九年 (442)正式恢复国子学，下诏书命令广训胄子。元嘉二十三年 (446)文帝亲临国学，策问学生，并给予他们和教授以奖励。齐朝建立后，武帝永明三年(485)也曾下诏立学，创建堂宇，置学生200人。不过齐立国23年，其间曾两次废学。梁武帝比较注意文教事业，于天监七年 (508)下诏兴国子学。天监八年诏书要求凡坚持学习能通一经的，经过策试可量才录用,即使寒门也不见弃。讲诵经学的风气曾盛极一时,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入学，使助教、博士朝夕讲经，文帝很表赞成，下诏书根据他的建议施行。
魏晋经学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上的影响 东晋元帝即位，于建武元年 (317)设立了太学。这期间魏晋经学的发展对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古文经学之得以立于学官是在魏初，而东汉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自董卓之乱，博士流散，到魏初重新立太学时，博士所传授课试的已不是汉末的今文经学而已被古文经学所取代。这一时期的经学虽退居次要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有它的重要作用，学校的教学内容也主要还是经学。这个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由汉代的注重章句训诂变为注重义理，从两汉师法家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称为“魏晋经学”。实质上这已是儒、佛、道混合的经学。流传至今的重要经书，其中魏晋人注的占了一半。他们注经的特点是广采众说,自出新意，其成就超过了汉代经师。官学和私学的教育内容也有了变化。南朝儒生开始有讲疏、义疏之学。口头讲经的记录称为讲疏或讲义，义疏是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的著作。义疏之学是受了佛教讲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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