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_中国考古学发展史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新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

　　“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在带来“科学”、“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国内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追根溯源，寻找实据，证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此后不久，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西方考古学家的赞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一些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及相关的研究会;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引进科技手段，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大遗址考古发掘得到加强，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尤多，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西南边疆、北方大漠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田野考古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整体规划，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对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根据现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时，妥善处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得到较好保存;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矿场、作坊、窑址、工场和沉船、桥梁等。

　　我国考古工作者积极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万年以来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国境内的进化过程及其生存活动情况;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距今1万年以上;理清了广阔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编年框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随着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对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在豫西及晋南地区对夏文化进行了连续、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二里岗文化遗存，从而确认了早商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也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甲骨、简牍、帛书等文献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从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临潼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大同云冈石窟的调查与发掘，到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隋唐洛阳城及宋代衙署庭院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北京明定陵的发掘……新中国考古硕果累累，举世瞩目。近二年来，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浙江杭州雷锋塔地宫的考古发掘和陕西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新发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史发展特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人们可以感受到华夏祖先如何以勤劳和智慧开启人类文明;循着青铜文明、甲骨文字、四大发明，人们可以看见中华文明发展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轨迹。无论秦俑汉陵、塞上长城、长安古都，还是金印玉玺、简册帛书、宝寺佛屠、秘瓷金樽，无不记载着文明古国的繁华和荣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积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古代文化遗存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同时也主动为解决学术课题而进行发掘。仅去年，全国就有4000多个考古工地同时作业，发掘出大量文化遗物，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化辉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古代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管理、科研、教学体系的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即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并设文物局。1950，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属中国社科院。 1950，成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内设古人类研究室，从是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 1973，成立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后改称中国文物研究所，负责文物保护工作。 1952，北大创立考古专业。 ☆ 1956，西大设立考古专业。☆ 70年代以后，吉林大学等也设立考古学专业。 新中国建立后，考古学家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一步发展。 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不断完善，考古区系类型论的提出;国内外考古学交流不断加强。 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到考古学中。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中国新石器时古学中一个 重要的问题。1981年，苏秉琦先生和殷玮璋先生合作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将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通过详尽的分层次的类型学研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大地上的史前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 ：

　　(1)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3)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

　　(4)以山东及其邻境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

　　(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

　　(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

　　前三者是“面向内陆的部分，多出彩陶和细石器;”后三者是“面向海洋的部分，则主要是黑陶、几何印纹陶、有段和有肩石器的分布区域，民俗方面还有拔牙的习俗。”总起来说，六大区域之内的原始文化，都比较独 立地走完了发生、发展和后来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以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为指导有意识地开展工作，很快建立起各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框架，为中华民族、中国文明和中国国家的起源 等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时空体系和坚实基础。

　　中国考古学界国家起源探索的心路历程与相关思考

　　20世纪初叶至今，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家起源和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主要采用从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的方法。在这一推论方式以及传统文明观的影响下，中原王朝中心说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此后虽然出现了多种认知模式，但其基本思路和结论仍然认为各区域的史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联系密切，大体连续进化，对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一定程度上存在淡化和忽视。再加上理论上的缺陷、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和考古学学科的局限，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如果用东亚大陆来表述讨论的空间范畴，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就可以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或“前王朝时代”。以此为界，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则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不支持东亚文明与国家数千年来由小到大、单线进化的认知模式。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认同把“文明(civilization)”作狭义的理解和把握，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而非文化(culture)的代名词。进而，多数学者赞同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论断[1]172，即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主要标志。通观20世纪初叶至今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国家起源和早期文明史的探索历程，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是由已知的文明实体往上推，从其成熟的国家社会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中，探究早期国家的某些本质的萌芽及其发生发展过程。由于丰富的文献材料及由此产生的史学传统，这一探索理所当然地以对具体王朝的确认为中心和出发点，即便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后也是如此。由此显现出的若干特征，耐人寻味，值得重视。一、20世纪20年代至今：文献本位的“证经补史”与王统的考古学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2]。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可，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奠定了百年来“证经补史”研究的基调[3]。

　　1928年开始的对安阳殷墟的发掘，确认该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遗址[4]。至20世纪50年代，又由于早于殷墟而文化特征与之近同的二里冈文化和郑州商城的发现，考古学上的商文化遂被上推至二里冈期[5]。1959年，徐旭生等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对可能的“夏墟”进行踏查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二里头遗址[6]。在考古材料还相当匮乏的情况下，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最受关注的议题。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进行狭义史学范畴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7]。而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显然也是以文献为基本立论前提的[8]。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其中的“夏”仍属预设而非被证实。这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总体上看，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考古工作集中于黄河流域，受考古发现的限制以及传统文明观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大致持一元起源的中原王朝中心说，认为商王朝或夏王朝是最早的国家。二、20世纪50年代至今：单线连续进化论为主流，上限不断提前中国学术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过多种认知模式。除“中原中心说”[9]外，还有“满天星斗说”[10]、“中国相互作用圈说”[11]①、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12]、“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13]、“新中原中心说”[14]等。

