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必修二发达的古代农业知识点总结
《发达的古代农业》是高中历史必修二的内容，这一课讲述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和土地制度。 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发达的古代农业知识点总结，欢迎大家阅读。
发达的古代农业知识点梳理
发达的古代农业难点知识点
1、董永和七仙女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段戏词反映了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什么特点?
解题关键：理解“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含义。
思路引领：先归纳出戏词中反映出来的现象，然后根据现象归纳出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
答案提示：向往男耕女织的生活，反映出我国古代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特点。
2、请你谈谈开发这些“边际土地”的利弊得失，它对当时和当今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应该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解题关键：辩证分析开发边际土地的利弊得失。
思路引领：分析垦荒的原因，然后由垦荒的原因和影响得出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
答案提示：开发边际土地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在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为了养活这么多人口，只能采取垦荒的方式。垦荒导致了水土流失、环境恶化。我们今天一是要控制人口的增长，二是要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
发达的古代农业知识链接
考古遗址中反映的早期农业情况
我国农业出现的时期，大约是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其中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等，都属于这个时期。这些地方的农业都有明显的进步性。
位于河南新郑县西北7.5千米的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和石磨棒等。石斧和石铲可用于砍伐和挖掘，石镰可用于收割农作物，石磨盘和石磨棒是进行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工具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裴李岗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其数据为公元前5495~公元前5195年。
位于今河北省武安县南20千米的磁山遗址，发现的石器很多，共有三百多件，与农业有关的工具有石斧、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这个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文化层中发现了157个长方形灰坑，其中有62个发现有粮食堆积。在第二个文化层中，发现188个长方形灰坑，其中有18个发现有粮食堆积。这些粮食均已腐朽，堆积的厚度，现存0.3~2米，共有10个窖穴的堆积厚度在2米以上。这些粮食出土时部分颗粒清晰可见，不久风化成灰。根据标本灰象分析，发现有粟的痕迹。估计这些储存的粮食，很可能就是粟。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粮食作物。磁山遗址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前5405~公元前5110年，距今七千多年。
位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的河姆渡遗址，文化遗存很丰富。经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骨器、木器、石器、陶器等，还出土了骨耜和木耜。尤其是骨耜，制作水平高，数量多，是当时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稻秆，有的稻谷和谷壳、稻秆、稻叶形成的堆积层，厚度有20~50厘米。稻谷经鉴定是人工栽培的籼稻，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稻谷。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大约是在距今六七千年左右。
中国农业文明
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而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农业的补充。中国古代文明就是在长江、黄河等适合发展农业的大河流域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从事农业的人口仍然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在农业国家，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国家政治精神也体现着农业精神，表现为重农抑商，以农为本。中国古代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
夏商农业生产工具
夏商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以石器和骨器为主。反映夏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和其他同类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的实物。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石器中，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等;还发现了骨器，有骨铲和其他骨制工具。在东下冯遗址也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出土。其他同类遗址所发现的器物，大体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木器易于腐朽，在考古发掘中夏朝至今未发现木质生产工具。不过在商朝遗址中，都发现有木耒痕迹。据史书记载，夏朝应该是有木耒的。当时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时，砍伐就用石斧，启土时用木耒、石铲，收割时用石镰和石刀等。从商朝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安阳殷墟1958—1959年发掘出土了二百三十多件石质生产工具，其中镰、刀、斧的比例最大。
