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原因有哪些
俄国农奴制改革又称俄国1861年改革，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社会改革。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改革的发生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分享的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原因有哪些，一起来看看吧。
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原因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还顽固保存着野蛮落后的的农奴制。农民的人格和自尊心被无情的摧残，他们整天无偿的为地主劳动，甚至被作为物品抵押债务。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庄园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需劳动力由此缺乏来源。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因此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186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这次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农奴成为自由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巨额的份地赎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积累了大量资金。俄国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861年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同时，1861年改革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对俄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工业革命进行中)，工厂手工业已达到相当规模，国内外市场进一步扩大。大商人.富农和一部分经营商品化农业和工厂手工业的地主贵族，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它的实质是，封建地主主持下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进行的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农奴制社会内部逐步发展起来。大工厂逐渐代替手工工场，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操作，自由雇佣劳动逐渐代替农奴劳动。在农业中，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打破农奴制的束缚。
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性，加深了农奴制的危机。战争导致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俄国粮食的平均产量为2亿5千万俄担，其中在国外销售的商品粮食为5千万俄担，占产量的20%。这就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粮的生产。列宁指出：“地主为出卖而生产粮食(这种生产在农奴制后期特别发达)，这是旧制度崩溃的先声。”但是，俄国粮食的生产远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为了提高粮食产量，越来越多的地主开始采用机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雇佣劳动。不过，在俄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地主是采用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办法，扩大自己的经济收入。在土壤肥沃.工业不甚发达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罗斯，地主主要是靠缩减农民份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经济收入。在这里，十九世纪上半叶，地主的土地扩大了2～3倍，而农民的份地平均缩减了1/3和2/3，由每人7俄亩减至3.2俄亩。随着地主耕地面积的扩大，劳役租加强了，劳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5天，甚至6天。在俄国工业较发达的非黑土地带省份，地主主要是把农民的劳役租转变为代役租，并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数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业区每人一年所缴纳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着如此重压的农民，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城市或遥远的地区受雇于手工工场或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这些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农村，脱离了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这就有力地破坏了自然经济。上述情况充分说明俄国农奴制危机的加剧，而农奴制危机的加剧破坏了地主经济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经济占据优势.农民的份地制度.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等。特别是农业中雇佣劳动和机器的使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已经开始出现。这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农业危机，而且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在农民阶级中，除了大批日益贫困和破产的贫农以外，还分化出了富裕的农民阶层。他们有的租种地主和国有土地，成为土地经营者;有的开办企业.酒店和旅馆，成为企业主;有的收购和转卖农产品和放高利贷，成为商人.高利贷者。而更富裕者成了拥有数万，乃至数十万卢布的大工厂主。他们构成了为农奴关系所掩盖的农村资产阶级，奠定了农村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农奴制的危机，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加速了农奴制的废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欧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或由于战争的关系才能废止农奴制。”但1861年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已把俄国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的经济发展的力量。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采取什么方式，革命还是改革，是当时斗争的焦点。代表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坚持用革命方式废除农奴制，而贵族地主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则力图用改良的办法废除农奴制。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演成以革命方式废除农奴制的趋势，但是，农民运动的风暴却没有掀起革命的狂飙。俄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农民长期受着农奴制的压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有关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尽管他们经常掀起反抗贵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斗争，但是，他们不反对沙皇，甚至拥护和崇拜“好沙皇”，“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因此他们的斗争始终未能发展到自觉斗争阶段，农民运动带有明显的自发性与分散性。各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对沙皇政府具有强大威胁的力量。结果，农民运动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俄国，给地主当了几百年奴隶的人民，在1861年还没有力量进行争取自由的.广泛的.公开的.自觉的斗争。”而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专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沙皇政府不仅给予他们种种特权，而且以高额关税保护他们同外国商人的竞争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证他们的国外市场，以大量的政府定货为其广开财源。同时，俄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大多出身于商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旧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剩余产品，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农奴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需要这个农奴制国家。这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所暴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更使俄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惧怕革命。由此可见，虽然俄国革命形势日益成熟，但是，摧毁农奴制的力量还不具备。结果，代表贵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为保存摇摇欲坠的封建农奴制度和贵族地主的政权，被迫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
1858～1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总计近290次。在农民反抗运动的推动下，以а.и.赫尔岑.в.г.别林斯基.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展开了论争。自由主义者к.д.卡韦林等人提出在保存沙皇政权.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废除农奴制度。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统治。由于当时俄国没有形成足以推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1860年10月拟出解放农奴法令草案，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一般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和一般公民权，地主不能买卖和交换农民，农民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进行诉讼和从事工商业。在全部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向地主缴纳赎金(这种赎金大大超过了土地的实际价格)。农民在签订赎买契约之前还要为地主服劳役或缴纳代役租。《地方法令》规定，当农民使用的份地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时，或者分给农民份地以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时，地主有权向农民割地，即剥夺农民原种地的1/5～2/5。为管理改革后的农民，设置了地方贵族控制的村社和乡组织，并建立了监督农民的连环保制度。
十八世纪末，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衰落;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和中叶，更日益走向瓦解。封建农奴制解体的过程也是新的资本主义要素在农奴制内部形成的过程。俄国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厂逐渐代替手工工场，机器生产开始代替手工劳动。1840年俄国从国外输入的机器，价值为101万卢布，到1850年已达268万5千卢布。在采用外国机器的同时，俄国也开始制造和采用本国的纺织机.织布机和缫丝机。至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纺织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五位。其他工业部门如冶金.采矿和造船业也开始使用机器。三十年代以后，蒸汽动力的使用较为普遍。1815年俄国的工厂为4189个，到1858年增至12，256个。工人人数由1804年的224882人增至1860年的859950人，其中雇佣工人占61.4%。在纺织工业和丝织工业中，农奴劳动已完全被雇佣劳动所代替。尽管这些雇佣工人主要是向地主和国家缴纳代役租的农民，但是，在对于企业主的关系上，他们毕竟还是“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是在封建农奴制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
贵族地主阶级发生了分化，中.小地主陷于破产。从1835至1851年间，拥有不足20个农民的地主庄园，减少了9千多个，到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无地产的地主已达数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贵族地主中分化出一批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造和经营自己庄园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地主。他们为数不多，但是，它是农村中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业危机的加深和农村阶级的分化，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据统计，1826—1834年间，农民暴动为145次，1845～1854年为为348次。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以后，农民运动更加高涨了。1858年农民暴动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农奴制危机使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特别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希望迅速改变农奴制度。代表他们利益的自由派公开揭露政府的种种弊病，批评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谈论农奴制改革的必要性。他们甚至致函政府，上书沙皇，制订改革方案，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莫斯科政论家麦列贡诺夫在其评论中写道：“我们需要自由，自由!只有自由才是我们所祈求的。”法学家契切林主张逐渐消灭农奴制度，实行信仰.言论和出版自由，改革司法机关。个别高级官吏也对沙皇政府表示不满。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库尔兰卢瓦耶夫公开斥责政府的欺骗行为和官僚主义。他向自由派高呼：“智慧需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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