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谭嗣同的故事

　　谭嗣同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谭嗣同少年时代，读书虽颇广博而屡试不第，通剑术，好任侠，遍游西北、东南诸省，怀有济世报国的大志。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搜集整理的关于谭嗣同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关于谭嗣同的故事:对佛教思想进行系统研究

　　谭嗣同知识广博，好今文经学，喜读王夫之《船山遗书》，也尝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谭嗣同在京期间，会见了许多佛教学者，对佛学有了认同。这时，他觉得“平日所学，茫无可倚”、“徒具深悲”。他开始对佛教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还进行学佛的实践：

　　“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渐渐自能入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

　　由此可见谭嗣同学佛是有一定的体验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认同。

　　一八九六年夏，谭嗣同到南京，结识了近代著名的佛学家杨仁山居士，从杨仁山受学佛学一年。就在这期间，他“闲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

　　据历史学家吴晗考证，谭嗣同的这部名著《仁学》就是在杨仁山创办的金陵刻经处内写成的。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自言：“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梁启超《谭嗣同传》也说谭氏因从学杨仁山居士，才“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

　　谭嗣同接受佛学，是因为佛学博大精深，并且有着“自贵其心”、积极进取的救世精神。在学术上，谭嗣同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仁学》在应用上，佛学有着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在谭嗣同看来，佛教积极入世、普渡众生的精神与“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众生外无佛法”。《仁学》一书，正体现出以佛法求世法、经世致用，积极入世的经世佛学思想。

　　谭嗣同最终因参加社会革命而慷慨就义，诚如梁启超所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关于谭嗣同的故事:爱国壮志奉召赴京变法

　　一抹晚霞挂在天边，大地上，好像罩上了一层枯黄色的纱绸，远近的村庄炊烟袅袅，鸟雀欢叫着归巢。

　　一匹快马飞驰而过，马上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英武壮年人，结结实实的身子，线条粗犷，沉静端庄的脸膛，宽阔的额头下，闪烁着一双深邃的眼睛，他威武雄壮，显示出俨然不可侵犯的气质。他就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谭嗣同从小饱读经书，知识广博，武艺精湛，少年有志。一次，谭嗣同到古战场井陉关去游览，想起韩信出奇兵大败赵军的史实，心中荡起无限的激情，面对祖国大好山川，缅怀古人，抒发爱国壮志，他写下了铿锵的诗篇：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驱车燕赵间。

　　无限苍茫怀古意，题诗独上进陉关。

　　青年时期，他花了十年工夫，游览了祖国大好河山，北至新疆，南到台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他看到，大地在悲歌，人民在呻吟，田园荒芜，市井萧条，百姓啼饥号寒，官府横征暴敛，他见到此等情景，他哀伤，他苦闷，他悲愤!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谭嗣同万分忧愤，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他写下血泪的诗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我国向何处去?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如何才能拯救?谭嗣同苦苦地思索着，最后，他认为，向西方学习，变法改革，这是出路。

　　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两人谈得十分相投，结为莫逆之交。以后，谭嗣同积极宣传科学，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的赏识，因为这两人也都倾向变法维新。不久，谭嗣同在南学会当了学长，起着总负责人的作用，他经常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

　　这次，谭嗣同就是奉召赴京主持变法。启程前，好友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他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

　　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到了湖北，谭嗣同害了重病，耽延了时日，不能准时抵达北京。还未等他恢复健康，光绪皇帝又发电催他“迅速来京，毋稍迟延”。8月21日，谭嗣同抱病来到北京，住进济阳会馆。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并破格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予新政。从此谭嗣同便在皇帝左右处理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9月18日漆黑的夜9月18日，夜色漆黑，天上飘洒着绵绵秋雨，刮着凄凉的冷风。

　　谭嗣同急匆匆地向袁世凯在北京的驻地法华寺走去。他肩负着变法成败和光绪皇帝、维新派命运的重任，去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要求他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保护变法。

　　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实施变法以来，于颐和园慈禧太后周围的顽固保守派，日夜谋划，企图将维新派置于死地。他们在赶走翁同和、升荣禄为北洋大臣及直隶总督掌握京城军队以后，预定十月在天津举行阅兵，届时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取消新政。

