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介绍

　　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分享的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介绍

　　战国秦汉的极权奴隶制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说：“在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由于村社制还未解体，农业劳动的主承担者是村社成员，奴隶恐怕只起次作用。到战国时期，村社走向瓦解，社会上贫富分化加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法贵族没落了，出现了新兴的富商和手工业者，还有数量很多的独立小农。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富者大量地利用奴隶去从事物资生产，贫者则因破产而沦落为奴。从这时起，奴隶制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不但官府使用奴婢进行手工业生产，商人和作坊主也大量使用僮仆、佣工从事开矿、冶金、煮盐、制陶、丝织等等手工业生产。当时劳动力的买卖已相当频繁，出现了固定的或常设的劳务市场，即所谓“佣肆”。至于奴仆的买卖，则往往“售于闾巷”(《战国策.秦策》)。

　　秦国的祖先非子，因养马得到周孝王的赏识，便由奴隶升迁为带有封土的子爵，封邑于秦。他们的命运被决定于王的喜怒爱憎之间，任免升贬以至封爵杀头，均凭王及其亲信贵族的意志决定，秦国的宰相百里奚就是五张羊皮买来的奴隶。公元前五世纪后期，魏国李悝变法，其《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籍其家”就是将其家人全部沦为奴隶。此类法律为当时各国普遍采用，如云梦《秦律》中有关各式罪犯之家人籍为奴隶的条文不少。前361年商鞅变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将从事工商业或贫穷的民众都沦为奴隶，而官僚集团则按军功爵秩分配“臣妾”(见《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垦令篇》)，说明官府是何等蛮横地侵犯着民众的人身权。《商君书.错法篇》载：“同列而相臣妾者，贫富之谓也。”《战国策.秦策四》谓当时各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裘锡圭详尽论证了当时奴隶数量很大，且在生产上普遍使用，应定性为奴隶制社会(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总之，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奴隶数量大增，使用更普遍，乃至秦汉两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奴隶数量最多的时期。一直到清代，统治者也根本没有保护本国民众基本人身权的概念，民众因犯罪与债务沦为奴隶者触目皆是，人们始终不懂什么是“人格权”!

　　尉缭在秦国就直言不讳地说：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统一后，秦始皇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始皇在秦军攻下他少年时曾居住过的邯郸后，就下令将曾经欺侮过他的人全部“坑杀”。秦嬴政两次坑儒，活埋了1千多儒生。嫪毐家童(奴隶)数千、舍人千余;嫪毐党一案，嫪本人被车裂，灭族，20几个党羽被枭首，4000余人被流放;政的母亲因此案被囚禁，政的2个异母弟被屠杀，27个劝谏释放太后的大臣被处死，吕不韦被赐自尽。始皇36年，有一颗流星落下，有人在陨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陨石周围居住的人，全部杀了。

　　秦朝最高人口数是2000万，全国设置“县政”约1000个，平均每县2万人。秦始皇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在全国广修宫殿，宫殿数号称“关外三百，关内四百”，尤其是阿房宫，占地几里，能容万人!《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70余万人”。这就是说：他在统一之前就开始了骊山秦始皇墓的工程，征用民工70万人!始皇26年，“徒天下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始皇28年南巡至湘山祠，遇大风，“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始皇32年，“乃使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修长城役50万人。始皇33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戊，”集解：徐广曰：“50万人守五岭”。就是说，秦始皇用50万奴隶军队，征服了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并派兵留守驻防。始皇35年，修绵延300里“阿房宫隐宫徒刑者70余万人”。“隐宫”即宫刑。另外，修驰道民夫30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能实现的。无偿服奴隶式兵役和劳役的老百姓共270多万人，为上述军事和劳役大军运送粮草和装备的人以及在内地驻防的军人、夫役，估计还有250万人，两项相加约有多万人。当时，全国人口约2千万人，其中有劳动能力的壮年人(包括妇女)，按1/3计算，不过6百余万，在6百余万劳力中有5百万人服奴隶式的兵役和劳役。这就是大规模实行奴隶制的证据，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汉书.严安传》)。始皇死后，太子苏、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胡亥将自己的18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把10个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其它连累致死者不计其数。此后，李斯又被斩，三族被诛。

