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解密香港回归相关信息
1997年香港会回归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我们的国家为了香港的回归做了很多的努力，关于香港回归的事你了解多少?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香港回归相关信息，欢迎阅读!
香港回归相关信息
1949年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在罗湖、沙头角一线嘎然而止。几个月来，驻港英军面对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之势，集结了4个旅的兵力，战战兢兢地准备打一场没有可能取胜的绝望的防御战。现在他们望着对岸秩序井然，总算松了一口气。
1945年8月6日及9日，美军在日本地广岛及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逐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驻香港日军本应向中国投降，但英国却坚持要由英国舰队前往香港接受投降。图为英国舰队进入的香港湾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成为毛泽东可吃而不吃的一招儿活棋。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默许英国继续统治香港;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这个政策的效力，中国政府长时间故意不表明关于香港前途的主张，甚至不强求英国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结果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中英关系的障碍不是香港问题，竟是与英国无关的台湾问题。
二战后，英军重新开进香港守住香港是英国全部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英国1950年1月抢先承认新中国，亦不反对让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通道，为的是换取香港地位不变。同时，英国又在联合国中追随美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实际上是拉美国支持它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增加同中国抗衡的力量。
长期以来，中国的对港政策曾引起各种国际力量的猜疑和误解。针对这一情况，1963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趵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此类“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
毛泽东时代的对港政策是深谋远虑的。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收回香港的绝对实力。对香港实行什么政策，什么时候回收香港，以何种方式收回，本质上已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方面做出，无需征得任何人同意。有了这样的实力而不炫耀，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如果中国硬要英国承认香港主权属于中国，或用回收香港处处要挟英国，虽可逞一时之能，达到暂时的目标，绝不可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借助英国人之手使香港繁荣起来。中国只是简单地念叨：香港属于中国，不在乎英国赞同与否，也不提香港以后怎么办。中国在乎的是台湾，只要求英国人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却不想利用香港为难英国。正是这种策略吊足了英国人的胃口。英国政府揣测着中国的意图，用香港的繁荣和开放来迎合中国的需求，换取对香港的统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本是中国的对港政策，由于毛泽东运用“借力”，转化成了英国甘愿效力的香港政策。
中英关系正常化后，毛泽东会见了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指出：“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24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这个话表面轻松自如，实则高深莫测，读来令人玩味无穷。这是毛泽东过世前对香港问题的最后交待。他提到割让和租借两种不同情况，24年指新界租期届满。这些都是三个不平等条约的规定，而中国政府是不承认这些条约的。他也没有讲24年后中国是否收回香港，而是说到时再由双方年轻一代商量解决。话说得很活，目的仍然是让英国人安心。
会见时，邓小平在场。香港未来，会荣归故里吗?抑或肩负更伟大的使命?对毛泽东的话，中国人和英国人不会有相同的理解。有一点是无疑的：邓小平将揭晓谜底。英国按捺不住，终于提出香港问题。1960年5月，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途经香港时说：“香港地位并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香港作为英帝国的一部分，与中国无关：如果任何人企图侵犯香港，我敢保证将引起战争。” 这番话气势汹汹，实则外强中干。毛泽东毫不介意，几天后照样会见他，同他讨论世界局势和双边关系。毛泽东批评英国政府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只字不提香港。
英国人不愿谈香港，因为不好谈，无法谈。他们就像偷了东西的房客，处处回避主人的正常目光。战后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英国仍然占据香港，以不变应万变，既荒唐又不合时宜。他们握有香港并非因为实力和道义，而是完全仰仗中国的宽宏大量。中国的宽容使他们有机会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他们乐得中国不提香港。中国不提，他们干嘛要提?最好永远这么沉默下去，愿中国人忘掉还有香港这回事儿吧。但是历史还是迫使英国人开了口。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的新界，为期99年，将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随着这一日期的临近，1997年成为英国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
