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的历史事件有哪些_周瑜的历史事件讲述
周瑜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而复杂的人物形象，其形象的生成过程中不断摒弃着作为历史人物的独立特征，而逐渐演化为表达世人心中审美意识的代表性符号。今天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了周瑜的历史事件，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周瑜
周瑜(175-210)，字公瑾，东汉末年名将，庐江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洛阳令周异之子，长壮有姿貌、精音律，江东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周瑜少与孙策交好，21岁起随孙策奔赴战场平定江东，建安五年(200)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任，周瑜将兵赴丧，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建安十三年(208)，周瑜率江东孙氏集团军队与刘备军队联合，赤壁之战大败曹军，由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建安十四年(209)领南郡太守。建安十五年(210)病逝，年仅36岁。
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实奇才也”，范成大誉之为“江左风流美丈夫”。周瑜年轻便成就大功，加上本人谦虚宽容，相貌堂堂，精熟音律，还深得主上孙策、孙权的礼遇器重。
周瑜(175—210)，字公瑾，东汉末年名将，庐江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出身士族，精音律，少与孙策为友，后归策，为建威中郎将，人称周郎。曾率兵破皖(今安徽潜山)克寻阳(今湖北黄梅县北)、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安市)，镇守巴丘(今江西峡江)，助策在江东创立孙吴政权。策死，与张昭同辅孙权，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曾率兵攻荆州的麻、保二屯，镇守宫亭(今江西鄱阳湖南)。建安十三年(208)率吴军大破曹兵于赤壁(今湖北蒲圻县西北)，尔后又率兵西上夷陵(今湖北宜昌)解围，回师进逼江陵，督战攻城时被流箭射中右胸。建安十五年(210)率军西征途中，由于长期征战，积劳成疾，箭伤复发，卒于巴丘(即巴陵山、今湖南岳阳)，时年36岁。孙权素服举哀，丧当还吴，自迎其丧于芜湖，命厚葬本土，墓在庐江城东侧。据说他美姿容，精音律，多谋善断，胸襟广阔，人称周郎。208年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奠定三分天下基础。后图进中原，不幸早逝。
周瑜受贬低的原因
宋神宗元丰五年，一代文豪苏轼兀立于滚滚奔流的长江之畔，“想公瑾之神”，“壮公瑾之业”，感慨万千，以一阕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出他对风流儒雅，功勋彪炳的周公瑾的无限向往和景仰。
其实，早在三国时代，周瑜便以他的胆略兼人、气度恢宏和雍容大雅赢得了大家、甚至是敌人的仰慕。但遗憾的是，随着千年岁月的流浙，这样一位才华卓越、气度雍容的一代懦将却在百姓的心目中蜕变成一名妒贤忌能、器量狭小、目光短浅而又意气用事的青年将领。以至于虽然没有任何一部史籍提及那位诸葛孔明在赤壁之战开始后到底做了些什么，但在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论苏轼词中那位“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英雄到底是谁。由此，不禁令人感叹岁月待周公瑾太不公平。那么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的雄才大略，他的儒雅雍容被岁月的洪流冲刷得面目全非呢?
陈迩冬在《闲话三分》一书中说周瑜“这个人对孙氏忠;对朋友谅;划策有绝招;风头足;名声好;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之心。”这段话说得有一定道理，但周瑜受贬低，最主要的是周瑜投身的是孙吴集团。
从《三国志》到《汉晋春秋》，从《资治通鉴》到《通鉴纲目》，或以曹魏为正统，或以蜀汉为正统，反反复复，众说纷纭。而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身处夹缝中的东吴无论在哪一种正统观念下都处于颇为尴尬的地位。
周瑜虽然以他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人格在历代的史传文学中始终保持着、固有的稳定性。无论是“拥曹反刘”或是“帝蜀寇魏”，在这些熟读经史深受雅文化熏陶的士大夫们的字里行间依旧始终如一地充盈着对周瑜的无限崇敬和由衷钦佩，但任何一个民族都有雅俗两种文化，虽然以礼乐诗书为内核的雅文化系中，周瑜的形象没有发生多大变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以民间意识为内核的俗文化系统周瑜几成“妒才忌能、意气用事”代名词。
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出现了质的下跌，从作品中不难看出《三分事略》是完全把周瑜作为刘备集团的对立面来处理的，并且采用了一种低层次的单向、平面的手法来贬斥周瑜，以此来反衬出刘备集团人物的忠义智信。这种幼雅朴素的手法，使得周瑜的性格只能显现出单一而平面的狭隘与平庸，甚至是愚蠢，相当的脸谱化，简单化，不过这倒是颇为符合说唱文学易懂易唱，人物性格单纯而鲜明的特征。