　　从云梦睡虎地秦墓的竹简中可知，秦国的赋税较之战国时的其他国家是相当重的。农民除了缴纳田租外，还有军赋等其他名目，以及动辄赀甲赀盾一类变相军赋。田租不但收取禾稼(粮食)，还收取刍(牧草)、稿(禾杆)。至于劳役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有所谓“傅”的制度，即男子到一定年龄就须向官府登记服役，秦国的傅籍年龄为十七岁。农民除了服劳役外，还服兵役，并且自备行装及费用;被征发修筑某项工程，担保一年不坏，如未满一年就坏了，则须重修，并不计算服役时间。对于工匠的剥削，则更是前所未有。如：1)“隶臣、下吏、城旦与工从事者，冬作为矢程，赋之三日当夏之二日”。2)“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3)“新工初事工，一岁半其工，其后岁赋功与故等”。凡此种种，莫不表明秦国对劳动力的榨取之精细严密。秦二世胡亥统治时，赋税超过农民收入的2/3;引发了陈胜吴广大起义，秦代建国15年即亡国。

　　《汉书.食货志》记载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的相国李悝所算的一笔农民收支帐，农夫一家5口，耕田100亩，平均每亩收粮1.5石，共收150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税15石，余135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粮1.5石，全家共吃90石，余45石。每石卖钱30文，共得钱1350文。除去祭祀、庙会用钱300文，余钱1050文，每人穿衣用钱300文，全家共用1500文，还差450文。加上妇女纺织和饲养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两句话可证：“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汉景帝时的大臣晁错，叙述汉文帝在位时的农民生活状况，也算了一笔帐：农夫一家5口，其中应服徭役的壮男至少2人，一年有几个月不能在家劳动。一家种田不过100亩，收获不过100石。还有送往迎来，吊丧、疾病、养育儿女。一遇灾荒和急征暴敛，就贱卖农产品和借高利贷，最后只好卖田宅卖子孙来还债。西汉“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农民的生活还不如战国初期，负担比周朝高20倍的秦始皇时代的农民，生活水平就更加低得不可思议了。

