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与李叔同的关系如何_马一浮与李叔同感情怎样
李叔同就是弘一大师,他跟马一浮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都是书法家。他们之间感情如何呢?下面就随学习啦小编一起来了解下吧!
马一浮与李叔同的关系
据说马一浮李叔同是在上海相识的,并且马一浮对李叔同的出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资料非常的少。
李叔同比马一浮大三岁,但是关于佛学,马一浮一直是他很好的老师。李叔同曾经对他的学生说过,马一浮是为只是而生的,如果有人从刚生下来就开始都是,并且每天读两本书,那么等他到了马一浮的年纪,也不会比马一浮知道的。
当然李叔同跟马一浮的交往不仅仅是在研究佛学,之前也说过,两个人都是书法家,所以也会一起研究书法,就行相关的心得交流。与此同时,两个人还都喜欢古琴,可见共同爱好还是很多的。有了共同的爱好,两个人就有了可以谈论的话题,这也就使得两人的交往更加的密切。李叔同在马一浮那里读到了很多的佛学经书,并且还开始吃素,甚至于在自己的房间里供起了佛像。这些都足以说明,对于叔本华最后出家,马一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李叔同是非常好学的,有马一浮的讲座,他基本都会去听,并且经常与马一浮有书信来往,并且多是李叔同向马一浮请教佛学问题。据记载,马一浮曾经给李叔同写信,在信中就有涉及很多的佛学知识。同时两人也经常互相赠诗,以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友谊,还有尊敬。当然马一浮虽然没有跟李叔同一样出家,但是他也是修佛的。
马一浮与熊十力的关系
马一浮跟熊十力,两个人都是国学大师,都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马一浮主要擅长佛学以及书法,熊十力则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和其弟子,牟宗三等人被称为是“新儒八大家”。
马一浮出生书香门第,加上自身的天赋和努力,在佛学等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和弘一大师等人来往密切,长期进行学术交流。而熊十力则是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哲学观点也就是新儒学所提倡的道德上的形而上学,是以佛学等的重建,影响深远,在哲学世界中自成一派,甚至影响远至海外。
两个人都是现代儒学的代表人物,对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很深入的研究,马一浮尤其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在当时,人们对这一点是公认了的,熊十力个人也曾评价马一浮说他道高识远。
除了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外,两个人都写过很多的书,并且都被译为他国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还有关于他们两个人的死亡,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马一浮是因为__含冤而死的,熊十力则是因为对当时的社会不满,但又局限于自身能力的有限,无力改变现状,最后自杀而亡的。
作为识渊博的大儒,两个人对于学问的研究都是非常痴迷的,这样是读书人身上特有的共性,当然这一方面,也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
马一浮的人际关系
郑垓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马一浮9岁,其父聘请会稽举人郑垓为他作启蒙塾师。郑垓(1867—1925年),字墨田,上虞长塘人。他博览史书,善文能诗,擅长书画,且精通《易经》与医学。马一浮聪颖非凡,读书过目不忘,3年以后,郑墨田这位饱学之士已深感不能胜任,即知难而退辞去教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师生同赴县考,学生名列榜首,而教师郑墨田却是第23名。但马先生对这位启蒙老师仍敬爱有加,抗战前几年,已经享有盛名的马一浮从杭州回绍兴探望恩师,身着黑褂长袍,头戴红顶缎帽,来到郑垓的书房门口,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礼叩见老师。先师去世时,他又专门题写了墓碑,并赠给其子郑光立一部木刻的《道德经》。
汤寿潜
马一浮的岳父汤寿潜(1856—1917年),山阴人氏,曾为民国时期浙江第一任都督,又曾任交通总长等职。他为人正直清廉,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时不取薪金,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马一浮16岁时成了他的东床快婿,也深受其人格的影响。汤寿潜造沪杭铁路时,原打算将杭州车站设在艮山门,再铺一条支线到拱宸桥。马一浮认为此举对在拱宸桥设有租界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利,说中国人造铁路应该为中国人着想,力主将终点设在杭州商业区,再铺一条支线到钱塘江边,使水陆运输衔接。岳婿两人达成共识,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城站与南星桥货运站。
蔡元培
绍兴先贤蔡元培(1868—1940年)比马一浮大15岁,对马一浮也十分器重。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备的得力助手为教育部的秘书长,就想到了马一浮。马对蔡的学问与人品也很敬重,接到邀请书后,立即北上赴任。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对官场一套应酬不适应,两周以后即辞去职务回到浙江。1916年冬,蔡元培从法国回国,次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考虑文科学长人选时,他再一次想到了马一浮,委托苏曼殊到杭州拜访在西湖隐居的马一浮,马又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辞婉拒。
马叙伦
马叙伦(1885—1970年)是马一浮的好友,祖籍也在绍兴。他比马一浮小两岁,早年两人均追随孙中山先生为辛亥革命出过力。解放初,中共在北京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拟邀请马一浮出席会议,即请马叙伦拍电报转告。但这份由马叙伦署名的电文过于简单,马一浮收到后,以为是朋友的私人邀请,没有赴会。周恩来以为马一浮为人清高,不肯来赴会,打算亲自到杭州来邀请,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于是派时任上海市的陈毅先来拜访马一浮,于是就有了1952年陈毅的蒋庄之行。1957年4月,周恩来陪同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对这位乡贤仍念念不忘,乃陪同伏老来到蒋庄登门拜访,两人终于相见了。此后,周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杭,设宴于杭州饭店,也请马老作陪。从此,政府即从各方面关心马老的生活。当时杭州只有花港饭店、华侨饭店和杭州饭店有暖气设备,一到冬天,马老就被安排到其中一处居住。马一浮十分感激,特地将自己收藏的357件书法精品捐献给国家。
竺可桢
马一浮与竺可桢先生(1890—1974年,上虞东关人)也有一段交往。1936年5月24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刚刚一个月的竺可桢即到马老寓所拜访,请他为浙大学生授课。马老未答允。抗战爆发,浙江大学内迁,马老也往西逃难,竺可桢又一次电邀马老担任国学讲座教授。时国难当头,急需培养人才,马老一口答应,随浙大师生来到江西泰和,以后又转至广西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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