首先，英国发现他们陷入了三个条约有效论的悖论。他们发明这个理论是为了证明他们占据香港合理合法，现在有效论对准了他们自己，要求他们履约，按期归还新界。其次，香港三大区域早已连成一片，其中新界面积占92%，如果交出去，留下的部分根据《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让的港岛和九龙，无论从经济的联系性还是从行政的可行性考察，将无法实施单独管理。最后还有一个土地开发的批租问题。港英政府以竞标方式批给地产商的土地使用权通常为75年，但受新界租期的限制，其实际日期只能延续到97年6月。随着这一日期临近，土地使用年限日渐缩短，地产商的信心开始崩溃，土地竞价不断下滑，政府收入持续锐减。
面对97大限的临近，英国政府坐不住了，决定冒险激活尘封已久的香港问题。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按照伦敦的旨意，以香港地产商者日渐丧失信心为由，面陈邓小平，说只要港英政府把土地租约截止97年6月的有效期为“只要新界仍由英国管治，租约依然有效”的字样，就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他解释说，香港的未来将通过两国政府来解决，眼下要紧是这件事。还说，这么做与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中国不是也希望香港保持繁荣吗?土地租约本是港英政府的内务。怎么规定怎么改，是港英政府与地产商之间的事，与中国政府无关。麦理浩要邓小平点头，说轻点儿，是试探中国政府有无可能97年后续约或以别的形式允许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说重点儿，就是设局让中国去钻。对于这种官场小伎俩，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如果有人把应当自己决定的事项提交上级决定，那一定另有所图。
1982年9月24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戴卓尔夫人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香港问题上。针对英国政府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谈中只原则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指出香港属于中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人们担心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还有18年，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根据具体情况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又说，中国还没有决定何时收回香港，也许97年前，也可能下个世纪才采取行动。不管中国如何决定，香港投资者的利益都会受到保护。至于麦理浩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回答：“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治’的字眼。”
街景邓小平说18年后再谈香港，是因为中国政府还没有形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方案。不过，英国这时提出香港问题，对中国来说，恰逢启动这一问题解决程序的最好时机。注意，这个时机不是97年赋予的，而是由两大时代潮流决定的。一是改革开放的潮流，香港回归必将适应和推动这一个潮流。二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潮流。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邓小平把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程，尝试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又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回归可以作为先驱者率先承担起一国两制的伟大试验，为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提供示范。
香港的回归承载着改革与统一的双重使命。其难点不在于中国能否收回香港，什么时候收回香港，而在于用什么方式确保收回一个繁荣的香港。中国不仅要击败对手，使其就范，更要争取对手成为自己的合作伙伴。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英国人长期经营香港，中国政府不熟悉香港社会和法律，港人又缺乏参政经验，瞧不起经济落后的大陆，对共产党抱有成见，投资者一有风吹草动便成惊弓之鸟，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反动势力的捣乱，凡中方不好控制的因素都可能被英方所利用。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中国政府精心制定一套适应香港的政策，而且要尽早宣布，以便在回归前留出足够的时间前争取香港同胞和国际舆论，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这是战胜对手的关键。
从1981年2月起，中共中央开始关注香港问题，指示国务院港澳办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一年后中央收到了港澳办上报的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决定于1997年收回香港。邓小平指出：“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1997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一个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这个决定非常英明，既照顾到英国人对三个条约的说法，向他们传递了中国寻求合作的好意，又通过下述方式坚持了中国不承认三个条约的一贯立场：用提前收回香港来警告和防范英国的不合作。
人民大会堂，中英外交大对决，撒切尔夫人竟跌了一跤。1982年9月24日，好戏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双方皆有备而来。英国方面经过3年多的精心准备，换了两任政府，由素以铁娘子著称的保守党领袖、新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出面，她刚刚取得英阿马岛海战的胜利。中国方面的主帅则是以被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国家军委主席邓小平。
