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介绍
中国礼仪之争是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背违天主教义的争议，那么你了解中国礼仪之争吗?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希望能帮到你。
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
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
1644年清兵入关时，天主教入华已62年，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在华得以迅速发展;
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
1665年，杨光先发表《辟缪论》，批评汤若望历法不准，当时顾命大臣鳌拜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
往后，康熙帝执政，推倒鳌拜，重新起用外邦人。南怀仁利用西方发明贡献清朝，建立天主教士的声望，南怀仁亦与利类思与安文思共同上奏，为汤若望平反。
1669年(康熙八年)9月5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康熙初年，成为传教士在中国的蜜月期。
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准备划订疆界，商议尼布楚条约，精于拉丁文的传教士负责代表中方与俄人沟通，这条条约最终亦是以拉丁文签订。南怀仁等亦协助清廷铸造火炮，镇压三藩之乱。他们准确预测日食，使皇帝可以为相关祭奠做好准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则成为宫廷画家。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达一道容教令，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
“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中国礼仪之争的开始
礼仪之争的序幕，背后是一场天主教“华化”的争论。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抵达北京，一度自喻为“西僧”，但他旋即发现中国文化由儒家士大夫掌握。他相信要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必须从士大夫阶层着手，他于是改称为“西儒”，研习儒家文明，穿起士大夫服饰，向中国人介绍记忆术、地图、天文等西方技术，以此表明他们并非“西夷”。
然而，中国的祖先崇拜近乎天主教徒有关拜偶像的描述，如何处理祖先崇拜成为天主教入华的关键。利玛窦决定指祖先崇拜只是尊敬祖先的世俗仪式;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又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英语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在存在中国上古文献。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为耶稣会传教士奉行，称为“利玛窦规矩”。
1610年，利玛窦去世，死前指定意大利人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龙华民成为引发“礼仪之争”的第一人。他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进入中国，先在韶州传教，1609年入北京，对利玛窦的思想和传教方法有不同看法，但利玛窦死后才提出。当他接任中国耶稣会总会长后，主张废除“天”、“上帝”、“天主”、“灵魂”等词，一律采用译音，并天是指苍苍之天，而“上帝”并不是代表造物主，主张把Deus译为“陡斯”。也有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
耶稣会教士虽然对两派主张意见分歧，但为避免纷争闹大，耶稣会决定焚毁五十多篇反对利玛窦的作品，统一该会立场，这次纠纷亦只成为会内事务，但到了1628年，在华传教士亦曾在江苏嘉定举行会议，讨论敬祖及Deus的译名问题。与会者意见很不一致，但最终认为敬孔祭祖问题应沿用“利玛窦规矩”;对于译名，则主张采用龙华民一派的音译。
直至多明我会介入，礼仪之争才正式升级。多明我会在华传教事业，起步较耶稣会略迟。当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享有声望时，1631年1月2日或3日，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才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接任的黎玉范神甫向教廷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终引起罗马教廷介入。
中国礼仪之争的结果
1932年，发生的日本耶稣会所办的上智大学部分发生参拜靖国神社不行礼的事件即所谓“上智大学事件”，引起了当时的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弹。时任广岛主教 Johannes Ross(1875年—1969年) 为解决这一问题，遂展开对教史的研究试图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证据。结果发现1258年时教廷曾颁发一件通谕，允许教徒可以参加非_的仪式，由于此谕先于中国礼仪之争，因此对重视传统的罗马教会而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几经讨论之后，罗马教廷发布通告，允许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头行礼，因为此举“除了表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天皇的忠诚外，别无他意”。
该事件为日后解决中国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1934年，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之下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将祭孔定为强制的文化政策。梵蒂冈不顾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反对，承认满洲国政权，因此再度面临两个多世纪以前的礼仪问题。由于满洲国政府在回复吉林主教高德惠的讯问时，答复曰：“尊孔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对孔子的崇敬之情，绝对不带宗教的特质。”再加上有先前日本神社事件的前例，教宗庇护十一世于1935年发布命令，要求满洲国教区主教应谨慎确认祭孔无宗教特质，而神职人员在行过反对中国礼仪的宣誓之后，还应等待主教们的指导，以避免疑惑和争执。
1939年，教宗庇护十二世 (Pope Pius XII，1939年-1958年在位)颁布“众所皆知”(Plane compertum est)通谕：
“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
但教廷并不承认先前相关的通谕是错误的，而是认为过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观念，历经数百年后已变成了世俗性活动，故可以被酌情允许。此一宣言对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天主教徒亦是一种解放，如越南也在1964年针对祭拜祖先、民族英雄和战争亡魂等事，获得教宗的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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