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面的战争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汉、吴三国，三分天下，成犄角对峙局面。从公元220年起，在我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曹魏、季汉、东吴三个国家。下面是有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面的战争，欢迎参阅。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局面的战争
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虽然兼并战争仍旧继续进行，但是，由于三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比较重视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比起东汉末年那种无数军阀割据的纷乱局面来，相对地说要好得多。实际上三国鼎立是中国遭受十几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本国内所采取的某些政治、经济措施，如曹操的屯田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季汉诸葛亮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赵，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的策略;孙吴发展世家大族的统治政策等，客观上对全国的统一都起着有益的作用，它们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合理的。
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曹操。无论军事还是文学，他都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潮流。正是他的出现，使得原本复杂的三国局面变得更加异彩纷呈、扑朔迷离。
三国鼎立时期战争三国的鼎立，也是三国间长期的、更复杂纷争的开始。
三国鼎立时期的战略要地主要有淮南、荆州、汉中。淮南、汉中分别为魏吴、魏汉的边境地，而荆州为三国接壤，且当时各占一部，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曹操于荆州赤壁战败还北方后，成功地进行渭南之战，全据关中，同时在谯(今安徽亳州)开辟水军训练基地。面对孙权、刘备两个对手，采取东攻西守或西攻东守的方略，力避两面作战。先与孙权争夺淮南之地，取得合肥之战的胜利，遏制了孙权攻势。后与刘备争汉中不利，乃集中兵力，与孙、刘争荆州。
荆州争夺
魏、汉、吴三国争夺荆州，引发了樊城、江陵、夷陵三次大战。刘备进取巴蜀，激起孙权不满。刘备夺取汉中，镇守荆州的季汉名将关羽也率军自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北上，围攻襄阳、樊城(今襄樊)曹军，更使曹魏震动。曹操采纳司马懿等人的计谋，进一步离间孙权、刘备，促成孙权遣军袭取江陵，击杀关羽，而曹魏坐收渔人之利。刘备企图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不顾群臣反对，自统大军攻吴。孙权求和不成，进一步与魏修好，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5万拒汉军，采取后退避锐、集中兵力、相机决战的方略，于章武二年(222)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季汉因此国力大损，孙吴亦有北顾之忧，战后双方重修旧好以抗强魏，致三国又有较长时期的鼎立。
曹魏促使吴、汉相互削弱，自身赢得休养生息的时机，国势日益强盛。其间曹操病亡，曹丕称帝，以魏代汉，筹谋南进。孙吴及时调整部署，转而对付曹魏。凭借长江天险和相对强大的水军，先是击退魏军三路进攻，继又两次迫退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境)的魏军，使曹丕至死未能越长江一步。
孙吴虽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江境)，遏制了曹魏攻势，却无力北进，乃一面抗魏，一面巩固南方和向海上发展。黄龙二年(230)，遣将卫温等渡海至夷洲(今台湾)，获数千人而还。后又两次遣将航海至辽东，联络公孙渊，以牵制曹魏东北。魏明帝曹佰发兵攻讨公孙渊失利后，于景初二年(238)改令太尉司马懿征辽东，平定辽东、玄菟、乐浪、带方等四郡。
东汉末年司马夺权
司马懿成功地阻遏诸葛亮进攻和征战辽东，威望益高，权势日重。及明帝病亡，司马懿与大曹爽辅八岁太子曹芳登基。曹爽惧司马懿得势，急于建功树威，贸然率军攻汉，兵败兴势(今陕西洋县北)。司马懿以年老多病辞职，韬光养晦，暗养心腹死士，又和太尉蒋济配合，于正始十年(249)发动兵谏，处死曹爽，独揽军政大权。又出兵淮南，平息王凌的反叛。其后，司马懿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平定称丘俭、诸葛诞之乱，彻底铲除史称“淮南三叛”的曹氏势力。曹魏政权已是名存实亡，司马氏至此完成代魏准备。
三国后期，吴、汉渐趋衰弱，联盟已不能抗衡魏国。孙权病亡后，吴虽有过抗击魏军获胜的东兴之战，但已是强弩之末。季汉姜维多次征战陇西，但败多胜少，推进中原的梦想早已破灭;兵力严重不足，汉中外围要点也被迫放弃，退守汉、乐二城。而魏国司马氏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统一天下的条件逐渐成熟。针对季汉弱孝边境无备的状况，定下先灭蜀再顺江吞吴的战略决策，景元四年(263)，独揽朝政的大司马昭遣军分三路攻汉，当主力受阻于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后，名将邓艾过阴平小道出奇兵，魏灭季汉之战告捷。
东汉末年三分归一
魏咸熙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公开以晋代魏，加紧灭吴准备。季汉已灭，吴国唇亡齿寒，加之政治腐败，致使人心背离，发生吴西陵督步阐据城叛吴降晋。吴国名将陆抗随机应变，于凤凰元年(272)迫退晋军，取得平步阐之战的胜利，迟滞了晋灭吴战略意图的实施。晋经过长达八年的准备，于咸宁五年(279)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发兵20余万，自巴蜀、襄阳、寿春、下邳等六路进军，以空前规模的水陆军协同作战，直取建业(今南京)，一举灭吴。
历史地位及作用三国时期战争，促进了由分裂局面到三家局部统一，进而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诸方面的较大发展。战争的形态有了新的发展，出现水、步、骑兵配合的大规模作战。各国注重发展适应本国地理特征的兵种，曹魏的骑兵，孙吴的水军，季汉的步兵，战斗力均较强。随着战争对象的多极化，及敌我双方所处战略态势的复杂，军队部署、谋略运用都有不少范例，其中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谋略尤为出色。诸葛亮审时度势制定的《隆中对》，虽后来形势变化而未能完全实现，仍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较完整的战略计划。军事外交频繁，联盟战略灵活，三家进行的赤壁大战和争夺荆州，堪称范例。对边远民族地区的作战中，“攻心为上”也有更出色的运用。作战方法上，诸葛亮推演阵法所作“八阵图”，以及广泛使用的火攻、奇袭、伏击、地道等，均为后世传扬。
随着战争发展，统帅指挥机构已趋健全，鼎立三方都善于选将用人，依靠他们策划和进行战争;同时促进了一些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中外军体制的形成，世兵制的实行，参谋制度的完善，影响深远。后勤保障越来越注意后方供给基地的建设，均实行空前规模的屯田。军队装备有明显改进，季汉创制一发十矢的连弩，适宜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改进的钢刀，曹魏所制发石车、指南车，大量使用的马铠，孙吴大量制造的各种性能良好的船只，均很著名。
三国时期的军事理论研究，随着丰富的战争实践不断深入。曹操的《孙子注》开创整理研究《孙子兵法》先河。诸葛亮的军事论述很受后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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