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的相关信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

　　本书是徐苹芳先生将中国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四十篇学术论文，囊括徐苹芳先生五十几年来的考古生涯中的主要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如中国文明起源之探讨、中国考古学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研究、中国简帛文书档案整理、宋元明考古考察、中国城市考古研究以及魏晋铜镜、唐代戏弄俑、宋元杂剧等等。其中既有精彩的具体考古个案分析，也有高瞻远瞩的深层思考。 本书系徐苹芳文集之一，这是其多年来已经发表但非常分散的重要学术论文的一次集结。作为文集的第一本，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徐先生的学术轨迹和考古学研究方法，读者必从中受益匪浅。

　　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

　　2015年12月，继《中国历史考古学论集》《明清北京城图》之后，徐苹芳先生在中国大陆的第三本历史考古学方面的文集——《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城市考古学的专著，其中收录了徐先生历年来发表的有关城市考古、城市史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共计30篇，几乎囊括了徐先生已经发表过的此领域的全部论文。它记录了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城市考古学，特别是历史时期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学的探索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项丰硕的学术成果。

　　徐苹芳先生的城市考古学研究，是从他的城市考古实践出发的。徐先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助教，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由此拉开了他从事城市考古实践与研究工作的序幕。他曾参加过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勘察，主持过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辽南京与金中都、南宋临安城和唐宋扬州城等一系列重要城址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工作。直至2011年徐先生去世前不久，他仍在筹划力量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以填补学术界尚无一部中国古代城市考古通论性著作的空白。徐先生从青年时代直至去世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城市考古实践和研究的第一线。该书所反映的就是徐苹芳先生城市考古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其中特别以他对历史时期古今重叠型城址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变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古代城市的保护的认识最为重要。

　　20世纪60年代，徐先生在清华大学赵正之先生调查和研究元大都的基础上，主持了对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中国古代城市遗址以保存的状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城市遗址保存在旷野，可以充分进行考古勘测发掘工作;另一种是城市遗址压在现代城市之下，现在的城市是从最下层城市上发展出来的，这种古今重叠式的城市，没有条件充分勘测发掘，元大都城便属于这个类型。这种类型的古代城址如何进行考古工作，在元大都之前是无例可循的。
徐先生在赵正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在自己进行元大都城市考古的探索历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对元大都进行考古研究的方法，这就是：把探沟、探方中按层位的发掘方法，转移到整个古今重叠的古城遗址上去，在现代的实测城市图上，结合考古发现、历史文献、舆图和航拍图等资料，发掘埋在下面的城市的遗痕，由近及远的复原不同时期的城市布局，探索其城市规划。
正是遵循这一方法，徐先生绘制出了元、明、清三代北京城的复原图，使元大都成为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经典范例。这是徐苹芳先生通过实践工作对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研究方法论的丰富，尤其对唐宋以后中国城市考古学有特殊贡献。中国考古学界利用这一方法对很多城市做了考古学的研究，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考古学上是一个重要的成果。这本文集中收录了徐苹芳先生从事元大都考古勘察发掘和研究时撰写的系列论文，有助于我们重新体会徐先生进行这一重要考古工作的所采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

　　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工作及其收获出发，徐先生对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发展、演变，和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及其与古史研究的关系、其在世界城市史上的地位等诸多问题，也做了充分而深入的思考。例如徐先生结合历史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古代城市进行通盘考察后，将其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在讨论宋元以降城市发展时，他不仅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中居于主流的政治性城市，还对新兴起的经济类型城镇特别注意，并指导李德金、蒋忠义先生对吉州永和镇进行了考古调查，开启了中国考古学对市镇的研究。在讨论中国古代城市中规划时，徐先生还从世界城市规划模式的高度，指出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城市规划模式。他说：“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的古代城市有着本质的不同。
欧洲古代城市中虽然有宫殿、城堡、教堂、公共建筑等主要建置，但城市的性质却是以工商业和市场为主;……中国古代城市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它从一开始便不是经济类型的城市，而是政治类型的城市。……因此，可以断言，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有两个不同的城市规划类型：一个是欧洲(西方)的模式;另一个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东方)模式。这两种城市规划模式的存在是不必疑惑的历史事实。所以，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是代表着世界城市规划史上两种不同规划模式的一种”。这是徐先生从自身多年从事城市考古研究工作的切身体验出发得出的重要结论，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城市在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提供了理论指导。