关于青铜农具问题，长期以来，商代的青铜农具出土甚少，只有零星发现。1976年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其中青铜铲7件，属于农业生产工具;还有铜锛共9件，但是否用于农业生产还是未知。1963年、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朝遗址中，也发现了一批青铜农具，有臿2件，斧1件，锛5件，斨4件。在郑州关外商朝炼铜遗址中，发掘出土了铸造铜镢的陶范。据不完全统计，青铜农具的数量仅三十多件。这与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相比，与石器、骨器相比，数量显然太少。所以，目前只能说明商朝已使用青铜制造的农具，但在农业生产中起不了主要作用。
西周的主要农具
西周的农具种类与商代大体相同。起土农具仍是木耒、木耜与石铲。虽然木耜的刃部可以装上石刃或骨刃，但出土农具中仍罕见套在木耜上的石刃或骨刃，说明西周时期的耒、耜基本上仍全是木制的。传世文献谈到西周耒耜的很多，如《诗经·周颂·良耜》：“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国语·周语》：“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因为耒、耜是最主要的农具，所以耒、耜成为当时农具的统称或代称。
中耕除草的农具主要是铲(时称“钱”)、锄(时称“镈”)，收割农具主要是镰与铚。铚是割穗的短镰。铲、锄、镰、铚，绝大多数都仍是石、骨、蚌器。石、骨、蚌的铲、镰、铚出土的数量都很多，如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出土石铲23件，骨铲82件，蚌铲7件，石镰2件，蚌镰88件，石铚68件，蚌铚178件;长安客省庄西周遗址出土石铲1件，骨铲61件，蚌铲2件，石镰2件，蚌镰2件，石铚66件，蚌铚13件;磁县下潘汪西周遗址出土石铲26件，骨铲2件，蚌铲30件，石镰12件，蚌镰76件，石铚6件，骨铚2件，蚌铚11件。青铜农具偶有所见，如洛阳下瑶村西周墓发现一件青铜镈;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晚期或东周早期虢国墓也出土一件青铜锸。铁农具尚未见。
商周时农作物的种类
商周时的农作物种类，有属于谷类作物的黍麦等，也有属于经济作物的桑麻等。记载商朝谷物品种的资料，主要见于甲骨文。但甲骨文中所记的谷物名称的字，至今也并没有全部认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编》所收的四千多字中，属于谷物的有黍、麦、禾、粟等。在商代以前，稻谷的生产在我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稷是比较重要的一种谷物。在文献记载中，稷常与黍字连称。黍和稷这两种谷物很相近，但黍有粘性，稷没有粘性。所以，在商朝，主要粮食作物黍、稷、麦、稻等都有了。
到了西周，农作物的种类就更加丰富，后世的主要农作物都已具备。黍，俗称大黄米。《诗经》讲谷物种类常以黍为首，可见其地位重要。《论语·微子》“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食”，可见黍为待客细粮。稷，周人称始祖为后稷，又以社稷为国家的代称，可见稷在周人心目中有很高地位。稷是黍的一个变种，一般常指秆上无毛，散穗，子实不粘或粘性不及黍者，有时作为粟的别称。麦，在周代已是主要粮食之一。周代粮食品种已有大麦、小麦之分，主要供蒸煮后粒食。麻，麻是古代庶民布衣的主要原料，麻秆可以为薪烛。除此以外，麻子也是粮食的一种，周人将麻与禾、麦并称，说明麻很受重视。稻，周代时南方、北方都有大量种植。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逐渐普及
春秋时期已有铁农具出土，如陕西雍城秦故都春秋中期贵族墓出土铁镈(铁铲)，湖南长沙楚墓出土铁铲、铁口锄等。但出土的铁农具数量不多，器类也很简单，说明春秋时期还只是使用铁农具的早期阶段。
战国时期，石、骨、蚌器农具开始逐渐为铁器农具所取代。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葬出土的179件铁器中，包括：犁4件，镢()4件，锄36件，铲10件，镰1件。河北易县燕下都22号墓出土战国时期铁器65件，其中包括：镢()6件，锄1件，镰1件，铲1件。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出土战国时期铁器65件，其中包括：锄1件，4件。河北兴隆县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出土各种铁范87件，其中包括：锄范3件，镰范2件，镢()范47件。抚顺莲花堡燕国遗址出土铁器近80件，其中包括有：镢()60件，锄2件，镰2件，镐1件。河南洛阳战国粮仓遗址出土铁器126件，其中包括镈4件，镰29件，15件，铲13件。
同期出土的石器农具、骨器农具、蚌器农具较少，说明战国时期，铁器农具已开始逐步取代石、骨、蚌器农具。铁器手工工具和铁器农具的广泛应用，直接导致田土的大量开垦。
两汉时期的铁农具和牛耕
秦汉时期已较广泛使用铁农具与牛耕，人们认识到使用铁农具和牛耕是发展生产的重要环节。《盐铁论·水旱》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
考古发现西汉铁农具的地区，黄河流域有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长江流域有云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珠江流域有广西、广东、贵州。此外，还有辽宁、福建等边远地区。主要铁农具因地而异。总的说来，主要有犁铧、铲、镐、锹、锄、镰、耙、刀等。犁有大、中、小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地质和耕作要求。在不少地方还发现了铁犁壁，这是在耕地时使用的一种帮助翻土、碎土的装置。西汉铁犁壁的发现，证明了我国使用此种农具的时间比欧洲要早一千年左右。西汉初期，牲畜比较缺乏，牛耕尚不普遍。《淮南子·主术训》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耜耒而耕，不过十亩。”大约在汉武帝以前，耕作方式仍然以使用人力为主。为了促使牲畜繁殖，封建国家对盗马与盗牛者给予严厉处罚。武帝初年，民间牛马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许多地区“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牛耕的主要方式是二牛抬杠，即《汉书·食货志》所说的二牛三人的“耦耕”。但在一些“地势温湿，不宜牛马”的地区，农民仍然用人力耕作，负担而行，劳累而寡功。考古资料表明，东汉铁制农具出土地区比西汉进一步扩大，新疆等地也发现了犁铧。从出土的画像石和壁画可以看到，东汉耕犁的结构比西汉也有了改进。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画像石牛耕图中的犁铧，装在犁床之上另一部件的前端与犁箭交叉，表明可以上下移动，用于控制深浅。从上述图中可看出，当时已用牛环、牛辔导牛，因而图中只绘刻一人扶犁驱牛。这种牛耕方式已超越二牛抬杠式阶段。东汉末年，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由此可见牛耕在当时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曲辕犁
唐以前笨重的长直辕犁，回转困难，耕田费力。江东农民在长期的水田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它有重大改进：①长直辕改成短曲辕。犁架变小、重量变轻，便于回转，操纵灵活省力。②增加了犁箭、犁评，可以自由升降，调节深耕或浅耕，犁评“进之则箭下，入地也深;退之则箭上，入地也浅”，应用自如。犁箭，俗称犁柱，贯穿犁底和犁辕(弯曲的木杠)，犁箭从犁辕上的孔穿过，和犁辕配合在一起，调节犁铧入土的深浅。这种犁出现后逐渐推广，成为最先进的工具。这是唐代劳动人民对耕犁的重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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