　　“近几十年由于秦简出土，大家对秦的奴隶制有了新的认识，如奴隶在当时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仅是残余而已。从秦简得知，即使在百姓、士伍之类的平民家中，也拥有数量不等的臣妾;官吏、富人家中就更多。而且臣妾也并非仅从事于家务劳动，简文中明确表示，有的臣妾从事于‘田作’，若他们骄悍不从主命，还会受到国法的制裁。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隶，有部分奴隶和私家臣妾一样，也从事农业劳动。秦不仅有很多奴隶，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服役的。西汉在经济上和秦有很大的连续性，所以农业中也大量地使用奴隶劳动，而且有关的史料比秦更多。《史记.季布传》说到的‘田事问此奴’，是西汉早期农业中使用奴隶的一条重证据。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特别是1975年左右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所出的竹简，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材料。如第八、九、一六八号等座墓中所出的竹简，其中既有奴婢的名册，有的注明：‘耕大奴四人’，或是：‘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小奴一人，持臿’，等等。有些竹简上还标明奴婢所从事的各种具体职务，有侍、养、谒者、御、牛仆、马仆、田等，田当然是指种田，即《季布传》所说的‘田事’。从事于田的奴婢还有更细的分工，简文中的这些田事奴婢，表明他(她)们和侍、御等不同，乃是一专职的种田奴隶。古代虽有男耕女织的传统，但西汉时女奴也被驱使于田地之上，只是以往所不知的事实，因为在文献中从未提到过。尽管女奴也和男奴一样用于耕作，但男女之间似乎还有分工，如男奴一般是‘操臿’，操锄者也有，并不多见，而女奴都是操锄。凤凰山竹简中所记每家拥有生产奴婢人数不算多，这和当时社会经济某些特点有很大关系。因为每家拥有奴隶的多少，主由占有土地多少所决定。从战国开始，虽然土地也渐渐变为一种能买卖的商品，但并不普遍，土地兼并引起人们重视始于武帝时。到西汉末东汉初，土地兼并比武帝时更严重。西汉晚期，张禹有田四百余顷，同时的庶民阴子方有田七百余顷。樊重也是平民，他广开土田三百余顷。垦殖这些田地的自然是奴隶：‘课役僮隶，各得其宜，而财利岁倍’。从王莽的‘王田’到刘秀的“度田’，对抑制土地兼并都无济于事。……《后汉书.第五伦传》说第五伦，‘免归田里，身自耕。’《东观汉记》则说：‘伦免官归田里，躬与奴共发棘田种麦。尝与奴载盐，北至太原贩卖。’东汉民间大量使用奴隶劳力与农耕，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中也可看出，如四川东汉墓常出土持臿和持锄的陶俑。东汉时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大农庄式的多种经营，由于土地更加集中，土地上的奴隶人数也同步增长。特别是从东汉起，随着私有权的进一步发展，拥有田地之家析产别居的现象日益增多，于是奴婢也和田地一样为家产的组成部分。张莹的《汉南记》中则以为‘(明帝外戚)阴庆推居第、园田、奴婢、钱悉分与(弟阴)员、(阴)丹。’东汉时关于田地和奴婢并列在一起的史料，尚有1974年四川郫县所处的一快残碑：‘(奴婢)五人，直(价值)廿万(钱);牛一头，直万五千。’‘王岑田[数顷]，直[数]万五千，奴田、奴生、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直廿万钱]。’‘张王田三十[数]亩，质三万。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营、奴调、奴利，并[七人，直廿万八千(钱)]’。”

　　“记述秦代奴隶买卖较具体的材料是云梦秦墓所出的《日书》：‘收日可以入(买)人民、马牛、禾粟。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马牛它牲。’‘离日不可以嫁女、娶妻及入(买)人民、畜生’。‘毋以午(时)出入(卖买)臣妾、马牛，是谓并亡’;‘毋以申(时)出入臣妾、马牛、货财’。《日书》中所提到的‘人民’即指奴隶而言，‘臣妾’是先秦时期人对奴隶最常用的称谓。据居延汉简，西汉时小奴一名值一万五千钱，大婢一名值两万。西汉后期，王褒的《僮约》说一名奴隶值一万五千。《风俗通》及东汉早期一名男奴值两万。东汉晚期，郫县所出残碑上所记奴婢价，每名4万钱，这比从西汉到东汉早期的价格为高。”

　　从战国到两汉，是古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阶段。到西汉早期，奴隶劳动在手工业、矿冶方面比农业更突出。西汉末到东汉，工商业致富者减少，大富豪多为大农庄主，密集型的奴隶劳动和大土地结合。魏晋时期，人数愈多，一家拥有僮奴往往是上千人或上万人。

　　秦汉时农业中的奴隶劳动虽占很大比重，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不同身份的劳动者。范文澜叙述说：汉武帝对外用兵，财用不足，需更多的奴隶供剥削。他对一般无市籍的地主，鼓励献出奴婢，按献出奴隶多少，给予终身免徭役或做郎官等待遇。前111年，汉武帝大规模地没收商贾的田宅、钱财和奴婢，获得数以万万计的钱财。被没收的奴婢，有些留在本地官田上耕作，有些分发到皇帝的苑囿里养狗马禽兽，并分给水衡、少府、太仆(养马、骡、骆驼)、大司农等各个官府供使用。《史记.平准书》载杨可告缗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又说“徒奴婢众，而下河漕渡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郭沫若据四百万石推算出这次被押往长安的有22万奴婢。当时的许多奴婢参加了生产，《盐铁论.散不足篇》说“今县官多畜奴婢，坐禀衣食……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邀游也”;这说明了奴婢比国家奴隶——农民轻松愉快!汉元帝时贡禹说，各官府有官奴婢十万余人，良民出租养活他们，每年费钱五六万万。皇帝同时也是占有十万以上奴婢的大奴隶主。皇帝占有大量公田河苑空地，使用奴隶远不能开发这些田地，有时用‘假(借)’的形式让贫民垦种，作为皇帝的佃户。有封地的贵族，收入也分公费和私费奉养两种。公费是收田租和户赋(每一民户每年纳千二百)，供朝见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费用。私费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征收园池商市税，供贵族私用。(贵族)无限制地占有田地和奴婢到了西汉后期特别严重，迫使某些感到危险的大官员求朝廷限田、限奴婢。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请：王、侯、公主、官吏、人民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王二百人、侯和公主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孔光的主张未被实行。

