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

　　音乐考古学就是从分析不断获取的考古发现着手，在与具有久远年代的有关民族的社会文化联系中去追述音乐和音乐生活，并试图在同一地理区域的当代社会音乐生活中揭示出依然存在的古代音乐文化的风格和痕迹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

　　音乐考古学是将编钟作为一种乐器来研究，研究范畴不仅涉及一般考古学的内容，还包括编钟的音梁、调音方法与钟腔内壁的调音痕迹、测音数据的分析、正鼓音和侧鼓音的音程关系、频谱与音色等与音乐息息相关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探讨音乐本体，如编钟的音列、音阶、律制、音准、旋宫转调等，以此来管窥当时音乐的发展水平。

　　同时，从器型和音乐两方面来全面梳理编钟的发展演变规律。其次，从音乐学的角度，如通过不同的音列、音梁、调音手法等，为编钟断代。这些才是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内容和目的，也是音乐考古学反哺考古学所作的独有贡献。

　　音乐考古学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推翻了大量陈说旧见，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式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世界音乐史的研究均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简述如下：

　　第一、在目前所见所有青铜编钟当中，曾侯乙编钟是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制作最精、音域最广、保存最好的一套。

　　第二、“一钟双音”是编钟铸造中最为核心的、中国独有的科学技术，是我国古代乐师一项辉煌的科学发明，是中国20世纪音乐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关于这一核心技术，黄翔鹏先生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早已发现，但在当时的学术界响应者甚少。一直到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以其明确无误的标音铭文，“一钟双音”这一显赫的科学成就才得到中外学者的承认，由此开创了中国编钟研究的新时代。

　　第三、曾侯乙钟铭共计3755字，是一部失传了的中国乐律学史。它的出现，推倒了多少专家以毕生心血换来的结论。钟铭的发现不仅导致了先秦音乐史的彻底改写，还使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数十年来逐步完善起来的整部中国音乐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估价的必要。

　　第四、在1978年的学术界，对于先秦的音乐艺术是否已经使用七声音阶，是否有十二律，是否可以旋宫转调，甚至是否具有绝对音高，诸多中外学者均持怀疑态度。曾侯乙编钟一出土，这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

　　编钟可以演奏七声音阶表明，人们在战国初期早已广泛应用了七声音阶;曾侯乙钟铭以及钟架、挂钟构件上的铭文中出现了十二律及其异名达66个之多，其中大多数早已失传而为今人鲜知;曾侯乙钟铭关于某音在不同调中称谓的对应记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旋宫转调应用的实际情形，而后世已经全然不知;曾侯乙编钟完好地保存着原有的音响，将其测音结果和标音铭文相对照，对当时存在精确的绝对音高这一点已无疑义。

　　第五、从曾侯乙编钟的冶铸、工艺、音律设计、音频的测算与调试、音色的选定等方面来看，曾侯乙编钟均到了无可比拟的程度，堪称2400年前一项重大的科学成就，在青铜乐钟的冶铸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曾如是说：“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

　　第六、曾侯乙编钟音色优美、音列完整、音高准确、音域宽广。其音响可以构成倍低、低、中、高四个色彩区;可以演奏完整的七声音阶、半音阶;其音域共五个八度又一个大二度。2400多年以前的编钟竟然有如此之高的音乐性能，不能不说是中国乐器史上的一大奇迹!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高度赞誉曾侯乙编钟：“如果曾侯钟为其同代希腊人希罗多德所知，我们可能早已听说到它们并视其为古代世界第八奇迹……现今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的祖先在公元前5世纪时在音乐方面已达到了如何惊人的高度，而且我们的世界教导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无法与这一成就相比的。”

　　曾侯乙编钟无愧于的“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

　　我国的音乐考古学重要研究成果

　　目前，我国的音乐考古学产生了大批的研究成果，论文类如《曾侯乙钟磬铭文的乐学体系初探》(黄翔鹏著)、《均钟考》(黄翔鹏著)、《珠海郭氏藏西汉宗庙编磬研究》(王子初著)、《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编镈的乐学研究》(王子初著)、《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王子初著)、《周代编钟的双音技术及应用》(冯光生著)、《曾侯乙编钟若干问题浅论》(冯光生著)、《先商和商代埙的类型与音列》(方建军著)、《由美国收藏的镛谈到镛的断代》(方建军著):

　　《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李幼平著)、《楚系乐器组合研究》(李幼平著)等;著作类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黄翔鹏、王子初主编)、《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李纯一著)、《中国音乐考古学》(王子初著)、《音乐考古》(王子初著)、《残钟录》(王子初著)、《地下音乐文本的解读》(方建军著)、《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方建军著)、《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研究》(李幼平著)、《中国青铜乐钟研究》(陈荃有著)、《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王清雷著)、《弦动乐悬——两周编钟音列研究》(孔义龙著)、《商周镈研究》(冯卓慧著)、《楚钟研究》(邵晓洁著)，等等。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文物大系)是一项国家“七五”、“九五”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为“八五”全国重点图书之一，其性质是中国音乐文物资料总集，目前共计已出版16本19卷。它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共同发起，协作攻关;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办编撰、大象出版社独家出版，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

　　著名音乐家吕骥、考古学家夏鼐是其最早的倡导者。文物大系分为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为“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先后由黄翔鹏、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世民、周常林担任副总主编，共计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湖北卷》、《北京卷》、《陕西卷》、《天津卷》、《上海卷》、《江苏卷》、《四川卷》、《河南卷》、《甘肃卷》、《新疆卷》、《山西卷》、《山东卷》。二期工程为“九五”国家重点项目(立项批准号：97ZA01)，由王子初担任总主编，王清雷担任副总主编。同样拟出版10本12卷，分别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之《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卷》、《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等。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齐的一部恢宏巨著，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项。1999年9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一期工程)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5月，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排名第一;2008年12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二期工程)之《湖南卷》与《内蒙古卷》，荣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对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国家文物局前局长张文斌同志曾经感叹此项目：“中国文博界最大的一部书，想不到是你们搞音乐的人编出来的!”中国首席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先生面对19卷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由衷赞许道：“文物大系的出版，开创了中国音乐考古的新时代!”

　　著名音乐史学家、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修海林先生这样评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实现了戏剧性的飞跃式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走向成熟的历史界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