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民起义的背景是什么
清朝晚期的起义和叛乱可谓遍地而起，其中以陕甘回民起义最为著名，也最为骇人听闻。那么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陕甘回民起义的背景介绍，希望你喜欢。
陕甘回民起义的背景
回民状况
中国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 然而，清政府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文化冲突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一直被视为普世文化，儒家的价值观念也一直被视为普世价值。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教，往往被视为异说。入清以来，尽管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官方对待回民的正式态度尚较宽容，但士大夫阶层中对内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回回族群的偏见和歧视却甚嚣尘上。汉人欺负回民，往往认为自己是主人，人多势众，有优越感。对于回民，则认为他们是客户，是少数人，无足轻重。是以肆意侮辱，毫无顾忌。冲突中有汉人将猪肉投入回民井中者，有在回民集市宰卖猪肉者，亦有以猪肉故意碰沾回民衣襟挑衅者，不一而足。
地畔相争
地畔相争是回、汉冲突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治以前，回、汉田畔相争主要发生在回、汉人口分布密集，人均土地较少的地区。关中回民人多地少，对农耕之事相当重视，不但吃苦耐劳，而且懂得精耕细作。正因为如此，许多不为汉民所重视的边角之地，大都变成了收获颇丰的高产之区。相对于一般的汉人，回民较为富裕，有一定经济能力去购买新的土地，而地少人多的现实情况也使得这种扩展的欲望更为迫切。汉人则利用回民买地心切切的心理，意图高价把地售出，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一售地与回民，便永不能赎回来了，所以不愿把地售给回民。矛盾彷徨之中，冲突由此而生。
利益之争
周期性的集市或庙会既是乡村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是人员汇集、大众娱乐的场所，在乡村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赶集时，双方往往因为细故小事发生争斗，甚至引发械斗，杀伤人命。同治以前，泾阳的经纪牙客对于贩羊牛为业的回回很不公平。汉人来卖猪，经纪牙客很顺利地给的是好价钱。回回卖牛羊，他们百般习难，估的价钱很低。而且，回回卖了牛羊，往往不能及时收到钱，有时长达一两个月。
法律歧视
《大清律例》中的回族立法无一不充斥着对回族人民歧视与压迫，显示出回族人民在法律面前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在清廷看来，针对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适用于回族，另一方面又诬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办理不足示惩”，还要特别制定更严酷的法律。不仅如此，清朝统治阶级还在司法活动中加深着对回民的歧视和压迫。在实际生活中，官府偏袒汉民，欺压回民的事屡见不鲜。
统治压力
清朝咸丰时期，由于东南方战事巨大，陕西负担严重加大，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一倍半。陕西地区，在回民起事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在刀客冯元佐率领农民到县里抵抗，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叛乱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
门宦之争
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有密切关系。门宦来源于汉族的“宦门”“门阀”一词，是中国穆斯林的特有组织。门宦之间，各自独立，相互排斥，矛盾和冲突经常发生。清政府对门宦势力采取了严厉打击和极力压制的政策，这种专制统治在民族问题上的野蛮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反抗，这样很自然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政府，使回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反抗目标。随着门宦的形成和门宦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回族社会内部组织化程度的加强与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回族内部教派与门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因此，清王朝对西北回族教派门宦矛盾斗争的利用、分化与打击，使西北回族社会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压迫，导致了西北回族与清王朝之间严重的矛盾对立与惨烈的流血冲突。