　　自秦后两千多年，使用奴婢和农奴的大地主庄园和小土地自耕农并存的生产方式一直是的中华诸帝国的生产方式，官方和民间的蓄奴生产方式在中国长盛不衰。各朝各代的蓄奴法律不断，如唐代的《奴法》、清代的《逃人律》，严惩逃奴和窝藏逃奴的人户。《新唐书》刑法志在论当时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时道：“三曰：‘徒’。徒者，奴也”。

　　通观秦汉法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除了家庭拥有奴隶外，当一个触犯国家法律的公民所犯的罪行比罚金规定的可赎罪严重，但又不严重至被处死时，国家对罪人惩罚和对其他公民的威慑是对其施以徒刑即沦为劳作奴隶(隶臣、妾、城旦、舂)。与死刑相比，徒刑具有保存犯人生命的人道意义，同时又为国家获得了大成本最低的奴隶劳动力。

　　古代奴隶社会为了防止奴隶冒充公民或逃亡，迫使奴隶在身体上留有记号，使其在外表上很容易和公民区别开，这使抓捕逃奴变为易事。当一个公民犯了罚金不能赎而又不至于处死的较重罪行后，秦汉国家将其沦为不同级别的奴隶作为惩罚，并根据罪行轻重附加黥(面额刺字)、劓(割鼻)、刖(斩脚)、宫(割*)等不同级别的伤残人身体的肉刑。秦汉法中在前额或脸部刺字的“黥刑”不减弱奴隶的劳动能力，它和“劓刑”的作用是为奴隶打上持久以至终身不掉的奴役记号或烙印。

　　汉高祖九年12月，“(赵相)贯高等谋逆发觉，逮捕高等，并捕赵王敖下狱。(赵)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钳为王家奴，从王就狱”(《汉书》67页，高帝纪下)。汉高帝曾购求楚将季布千金，濮阳周氏为救他，将其髡卖为奴：“乃髡钳季布，衣褐衣，之鲁朱家所卖之”(《史记》2729页，季布栾布列传)。可见在秦朝和汉初，私家奴被剃光头发和胡须(髡)并颈戴铁环(钳)，着褐色奴衣，而公家奴则分为完(髡)刑和部分剃发须的耐刑二种。男女奴隶的耐发型类似*期间为所谓“罪人”剃的“阴阳头式”。

　　秦汉国家的军爵赎身法规定臣民或普通奴隶(隶臣妾)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为亲属奴隶和自己赎身。秦“军爵律”规定了二级爵(上造)以上的公民降低自己的两级爵位变为庶人(最低公民)可免去自己的亲父母中的一人的奴隶身份;以及第二等级的奴隶(隶臣)斩了足够敌首而连升两或三级成为公士(隶臣→(司寇)→庶人→公士)级公民如果降爵位一级为庶人，他可免除自己妻妾一人的隶妾身份的;同理，一个隶臣身份的工匠斩一敌首，或他的亲属或朋友为其斩敌首，他可升为自由工匠，但身体受肉刑的奴工只能成为半自由的国家工匠。