元代社会废止了科举制度，读书人没有了进身之阶，由此一大批满腹诗书的文人放弃了儒业，加入到市井文学的创作中来，使其创作日趋成熟。罗贯中，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不能否认，《演义》在塑造周瑜胆略兼人，雄姿英发的儒将风范时，作者广征博引各类史料，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光有历史的有实性，并不等于有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更何况指导全书的“拥刘”的思想倾向和小说的创作规律迫使作者必须具有鲜明的立物，于是，在作品中的刘备之仁关羽之义，张飞之猛，赵云之勇以及孔明之智，无不绚丽多资，闪烁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浓厚的古典浪温主义色调。对于其它人物，便只能以陪衬面日出现。
因此，无论在历史的舞台上周瑜如何叱咤风云，但在《演义》中去终究无法摆脱作为陪衬的命运，并且可能毫不夸旨地说他是诸葛孔明的头号陪衬人物。的确，《演义》的周瑜确是足智多谋，智勇双全，他的才略甚至可能盖过一世奸雄。但是，在与诸葛亮的交锋中却处处受制，屡屡败北。正如毛宗所说的“以周瑜之乖巧以衬托孔明倍乖巧”。
然而，作为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孔明需要的不仅仅是足智多谋，神机妙算，还必须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宽宏大量的坦荡气度和觉着老练的雍容气的雍容气质，而这一切与史载的周瑜性格类型太相似，不易产生性格上的碰撞，那么故事情节将无法展开，诸葛亮的个性更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示。
为了塑造那位人格近乎达到自我完善的贤相名臣，作为一名出色文学家的罗贯中不惜突破史料的束缚与限制，吸收民间文艺想象的空间，进行小说艺术的虚构，对周瑜的性格加以改造，并以他的心地偏狭反衬孔明的胸无芥蒂，以他的意气用事反衬孔明的觉着老练。周瑜的气量狭小，意气冲劝和孔明的宽宏大量，沉着光练都在对此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其实，任何一部史书都没有提及瑜亮间的如此恩怨，诸葛亮的主要作为是在刘备死后，在此之前除了出使东吴余下的事，主要是为刘备管粮草后勤等，赤壁之战后周瑜给孙权上书告诫要谨防刘备时，提及的只是关、张二将，对孔明只字未提。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才能与地位在当时都没有引到周瑜的重视，那么周瑜又怎么可能去与一个无名小辈为难呢?但是为了中心人物塑造的审美需求，这种对照性的描写还是始终贯穿着周瑜与孔明的交锋，以经改造了的周瑜形象来仅衬出诸葛亮的性格魅力，而市井文学中周瑜那偏狭冲动的个性经过小说家的妙竺笔生花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越发地鲜明生动了。
周瑜的周郎顾曲
“周郎顾曲”现在已经演变成对音乐的欣赏赞美，典出《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周瑜常被称为周郎，同样典出《三国志·周瑜传》，“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
《周瑜传》中提到的“曲有误，周郎顾”，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常用典故。
魏晋的建安时期是文学史上重要时代。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这种风格被《文心雕龙》誉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具有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风清骨俊里又含政治理想的飞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以及浓郁的悲剧色彩。
除文学外，这也是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时代，名曲《广陵散》就是失散在此时，此曲叙聂政刺韩相侠累(名傀)事，是琴曲中唯一有杀伐之气者，嵇康一死，无人能奏。
与《广陵散》并称当时的《长河吟》相传就是为周瑜所做，也有一说，《长河吟》为后人附会之作。
然而，《长河吟》是真是假且不提，周郎雅擅音乐造诣极高确证无疑。
三杯薄醉后，如果发现有人弹错了，就一定能听出来，听出来也罢了，还要一定回头看。至于回头相顾，是为责备之意还只是本能反应就不得而知了。
这个趣致典故很快被引入到诗词中，并且不断赋予新的含义。
魏晋之后的南北朝，庾信就有诗，“悬知曲不误，无事畏周郎。”南朝陈也有江总诗，“弦心艳卓女，曲误动周郎。”
这里诗里的顾曲周郎虽然出现的场合经常不对，但比较端正，一心一意想只要弹好曲，就不必怕周郎了。
但是到了唐朝不一样了，李端的《听筝》，“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从曲有误、周郎顾化作了误拂弦。
唐初释慧净与王绩则有相合诗，前者曰“ 早时歌扇薄，今日舞衫长。不应令曲误，持此试周郎。”，后者和“舞袖风前举。 歌声扇后骄。周郎不相顾。今日管弦调。”
被动彻底成了主动，误拂弦原是为了试周郎。
刘禹锡也曾做《纥那曲》，“ 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周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 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
与他竹枝词一脉相通的清新可亲，心平气和的喜悦。
东坡居士的一阙大江东去名垂千古，其中极赞英杰，被誉为豪放派词中之冠，“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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