陕甘回民起义的死亡人数
陕西人口在战乱中损失达622万，甘肃(此时的甘肃省包括今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东部大部分地区)人口损失达1355.5万，陕甘合计约2000万，其中汉族损失人口约1500万，回民损失人口约400万。
陕甘回民起义的真相
1862年，因为买猪事件，在陕西渭南爆发了回回叛乱，很快波及西北五省区。这次叛乱导致的直接的后果是种族屠杀，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非洲卢旺达、乌干达的胡图与图西人仇杀。表面看是一场叛乱，其实是积压了多年的汉回矛盾的总爆发，而不是人们理解的什么人挑拨，叛乱的爆发只是迟早的事情。在这次叛乱中，陕西原本人口有1300万，回回大约400万，战后统计的陕西人口约700万，回回人口为5万。战乱中有大约有350万回回被杀，45万人逃亡;汉人被杀者有100余万。叛乱后的陕西，回回人数下降了93%，陕西成为中国民族成分最为单一的省份，关中农村几乎难觅回回的踪迹。但这次叛乱给后世的陕西和西北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陕西兴平，曾经是回回叛乱的重灾区，兴平北部有一道塬，当地人习惯称之为北莽山，这个塬上就是当年汉回大仇杀的主战场，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回回叛乱的传说和故事。据老人们讲，当年北塬上住着许多回回，平日里和汉族有不少矛盾，同住一个村子，回回很霸道，不许汉族在他们所谓的井里打水，两族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回回孩子回家要漱口。同样汉族也很讨厌回回家里的羊膻气味，讨厌回回的礼仪有失风化，互不婚嫁。在叛乱期间，白日里看似平静，到了晚上回回就开始聚众围困汉族村庄，一般是整村灭绝，除了陕西回回，还有来自甘肃的回回，宿居当地回回家中，晚上集体行动。就这样北塬上的村庄几乎被回回屠杀殆尽，以致于100多年后的今天，北部塬上的人口密度也远远低于南部地区。
在陕西户县，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依然是发生在回回叛乱期间，牛东乡有个村子叫马家村，1867年冬天，回回围困了该村，从西往东开始埃家杀，杀完人开始放火烧房子，等杀了村子中间，一看有一家店铺，上面写着“马家当铺”，他们以为是错杀了同族兄弟，这才放过了村东人家离去，使得该村半数人家侥幸逃生。当年户县东部临近沣河岸边的地区和长安、兴平、泾阳、三原、渭南等地一样，是汉回大仇杀的重灾区，汉族的人口损失近半，这个回回聚集区在叛乱后已经完全失去了回回踪迹。
陕西周至，是关中民风最为强悍的一个县，回回叛乱期间，该县各村结寨自保，但是回回在这里也是最为残忍的杀人，汉族也是最为残酷的复仇。有个村子叫萧家村，回回围困该村后全村奋起抵抗，最后回回采用了种族灭绝的方式，一把火将该村男女老少全部烧死，大火两日不灭。还有个叫“五屯”的村庄，主要是回民，在左宗棠的汉军抵达陕西后，人们尊称左爷来了，左爷的大军对五屯同样进行了种族灭绝，这个村庄彻底从地球上被抹掉了。据当地的老人说，左爷来了以后，汉民纷纷相助，带领汉军四处搜查回回，周至所有的回回村庄荡然无存，活着的回回都逃到新疆去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该县也没有一个回回村庄，个别村庄的散居的外来回人很难立足，不得已多数已放弃宗教改为汉族。
回民起义从没有进攻北京打击清政府的意图，说回民起义是反清，没有事实依据。而所有的事实都是,不断杀汉人村庄，攻击县城。一年时间关中26个被回民杀害。所谓的回民起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杀汉人，
回民起义之初，主要是回汉民之间的矛盾，经常有械斗。当时70%的汉民抽大烟，身体不好，而回民常习武，心齐，凶狠，械头时多数是汉民吃亏。回民起义起初的原因是，回民借满清军队集中到南方对付太平天国和云南回民起义，关中地区防务空虚，一些回民首领屠杀汉民报私仇。
当时的陕西巡抚面对防务空虚，提出的政策是安抚回民，派朝庭大臣陕西团练头目张芾前去安抚，想不到回民起义的发起人任武杀了张芾。为了鼓动回民，任武再杀了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孩子全家，以表示自己已没有任何顾及，血战到底。
为了给回民起义找到正当的理由，一些历史研究者不断提说，当时有一个“秦不留回”的传帖，因而回民才要起义。对此，现在有案可查的是，当时陕西巡抚的初衷是要安抚回民，并不是“秦不留回”。一个事实是，满清政府对当时住在城里的回民未杀一人，现在的西安西大街回民坊还住着大量的回民。当时满清政府把城门紧闭，以防城外回民进城杀人，也阻城内回民出城杀人。
对于“秦不留回”的传贴，当时也许有，但满清政府没有这样的政策，有可能是有人有意挑拨回汉民族关系。更有可能是，这是一个编造的说法，以鼓动回民对汉人仇杀。
满清政府在对待民族关系上，回民列在汉民之前，所谓“满、蒙、回、汉”，汉民是最受歧视的民族。在满清期间，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这说明满清的经济并不是民不聊生，而且发展很快。另外，回民多做小买卖、不抽大烟，在当时的关中农村，回民比汉民富裕。说回民起义是因受清政府压迫或是汉民压迫，是有意识找出来的理由。更不能以此为大屠杀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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