　　徐先生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还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学界的师长同仁提起徐先生时，最常说起的也是徐先生广博深湛的学识和铁肩担道义的“考古学界的良心”。进入21世纪，中国古代城市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的破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徐先生在多种场合奔走呼吁、多篇文章痛陈利害，谈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徐先生在《要废除“旧城改造”的思路》一文中，基于北京古城的城市规划及其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分析了北京旧城在“已被破坏的现实情况”下所应采取的措施，并由此拓展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几点意见。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不少已遭破坏的历程和下一步如何保护的意见，又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一文中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深入的说明。这些意见无疑对于今后指导我们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这部《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先生在中国城市考古学领域的探索历程，他是中国城市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通过再一次系统地学习徐先生在中国城市考古方面的有关论述，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城市考古学学科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并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认识，体认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特别是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的研究方法，加强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责任感，指导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在内的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徐苹芳先生与北大考古

　　徐苹芳先生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考古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当时新成立的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集新中国考古学教授之萃，由夏鼐先生讲“考古学通论”，裴文中先生讲“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安志敏先生讲“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郭宝钧先生讲“商周考古学”，苏秉琦先生讲“秦汉考古学”，宿白先生讲“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学”;郑振铎先生主讲“中国美术史”，徐邦达先生讲“中国绘画史”，阎文儒先生讲“中国雕塑史”，宿白先生讲“中国建筑史”，唐兰先生讲“古文字学”，王振铎先生讲“博物馆学”和“古代家具”。在万象更新、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北大考古专业，徐苹芳先生得以广泛学习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知识，这对他未来的学术研究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1954至1955年，徐苹芳先生和1951级其他考古专业的同学一道赴河南洛阳先后进行三个阶段的生产实习，发掘、整理了洛阳中州路、洛阳东周王城和汉河南县城的考古遗迹和遗物。在撰写第三阶段实习报告时，徐苹芳先生主要负责墓葬部分，并根据火葬墓的发掘资料，着重对宋代火葬习俗进行了讨论;其后在宿白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宋元时代的火葬》这篇论文，由此开始了徐苹芳先生一生对宋元明考古的研究工作。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

　　在北大求学期间，徐苹芳先生还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基础。在文献学方面，他受益于邓之诚先生的教导颇多。徐苹芳先生曾经回忆：“我记得那时邓先生正在重编《中华二千年史》的第五卷明清史部分，清史一直要编到辛亥革命，……我经常到邓先生那里去，有时帮着他查查书或去学校的大图书馆借书。就在这个时期，邓先生结合编书陆续给我讲了‘戊戌变法与立宪’、‘清末的立宪运动’、‘义和团’、‘辛亥革命’和‘李鸿章’等专题，而且特别给我讲了‘如何鉴别史料’这个专题，以丰富的例证，阐述了他积累多年的鉴别史料的方法和经验。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益。”在北大就学期间，徐苹芳先生积累了深厚的文献功底，这对他此后从事考古学研究工作影响颇深。

　　1955年夏，徐苹芳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次年，徐苹芳先生从天津调回北京，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随后，徐苹芳先生历任考古所汉唐考古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在社科院考古所工作期间，除担负田野考古和研究任务、管理工作外，徐苹芳先生也承担了相应的教学任务，主要招收城市考古、历史时期考古和丝绸之路考古等方向的研究生，对这些专业方向的学科建设具有丰富经验。

　　20世纪80年代，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任宿白先生请徐苹芳先生对北大考古系在城市考古和宋元时期考古方向的学科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请徐先生在北大授课。自1986年至1988年，徐苹芳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为本科生开设“宋元考古”课程，每年春季开课一学期，系统讲授宋元明考古学的有关内容。讲授内容涵盖宋元明考古学简史及其分期与分区，城市遗迹，建筑遗迹，陵墓，手工业遗迹和遗物，西夏、大理、回鹘和西藏考古，宗教遗迹，与中外交流有关的遗迹与遗物等领域。此外，北大考古系重要的专题考古方向之一“陶瓷考古”，也是在徐苹芳先生指导下建设起来的;北大考古系历史时期考古方向的中青年教师，也多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向上得到徐先生的教益。可以说，徐苹芳先生为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全国高校考古专业历史时期考古教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