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梅贻琦的故事
作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一生投身于清华的教育事业中，为清华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他的做法影响着一代代的清华人。他能够在风雨飘摇的政局清华发展得更加扎实和稳定，下面是学习啦小编搜集整理的关于梅贻琦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关于梅贻琦的故事:梅与美酒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关于梅贻琦的故事:思乡家书
1909年，清朝外务部首次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派遣留学生赴美国学习。此后外务部成立了游美肄业馆，在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兴建校园，作为预备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校园建成以后，外务部又将游美肄业馆改称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这就是清华大学建校纪念日的由来。1912年清华学堂改称为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了大学部，1928年清华学校又改称为国立清华大学。为了便于举办庆祝活动，清华大学将校庆日定为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1909年6月，清朝外务部考试录取了首批赴美留学生47人，其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梅贻琦于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至1910年才正式进入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梅贻琦在格罗顿中学复读期间，于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来自家乡中国天津的第一封家书，4天以后于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书写了回信。这封回信由梅贻琦二弟梅贻瑞的后人珍藏至今，已经有101年的历史。
我的祖母梅贻莹是梅贻琦的二姐，梅贻琦是我的舅爷爷。我通过梅家亲属读到了这封梅贻琦写于101年以前的家书，这封家书是用毛笔书写于当时流行的“八行信笺”，共有6页，共计1200余字。
梅贻琦在家书起首处问候了父母康健之后，说到了“金仲藩兄现居义思韩朴顿，距此处约四百里，故不得常相见，惟以信通音问，尚不寂寞。”金仲藩，名邦正，安徽黟县人，少年时在天津严修家塾与梅贻琦同学。严修家塾后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又发展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金仲藩在1909年与梅贻琦一同考取首批赴美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森林学，1914年毕业，获林学硕士和理学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校长、北京国立农业学校校长等职务，1920年曾任清华学校校长。金仲藩当时所在的“义思韩朴顿”，今写作“东汉普顿”，与梅贻琦写信时所在的格罗顿中学同属美国马萨诸塞州。
梅贻琦在信中写道：“六弟足下别来四月，思念之情与日俱深。迩来正怀想殷殷，忽于十六午飞来家信，内附吾弟手书，环读三四周，欢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见弟之爱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梅贻琦是长子，共有兄弟姐妹10人，因与叔伯兄弟姐妹排行，故称“五哥”。此处提到的“六弟”是梅贻瑞，实际是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生于1893年，京师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毕业，毕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在北师大附中任教20余年，1971年逝世于北京，终年78岁。书写此信时梅贻琦20岁，梅贻瑞16岁。
梅贻琦写道:“运动一节，兄颇著意练习，惟不敢涉险，望转禀明堂上(指父母)放心可也。”梅贻琦在美国学业繁忙，他深知惟有具备健康的体魄，才能完成学业，才能在将来成为有用之才，所以他提倡体育运动，但是又不赞成有危险性的高难度运动，因为学生毕竟不是专业运动员。后来梅贻琦在1926年出任清华学校教务长时，规定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奠定了清华大学重视体育的基础。
梅贻琦1909年赴美留学时是清朝宣统元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国内政局动荡。梅贻琦关注国内局势，所以他在信中提出：“报纸，此处皆为西文，于吾国事不详，故兄欲家中订阅一份好报，阅毕积数日或十数日邮寄兄处，则所费不多而两有裨益也。”
梅贻琦信中提到，赴美启程之前托人带回家中的茶叶，是同学邢契莘所赠的家乡特产。邢契莘是浙江嵊县人，他的家乡号称“茶叶之乡”。邢契莘于1908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与梅贻琦同学，1909年与梅贻琦一同留美学习，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造舰系学习，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大沽造船所工程师、北平航空署机械厅厅长等职务，执教于北平农业专门学校及中国大学。抗战胜利后历任交通部塘沽新港工程局局长、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局长等职务。1949年至1950年寓居香港，后去台湾。
梅贻琦在信中念念不忘赴美之前借过三位同学的书籍未及归还，他详细嘱托二弟梅贻瑞设法找到这些书籍代为归还。他写道：“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所以后来清华大学的师生们一致赞誉梅贻琦校长是品格高尚的谦谦君子。
梅贻琦还在信中答复了二弟梅贻瑞对于“赴美留学生为何有两个人直接进入大学，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学，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询问。他写道:“兄等入学事，殆亦难言。此次同来并无贵族，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词穷，故不得已许之。他人则或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听命。”梅贻琦1908年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被保送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已经是大学生了。他在1909年11月到达美国，因错过了大学开学时间，被安排先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插班复读，次年才正式进入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所以梅贻琦在信中说：“兄则无所可否，多学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
梅贻琦提到的留学生监督是广东新会县人容揆，是中国首位赴美留学生容闳之侄。容揆12岁时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成员赴美国留学，19岁高中毕业时抗拒清朝召回，在美国继续求学，18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94年与昔日高中的美国同学玛莉结婚。容揆在清朝驻美国公使馆任职参赞兼留学生监督，负责梅贻琦等47名留学生在美国的接待管理和分配学校事宜。梅贻琦说容揆“为人颇刚愎，学生多不喜之。至于舞弊情事，名誉攸关，慎勿与外人道也”。
梅贻琦的二弟梅贻瑞自幼喜爱国学，后来一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曾与兼职教学的鲁迅过从甚密。他在来信中劝告梅贻琦在美国不要荒废汉文。对此梅贻琦答复说：“弟劝吾习汉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课忙无暇，有愿莫遂，且作文荒弃愈久，愈难下笔，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读之，亦可藉以温习。”
其实梅贻琦家学渊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严修家塾读过四书五经，国学功底深厚。他曾对朋友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经典有错漏，我可以接着背诵任何章节。”所以，梅贻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讲中，引经据典地讲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段话成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乐道的名言。
关于梅贻琦的故事:梅的选择
梅贻琦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梅出长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C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之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据陈岱孙的说法，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傅作义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地跟他说起当时离开的情形：“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不过，在别人的笔下，同一情形却有另一番描述，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从梅贻琦的为人来推测，他是不大可能“什么也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的。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当时对于学生运DONG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经保护过，但是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列主义，也不大赞同当时的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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