　　“中原中心说”以外的其他各说，大致可以看作是多元认知视角下的新中原中心论，其基本思路和结论仍然是认为各区域的史前文化虽相对独立，但联系密切，大体连续进化，最终“百川归海”。尽管普遍认可一般意义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学者们会讳言区域文化间在社会发展进程上的差距，远古时期区域文化间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单线的“一般进化论”的思考方法一直居于主流，各地史前社会大体同步向文明迈进的思路成为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在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的叙事上，宏观的纵向断代综述成为主流，如“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代”等，其分量远远重于区域本位的动态分析[15]。由大一统的当代中国追溯单一(含“多元一体”)的中原国家的起源，仍是目前的主流认识。即便良渚这样地处中原以外、在中原王朝文明诞生前数百年即告消亡的早期文明实体，都被认为是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考古发现为先导，中国学术界开始依据日渐丰富的考古成果提出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文明，其关注重点提前至尚属于“原史(proto-history)时代”的夏代甚至“五帝”时代，即所谓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尽管讨论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但中心议题是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也即国家出现的问题，关于国家出现的时间则不断被提前。

　　20世纪70年代，唐兰通过对大汶口文化陶器刻划符号(或称陶文)的研究，提出中国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16]。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良渚文化的重要发现，学者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前夜甚至进入了“国家时期”等观点。与此大体同时，不少学者认为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龙山时代重要遗址的发现，与传说中的夏王朝或“五帝”时代林立的邦国相吻合，已进入初期文明社会[17]。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重要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红山文化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古国的开始。随后，他提出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18]。但像红山文化那样的大规模宗教现象和社会公共工程，是否就能证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已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即便在中国学术界也不乏异议。已有学者指出，中华5000年文明的提法，是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如果我们以国家的出现界定文明的形成，相关问题显然需要进一步思考。

　　这样的心路历程，有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同时，考古材料的变化导致解释上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19]。三、若干思考：理论缺陷、民族主义与学科局限中国考古学研究历来有漠视理论的传统，“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因而把理论硬套在考古材料上便不是严谨的治学方式”[20]张光直序言。关于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建设严重不足，就直接影响了研究的深度与质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秉琦给“古国”所下的定义为“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般认为“从学术上分析，这是一个内涵不明确、外延不清晰的概念”[21]。在相关理论、概念未经充分讨论并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缺乏公认的话语平台，歧见纷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国家起源进程的特殊性，意识到从后世文献的珍贵史料中汲取本土“话语”可能更近于史实，在本土的研究实践中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这是难能可贵的，有望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对全球国家起源的研究有所贡献。国家起源研究本来是全球性的研究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不畅甚至存在隔膜，在具体研究中也就难免有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倾向。一些特有概念如“古国”“方国”“邦国”等如何与“酋邦”“早期国家”等人类学或历史学概念对接，都是需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

　　“酋邦(chiefdom)”概念在欧美以及中国学界尽管仍存争议，但用其表示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作为由大体平等的社会到国家社会的中间环节，大致不误。中国学界至今没有普遍采纳这一概念，大多仍持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两段论，导致论证上的简单生硬。

　　中国的传世文献，最早为东周至汉代的作品，彼时已是成熟的国家社会，在记录上古事迹时，多将当时很可能属前国家社会的政体称为“邦”“国”之类，本土学者追溯国家起源，每每望文生义，牵强比附。同时，前述中国国家起源的上限不断被提早，认为可以比肩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文明古国，著名学者直言“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18]，这样的治学态度显然具有较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所谓文明与国家起源，一般早于当地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文书问世的时代。毋庸置疑，对历史时代之前也即史前或原史时代的研究，考古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考古学探究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只能通过对“物”也即文化现象、文明要素或曰其物化形式的发掘、记录和观察入手，而对国家的分析界定，多涉及制度层面，显非考古学的强项。一方面，这些遗存是断片的、非系统的甚至是蛛丝马迹;另一方面，文字文书的阙如，增大了探讨研究的不确定性。

　　考古学通过遗存探究过去，具有极强的阐释性。考古材料本身不会说话，而考古学者的代言，不可避免地会融入研究者的主观认识，而且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适配性的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在国家起源研究领域的结论具有相对性和不可验证性，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四、一个提案：东亚大陆国家起源两大阶段论这里，我们不取“中国”一词，而是用“东亚大陆”来表述讨论的空间范畴，旨在对地域与政治实体加以区分。

　　公元前3500-公元前1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社会变革的时期，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

　　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征服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个大遗址群，城墙、壕沟、大型夯土台基、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墓等耗工费时的工程，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质量上所反映出的巨大差别等，都十分令人瞩目。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显然它们是相互独立和分散的。随后，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甚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消亡。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并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它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22]。

　　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8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前青铜时代的分野。以此为界，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以良渚、石峁、陶寺文明为代表的众多邦国都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态势[23]。以良渚文化为例，这个过早消逝了的、充满巫术色彩的巨大存在，显现出其与后来的中原文明在文化认同上的较大差异。可以认为，考古学所揭示的良渚文明的庞大化和复杂化，以及其与中原青铜时代王朝文明间的“断裂”，不支持东亚文明与国家数千年来由小到大、单线进化的认知模式。当然，对曲折而复杂的东亚大陆国家起源进程之细节的把握，还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相关的整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