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人物

　　墨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下面是有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人物，欢迎参阅。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人物

　　代表人物：墨子。 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

　　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墨家讲求刻苦、节俭，「兼爱」比「仁爱」更难遵从，又因记载较少，所以日后发展不大。

　　代表人物：墨子 代表作：《墨子》

　　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希望人们互助互爱，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正义战争。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於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

　　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於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於《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於是弃周道而用夏政。

　　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於楚、越。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擅於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於《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於》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墨家的思想观点

　　“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与法律观

　　墨家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傲贱的乱世;人民过着“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的痛苦生活;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应该代之以一个“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们提倡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利的“兼相爱、交相利”,反对人与人之间互争互害的“别相恶、交相贼”。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理想社会。

　　墨家的法律观也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并服务于他们的社会理想的。他们很重视“法”、“法仪”或“法度”的作用,认为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有“法”，如百工的“为方以矩，为圆以规”一样,否则便将一事无成。《墨子•经上》说:“法，所若(顺)而然也”，一切都必须顺法而行。治理天下、国家当然更应该有“法”。关键在于以什么为“法”和法什么?墨家的答复是必须“以天为法”和“莫若法天”。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群书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意即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既要“以天为法”，则应以天的欲、恶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他们借口天对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宣称：“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这就是说，“以天为法”，就应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法”。墨家所说的“法”是广义的，既包括法律、道德等行为规范，也包括规矩、准绳等度量衡。他们提出“以天为法”的目的，是想使“兼相爱、交相利”成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恶、功过的统一的客观标准。

　　墨家的“法天”，可以理解为法自然之天，即把他们的“兼相爱、交相利”说成合乎自然法。但墨家最后却转入“神道设教”，甚至提出这样的论点：“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这样就把“天”说成是可以赏善罚恶的人格神和凌驾于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幻想利用传统宗教迷信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因此：“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成了“天志”，即天的意志，从而披上了宗教外衣。

　　“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

　　为了实现“兼相爱、交相利”原则，墨家提出了“尚同”的主张，要求各级正长直到天子必须“壹同天下之义”。即用“兼相爱、交相利”来统一思想。他们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也就是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人人意见不一，“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因此大家互相争夺、互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这就需要“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和各级“正长”。然后由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义”，并让人民逐级向上报告“善”与“不善”的情况。使“爱利天下者”，“上得则赏之”;“恶贼天下者”，“上得且罚之”。人民不但要“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而且要服从各级正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访)荐之”。这样就能使“天下治”。

　　墨家提出这种“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目的在于使“兼相爱、交相利”上升为国策和法律，以便用国家强制力加以贯彻。他们要求上下“尚同一义”，即要求统治者与人民的是非、善恶标准都能一同于“兼相爱、交相利”。他们认为这在他们理想中的古代社会是完全可行的。但当时的现实社会却并不是这样，当时的“王公大人”根本不为人民着想，所以，他们虽主张“上同乎天子”，却没有把君权绝对化。他们拥护爱民的“兼君”，却反对害民的“别君”。而且认为君主虽然有权立法，“发以为刑政”，但必须考察其在实践中能否“中国家百姓之利”，否则便不可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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