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陵居士李贽的简介
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历任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姚安知府等职。著有《李氏藏书》、《李氏续藏书》、《李氏焚书》、《李氏续焚书》等,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搜集整理的温陵居士李贽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温陵居士李贽的简介
李贽(1527~1602)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举人,不应会试。历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自刎死。李贽著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温陵居士李贽的生平简介
嘉靖三十五年(1556)
授河南共城教谕。三十九年,擢南京国子监博士,数月后,父白斋公病故于泉州,回乡守制。时值倭寇攻城,他带领弟侄辈日夜登城击柝巡守,与全城父老兵民同仇敌忾。
嘉靖四十二年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三年服阕,尽室入京……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授徒。馆复十余月乃得缺。称国子先生如旧官。”
隆庆四年(1570)
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至万历五年(1577)止,共七年。在南都任职的七年中,相识耿定向、耿定理、焦竑等。后来耿定向的假道学面貌露出时,李贽与之互相辩难。至于李贽对耿定向的弟弟定理以及定向的学生焦竑则一直为莫逆之交。在南都时,李贽又见过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以及泰州学派的罗汝芳。李贽对王、罗二人都很崇敬。这一时期的重要关键是李贽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王襞长时期在左右,对“乐学”之说,发挥尤多。
万历五年(1577)
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在公余之暇,仍从事于讲学。他居官的准绳是“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而且“自治清苦,为政举大体”。他还在府衙的楹柱上写了两副对联。其一是: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其二是:“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水,两袖清风。”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记他此时,“法令清简,不言而治。每至伽蓝,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置名僧其间。簿书有隙,即与参论虚玄,人皆怪之”。当时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很多,上官严刻,他说:“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在姚安居官三年以后,他厌恶簿书的生活,袁中道说他“久之,厌圭组,遂入鸡足山,阅龙藏,不出。御史刘维奇其节,疏令致仕以归”。
李贽的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活,使他深感受人管束之苦。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此余平生之大略也。”这是多年居官生活的总结,反映了处处与上司抵触的情况。这种抵触,实质上是李贽的反封建思想与封建主义的抵触。他解官以后,并不回乡,携妻女往湖北黄安依耿定理。自称:“我老矣,得一二胜友,终日晤言,以遣余日,即为至快,何必故乡也?”在李贽云南辞官的前一年,万历七年(1579年),何心隐被楚抚王之垣缉捕杀害于武昌。李贽对这件事极为愤怒,曾著文二篇为何辩冤,并表示对何的景仰。后来他给焦竑的信中,提起何心隐说:“何心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奉去二稿,亦略见追慕之切。”(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书)信中所称论何心隐者二篇,今焚书卷三中有何心隐论一篇;另一篇,未见。焚书卷六有赠何心隐高第弟子胡时中五绝一首:“三日三渡江,胡生何忙忙?师弟恩情重,不忍见武昌。”这诗当做于云南解官后初到黄安时,可见他对何心隐及其弟子的同情。李贽一生未有机会与何相识,他在与焦漪园太史书中曾引以为憾:“弟向在南都,未尝见兄道有此人也,岂兄不是之耶,抑未详之耶?若此人尚不是,天下古今更无可是之人类,则其所是者又可知也。”(焚书卷一)。
李贽弃官后于万历九年(1581)春,应湖北黄安(今红安)耿定理之邀,携妻子女儿到耿家乡黄安天台书院讲学论道,住耿定理家中充当门客兼教师,但和耿定理做大官的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耿定向在李贽看来是乡愿、是假道学的代表人物。万历十二年耿定理死去以后,自然与耿定向不能相容,不可能再在黄安耿家住下去了。耿定理死时,李贽有五言长诗三首哭耿子庸(定理字)。其间万历十一年王畿卒,李亦著王龙溪先生告文,对王畿表示敬仰,如称王畿为“圣代儒宗,人天法眼”,又说“先生今既没矣,余小子将何仰乎?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李贽从黄安移居麻城,因无馆住宿而返。第二年三月才定居于麻城龙潭湖上的芝佛院。龙潭距城三十里,一般人不易走到。他从此安静地读书著作,与一二相知者讲学。移居麻城的时候,李贽将妻女送回福建,自己孑身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读书著述近二十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收入《童心说》、《赞刘谐》、《何心隐论》及与道学家耿定向反复论辩而撰写《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书答、杂述、读史短文和诗共6卷。揭露道学家们的伪善面目,反对以孔子的是非观为是非标准,批判的锋芒直指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程颢、张载、朱熹。李贽倡导绝假还真、真情实感的“童心说”。李贽在麻城还多次讲学,抨击时政,针砭时弊,听任各界男女前往听讲,并受到热烈的欢迎。
温陵居士李贽的思想
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的男尊女卑、假道学、社会腐败、贪官污吏,大加痛斥批判,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李贽旗帜鲜明宣称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表示:“我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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