　　形势急转直下，光绪皇帝得到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接连下两道密诏，要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急筹对策。这些书生气的维新派，一时手足无措，惊恐万状。只有去说服袁世凯站到他们这边，保光绪皇帝这条路。因为，袁世凯有七八千人，在天津小站附近训练，这支军队和北洋军的董福祥、聂士成的军队比较起来，是颇有战斗力的。于是，谭嗣同便冒着风险去找袁世凯。

　　来到袁世凯住处，未及通报，谭嗣同便径入屋中，二人寒喧几句，就谈到正题。

　　谭嗣同急切地说：“听说太后与荣禄密谋，10月天津阅兵，将废光绪，取消新政。”

　　滑头的袁世凯，本是李鸿章提拔的洋务派官僚，虽曾参加过康有为办的强学会，只不过是借此沽名钓誉赶潮流而已，他根本没什么变法要求，他表面上装着拥护皇帝，拥护变法，实际上并不敢反对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骨子里与他们却是一丘之貉。听了谭嗣同的话，袁世凯故作惊疑之态，继而说道：“此种传闻，断不可信。”“今天能救皇上的，只你一人了。你如果愿意救，就请救之;如不愿意救，你可以到颐和园去向太后告发我，可以得到荣华富贵!”谭嗣同的脸涨得通红，情绪激昂地说。

　　狡猾的袁世凯，当面并不拒绝，而且慷慨地说：“‘圣主’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宠，救护皇上的责任，并非只你一人，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听，万死不辞!”

　　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心里十分高兴，异常欣慰。他想：自己没有看错人，大家计议时林旭对袁世凯的不信任不放心，是不必要的了。于是，谭嗣同把光绪皇帝的密诏和康有为等商议的对策，统统告诉了袁世凯这个两面派人物，要袁：派一半兵力围颐和园，一半兵力守住皇宫，拿掉太后权力还政于皇上。

　　听了维新派的计划，袁世凯心中早已另有打算，便推托说：“粮械、子弹准备不足，须待天津阅兵时方能执行。”

　　谭嗣同听了袁世凯搪塞的话，便声色俱厉地说：“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的生命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也在你的手里。至迟今晚要决定，决定后我立即进宫请皇上办理。”

　　袁世凯见势不妙，便假惺惺地说：“如果天津阅兵时，皇上能迅速进入我的军营，下令诛灭奸臣，我袁世凯必竭死力以补救。”谭嗣同觉得事关重大，又再三叮嘱，以坚定袁世凯之心，袁世凯满口答应说：回到天津立即做好准备。届时先杀荣禄，后则举兵进京。谭嗣同十分满意，信而不疑，并嘱袁不要泄露机密。袁世凯满有把握地做作地说：“请放心，皇上如在我营，则诛荣禄犹如杀一只狗罢了。”

　　谭嗣同觉得一切如愿，便轻信了袁世凯的话，就满意地告辞，冒着凄风冷雨，回转向康有为等人“报喜”去了。

　　袁世凯奸诈狡猾，心毒意狠，在光绪和慈禧这两方面，他深知慈禧的力量比光绪的力量大得多，他投靠慈禧，才能实现他更大的野心。这样，袁世凯并不去履行自己的诺言，而把全部秘密向荣禄报告，荣禄面见慈禧，慈禧闻讯，十分恼怒。

　　慈禧经过密谋之后，赶回北京，进入宫廷，查抄了皇帝住处，搜去所有文件。

　　慈禧命人找来光绪皇帝，严斥道：“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你听了那些变法人的话变到我头上来了!”光绪皇帝哑口无言，半晌说：“并无此意。”慈禧又狠狠地说：“哼!今日没我，明天怎能有你呢?”当即传旨，以皇帝有病不能办事为由，由她“临朝训政”。遂将光绪皇帝囚于中南海瀛台。开始动手收拾维新派人物，变法到此成为泡影。

　　关于谭嗣同的故事：决心预备舍身以救众生

　　“清末四公子”与“明末四公子”相较，文采相若，风流未逮，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但谭嗣同胸怀大志，卓尔不群，成为这些末世公子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

　　谭嗣同幼年丧母，受父妾虐待，养成了奋发向上的性格。他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浏阳学者，博览群书，好金文经学，兼习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著作，对魏源，龚自珍甚为赞赏。好任侠，喜剑术，与义侠大刀王五结交。

