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为什么要求助袁世凯
为什么维新派在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击的时候，不去求助别人，而去求助袁世凯?因为袁世凯也是力主变法维新和支持康、梁变法维新之人。下面学习啦小编整理了戊戌维新派求助袁世凯的原因，欢迎大家的阅读!
戊戌维新派求助袁世凯的原因
一甲午战败，丧师割地赔款，举世震惊。袁世凯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大局至此，唯有痛哭而已。”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1895年5月7日)，上书光绪帝师、军机大臣李鸿章，痛陈战后危局，力主变法自强。甲午一败，丧师割地赔款，泱泱天朝上国，顿成举世公认弱国，不但日本处心积虑继续谋我，列国也虎视眈眈，阴欲瓜分。处此危难之际，中国如何自保?袁世凯提出：“惟望以今此之款为喘息之计，仍即卧薪尝胆，厘庶政，修战备，决不可顷刻歇手，必须时刻存一恢复之志，务期蓄一恢复之力。”“处今日之势，欲弭衅端，杜外侮，舍亟求富强之道，有他策?”在袁世凯看来，中国的出路，归根结底，还是要变法自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甲午战后，时人多有反思。袁世凯把战败之因归结于军事将领无能，战争准备不足，虽然也是事实，毕竟稍嫌浮浅。以此次战败为契机，朝野发愤，由弱转强，大多数维新党人和当国朝臣也都有此思想。与众不同的，是年仅36岁的袁世凯，对甲午战败之后国家民族长远命运的忧虑。这种深沉的忧虑，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读来，也是难得。
二1895年夏，康有为上光绪皇帝第四书遭遇尴尬，上书递送都察院、工部均遭拒绝。这时袁世凯主动协助，将上书递送到督办政务处，请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督办军务大臣荣禄，转递送给光绪皇帝。虽然荣禄拒绝，但袁世凯对上书的支持，使康有为将其引为变法维新的同道中人。
此一时期，袁世凯与康、梁交往甚多。袁世凯不时前往探访康、梁，“饮酒商谈”，交流思想。袁还曾与康“坐以齿序”，称康为大哥，大赞康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袁常常以在朝鲜经历，大倡变法、练兵以匡救时局。康有为对袁世凯也很赞赏，同时通过谭嗣同向光绪帝递上密折，言袁编练新建陆军，手握新军，建议光绪帝“抚袁以备不测”。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又与在天津的著名维新人士严复建立了密切联系。
戊戌前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天津，袁世凯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维新人士亲密接触，逢人大谈变法维新，练兵求强。同时，袁世凯也尽其所能，为康、梁、严等维新派掀起变法维新热潮做了不少协助工作。
三其实，早在甲午战后不久，36岁的袁世凯就因力主变法图强，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
康有为上光绪帝第四书不久，1895年8月2日，光绪皇帝召见倡导变法的袁世凯，令其条陈变法事宜。仅仅过了20天，8月22日，袁世凯就将洋洋一万两千言的《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递上。条陈首先阐述变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同时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样，袁世凯也从古圣先贤寻找依据，以示变法维新“古亦有之”，驳斥顽固派“用夷变夏”的反对变法谬论。和大多数维新派一样，袁世凯也主张效法日本，变法自强。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12月俄国强占旅顺，其他列强纷纷效尤，亡国灭种之危迎面而来。在维新党人不断上书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1897年12月，主持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急匆匆赶到北京，也向帝师翁同龢连上两个变法说帖，力促维新。1898年3月，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第五书痛陈民族危机，疾言变法的同时，袁世凯又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面见翁同龢，“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向翁同龢指看画报，“切言必分必合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四有人认为，如果袁世凯按照维新党人的计划，杀荣禄，围颐和园，逼慈禧交权，可促使变法成功。这实在是一厢情愿。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老谋深算的慈禧15日就强迫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帅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9月初，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已有不满之意，9月上旬荣禄就已将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长辛店，以备不测。9月18日白天守旧大臣到颐和园敦请慈禧重新训政，深夜谭嗣同与袁世凯在北京密商回天津杀荣禄后提兵围园劫后，可19日慈禧已从颐和园回宫，21日就重新训政了。天津至北京一百多公里，要求袁世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当夜返回天津，19日杀荣禄，然后倾其所有，提兵所部7000兵马，首先打败驻扎天津的清军3万多人，再北上打败驻扎北京的清军6万多人，在21日之前杀入皇宫，救出光绪，实在是不可能。果真如此，结局无非是戊戌六君子变成七君子而已。
不管是政变前告密，还是政变后告密，事实俱在，后果已成。我们可以惋惜袁世凯未能善始善终，但不能像要求具有崇高觉悟的现代革命者那样，去要求混迹官场十几年的旧时代的袁世凯。
五1914年1月，袁世凯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以“特阐幽光，用彰先烈”为名义，对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予以“从优奖恤”。同年9月，内务部又按照袁世凯旨意，在京师给“六君子”建立祠宇，并将六君子史事宣付清史馆立传。袁世凯的这些举动，表面上说是“用示崇德报功之意”，并“以昭激劝”民众，或许还有表示对戊戌六君子的歉疚之意。
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
教训：在当时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漫长而又曲折。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落后就要挨打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这就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有多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挨打那才叫怪事。因此，戊戌变法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只有强大了，才没有谁敢欺负我们。中国才不会再出现戊戌变法的悲剧。
要改革开放，不能闭关自守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中国和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脱离了世界关起门来自己发展。这是行不通的。大清朝之所以如此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在世界列强发展到那么强大的时候，清政府的统治者还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戊戌变法是很难在统治阶级内部得到认可的，他们会认为你是在造反，你是在破坏国本。因此，戊戌变法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改革开放，向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学习。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
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没有群众的改革或革命是无法完成的。戊戌变法的失败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就该吸取这个教训，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群众基础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抱有幻想
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后还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就足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
并且，现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综合国力越来越强。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这个巨人正在醒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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