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

时间：2017-05-17 12:16:16 宇晴17由分享

　　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那么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张居正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欢迎大家阅读。

　　张居正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的不同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时 (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 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对神宗这种态度，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 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 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神宗申明：“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 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 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