　　二十至三十岁间，谭嗣同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不喜科举时文，屡考不中。在此期间，他游历了直隶、陕甘、晋、鲁、豫及大江南北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开阔胸怀视野，目睹了清朝统治腐败，灾民流离、哀鸿遍野的景象，益想奋发有为，立志救国救民，故自名“壮飞”。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次年签订《马关条约》，丧权失地，群情愤慨。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揭开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

　　在民族危亡与维新思潮的激荡下，谭嗣同在思想上发生剧变，痛感自己三十年前的精力多敝于考据词章，无补于事，决心抛弃旧学，致力于维新变法。遂与唐才常等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并撰《兴算学议》、《报贝元征》等文，提出变法主张，首开湖南维新之风。

　　为追求新思想，学习新知识，谭嗣同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北游访学。先后至上海、天津、北京，访问英美传教士，购阅西方书籍，看到机器、轮船、火车、电线，参观煤矿、金矿，还看到西方传入的计算器、爱克斯光照相等科学仪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在访学中，还遍交维新之士，尤其是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梁佩，自称为康的“私淑弟子”。

　　1896～1897年，谭嗣同以父命入资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此间时往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研究变法理论。还潜心读书，与杨文会研讨佛学，撰成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以及延年会、群萌学会等，又倡导开矿山、

　　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当这些维新活动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和攻击时，他与之坚决斗争，认为“今日我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被荐，奉召于8月21日进京。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授以四品“军机章京”，使其直接加入新政府的决策机构，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同参与新政，时号“军机四卿”。

　　由于以光绪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斗争日益激烈，已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慈禧太后与亲信密谋，欲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废光绪帝。在紧急关头，，谭嗣同于9月18日夜间独身前往法华寺袁世凯住处，欲说服握有军权的袁世凯，幻想得到袁对变法维新的支持。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围禁颐和园，杀荣禄、囚慈禧，以解皇上危难。不料，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了维新派。9月20日，康有为及时逃离京城。9月21日，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开始搜捕新党。

　　戊戌变法过程中，谭嗣同至少有三次机会全身而退。

　　第一次机会来自于父亲。1898年9月5日，光绪帝授谭嗣同四品“军机章京”，当时其父谭继洵已升任湖广总督。对于谭嗣同的处境，一生为官的谭继洵自然洞若观火，他曾三次去信对谭嗣同晓以利害，命其退出变法，以避“杀身灭族”之祸。对父亲的规劝，谭嗣同毫不妥协。

　　第二次机会来自于梁启超。大势已去后，梁启超曾劝谭嗣同一同出逃，但被其拒绝，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表示可以为谭嗣同提供“保护”，这是最后的机会。谭嗣同坚辞不受，并傲然宣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我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佛家有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谭嗣同也有此决心，预备舍身以救众生，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概。

　　第二日黎明时分，谭嗣同命仆人敞开会馆大门，自己安然品茶，坐等官兵拘捕。

　　9月24日，谭嗣同被逮下狱。他预料到时日无多，在狱中墙壁中赋诗道：“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谭嗣同与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在菜市口同时被害，世称“戊戌六君子”。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嗣同呼喊刚毅说：“吾有一言!”但刚毅不听。于是谭嗣同从容就戮。

　　当时，前来围观的百姓有上万人，但大多麻木冷漠，不过是来看个热闹。临刑前，谭嗣同对围观的人群高声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想来此时，谭嗣同的心情是无可奈何的悲壮。

　　谭嗣同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死后由大刀王五(一说老管家刘凤池)收尸。第二年，骨骸运回原籍湖南浏阳，葬于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刻有对联：“亘古不磨，片石苍汇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的故居，位于浏阳市城内北正街90号。建于明朝末年，因谭嗣同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广总督，官阶显赫，奉旨命名为“第官邸“，简称“大夫第”。

　　谭嗣同无子女，他被害后，妻子李闰回到“大夫第”居住，在公公谭继洵的鼓励和支持下，用自己的部分家产，兼得公、私资产的赞助，创办了浏阳第一所女子学校。李闰后成为我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谭嗣同作风血性义气，性格豪爽狂放，曾经自题一联：“惟将侠气流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他在北京时住在浏阳会馆(今北半截胡同41号)，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莽苍苍斋”。还自题门联，上联是“家无憺石”，下联是“气雄万夫”。康有为认为此联锋芒太露，建议改之。谭嗣同便改成“视尔梦梦，天胡何罪?于时处处，人亦有言。”其勃勃雄心及桀骜不驯的个性依然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