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政治与文化

　　东晋(317年-420年)，是由西晋皇室后裔司马睿在南方建立起来的政权，统治范围因为中原陆沉，少数民族内迁，建都洛阳的晋朝(西晋)复亡，史称东晋。下面是有东晋的政治与文化，欢迎参阅。

　　东晋的政治与文化

　　东晋虽然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但本身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个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最先的一个乃出身琅琊王氏的王导，其后又有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王敦等等。而世家大族中，代表者，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的吴姓。最初东晋有赖权臣王导主持大局，一方面拉拢江南士族，一方面又安排予从中原南下的士族，并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

　　但世家大族本身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尤其是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以至拥有自家部队(即所谓“部曲”)，有足够实力抗衡司马氏政权。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东晋政权得以稳定，故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但晋元帝以降则内乱频生，如有早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统治阶层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中原氏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南方土居氏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公元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公元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公元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瘐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东晋的经济制度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农业

　　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动，是江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上，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

　　手工业

　　其次表现在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着进步，创杂炼生鍒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其他如制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人口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50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

　　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的贸易市场10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东晋的文化制度

　　东晋偏安江南，在另一方面东晋在文学上却有一定成就，各类诗文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也流行了骈文。

　　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西元三三八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今日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

　　文学

　　东晋在文学上却有一定成就，各类诗词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而绘。。画、书法也有颇杰出的成就，如东晋人顾恺之的画作，王羲之的书法，都有很高艺术价值。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会稽。

　　思想

　　由于东晋统治者安于江南，不以

　　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

　　在社会生产上，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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