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会失败
中日甲午战争是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而日本称日清战争,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分享的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会失败,一起来看看吧。
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鱼雷艇数铁甲舰半铁甲舰重炮轻炮排水量中国舰队14460211413.5万吨日本舰队1201211209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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