　　史料证明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奴隶制度和古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帝国的奴隶制度基本上是一样的。两河流域早期奴隶制城邦舒如帕克时代(前2600～前2400)的楔形文字契约表明田地和房产是可以出卖的，但没有发现奴隶买卖的文件。可见在西亚文明的城邦建立时期，公私家同样很少使用奴隶进行农牧业生产。战俘多被处死，而不是用作奴隶。随后，从拉旮什城邦时期(前2300～前2200)到亚述、巴比伦、波斯帝国时期(前330)，奴隶生产制和小农经济一直并存。在两河流域奴隶社会中，由于没有国家奴隶制只有债务奴隶制，巴比伦国家不用戴罪立功赎罪的方法来减少沦为奴隶的公民数量，而是禁止私人家庭把有期限的债务奴隶变成真正的终身奴隶。所有的债务奴隶在被奴役四年后都应获得自由。当一个国王即位后往往大赦全国的债务奴隶，其事在国王的年名中被称为“在全国建立了公正(或国民的自由)，使人心舒畅”。巴比伦王萨比乌姆以及汉莫拉比和他的4个后代王：叁苏伊鲁那、阿比埃舒赫和阿米迪塔那、阿米察杜卡的年名都证实了他们在其元年发布解负令释放债奴婢的重大举措。和秦汉法把被俘的公民沦为国家奴隶不同，当被俘或失踪的巴比伦士兵回到祖国后，巴比伦法律仍然把他看为公民，把公民享有的份地还给他。当一个在敌国为奴的前公民被商人作为奴隶买回国时，法律求他的自由不用赎金就立即被恢复。

　　古巴比伦国家没有发展到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奴隶制，还停留在家庭奴隶制阶段。法律往往把较重的罪犯处死，而不是沦为奴隶。由于国家对奴隶的数量需求不大，因而没有株连亲属的法律。前14～11世纪的《中亚述法典》比《汉莫拉比法典》晚几个世纪，其中的刑罚已包括为国王劳动20天或1个月，但是和秦汉法比照，罪犯被奴役时间非常短。

　　秦汉国家处于奴隶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公有奴隶制阶段：除了公民家庭使用私有奴隶外，奴隶制帝国还大量使用公有奴隶。国家奴隶的来源一部分出自外国战俘，更多的是帝国通过刑法将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公民沦为不同级别的国家奴隶。

　　为了增加奴隶的数量，当一个男公民犯法成为完城旦和鬼薪以上的国家奴隶时，他的家属也同时沦为国家奴隶。这就是中国奴隶制刑法中特有的“连坐”和“株连”法。怠于农耕生产而致贫困者，本人及其妻子没为官府奴婢等规定，在秦律中乃为常见。由于皇帝是国家的代表，国家奴隶实质上是王朝的奴隶。这一制度的特点是，每个公民和家族都可以用货币购买或者战功分得奴隶作为自己的财产，但国家或者王朝可以不花钱仅通过法律的惩罚就可以把许多公民变成奴隶，从而成为国家奴隶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男奴娶自由女生子：巴比伦奴子为自由人，秦汉奴子为奴隶;自由男和女奴生子：巴比伦法、秦汉法均为自由人。秦汉法：主和他人的女奴有子，为他家奴婢;男奴隶娶女主或主家女，奴隶处死，女人为国家奴隶。胡伊德说：“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齐国的太仓令(王室仓库主管)淳于公有罪，被押赴首都长安服刑。他的女儿上书，指出死刑和肉刑使死者不能复生，受过刑的人一辈子残废，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走，她表示自愿当官奴婢，请求为父亲赎罪。文帝深受感动，令大臣改革肉刑，最后确定将割鼻子改为打三百下，斩左脚趾改为打五百下。但是受刑人常常被打死……”这表明官奴的大量存在。

　　秦汉等国家奴隶制帝国灭亡的原因正是“专任刑罚”，至于“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雠，猋起云合，果共轧之”，“赭衣(奴隶)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性。陈胜、吴广的首发起义军多是奴隶、罪徒和贫民;陈涉，罋(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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