1982年9月24日，中英双方进入实质性的会谈。那天，邓公在主权等问题上义正词严没有给“铁娘子”留情面。撒切尔夫人了碰钉子，走出人民大会堂下台阶时让高跟鞋绊了一下，旋即栽倒，左右人员连忙把她扶起。
这是“铁娘子”在北·京第一次摔跤撒切尔夫人没有直接反驳中国的主权要求，上来就谈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她宽宏大量地强调：如果中国有意见，可以通过协商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但又说任何修订应以三个条约为根据。此外，她还高举维护香港繁荣的大旗，强调这是英中双方的共同主张。她说，香港的信心和繁荣依赖英国的管理，如果香港未来的行政控制发生变动，哪怕现在宣布这一点，都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竟承诺，如果双方能就香港未来的行政安排达成一致，使英国国会和港人满意，她便会考虑主权问题。从理论上讲，条约不平等与条约是否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时钟拨回到100年前，撒切尔夫人这么说也许行得通，或者无论她说什么，都是成立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她在同一个强大的国家打交道，站在她面前的是邓小平，不是李鸿章。话语权不在她手里。
邓小平从容不迫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指出，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再一个是97之后中国如何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主权问题，他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又说，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这番话等于告诉铁娘子，收回香港是中国做出的决定，无需谈判，更无需英国国会批准，如果要谈，就谈交接事宜好了。至于三个条约，他提都没提。
关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15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15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又说，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1997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前一天，中国总理赵紫阳在回答铁娘子设下的要主权还是要繁荣的圈套时说，中国宁愿首先选择主权。这个话不错。但是邓小平更加厉害，他竟“剥夺”了这个女人按照自己想法维持香港繁荣的权利!在第三个问题上，邓小平洞察对方不愿合作的意图，指出，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他以预言的方式提醒对方，我不担心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最后他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邓小平这次谈话理直气壮，结构严密，文情并茂;任何华夏子孙，读了都会荡气回肠，扬眉吐气，不愧外交史上的经典佳作。更重要的是，这篇谈话非一时话语的胜利。它通过97主权交接、97后的香港管理、97前的过渡期安排三大议题，系统地表述了香港回归的完整含义，预设了处理动乱和不利情况的对策，勾勒出任何人都无法违背的历史走向。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通称撒切尔夫人，生于1925年10月13日，于1979年至1990担任英国首相;同时于1975年至1990年出任保守党领袖，是英国历史上同时担任过这两个职位的唯一一位女性。1951年，撒切尔在肯特郡与离异富商丹尼斯·撒切尔结为夫妻
撒切尔夫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在离开人民大会堂时，神志恍惚，竟在台阶上跌了一跤。中国在议程上先让一步。邓小平说，要给英国人下台阶。中英副外长级会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议程，第二阶段谈实质问题。中方主张，英国必须先接受中国关于回收香港的决定才能谈下个议程;而英方认为主权移交只能是谈判的结果，不能作为先决条件，也不能事先写在议程上。邓撒会晤后，双方僵持了约半年时间。在谈判策略上，英国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驻华大使柯利达等职业外交家持现实主义立场，主张同中国合作，在合作中争取利益。撒切尔夫人坚持强硬立场。她设想，如果中国不同意英国管治怎么办?能否以法律甚至军事力量为基础来解决问题?如通过民主化使香港自治或独立，或者拉上美国和联合国对香港来个国际共管，以及考虑用军队来守住香港岛与九龙。这些招儿数遭到了现实派的反对。
显然，军事防御没有意义，_或国际共管等于自毁三个条约。
香港回归的背景
根据清朝政府与英国所签订的《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香港岛及九龙是永久割让予英国的，而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亦一直未能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直至1941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香港被日军占领后才有转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起了香港的归属问题，营造了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华民国的可能性。当时舆论普遍认为，香港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象征，加上中华民国在战争过程中已跻身大国之列，亦希望消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所以应把香港交回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早于日本投降前数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亦曾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放弃香港，并归还给中国发展为国际自由港。国民政府亦希望能收回香港，但因国共内战日渐激烈而无暇南顾。另一方面，英国则强烈希望战后保持所有远东殖民地，包括作为英国远东海军基地及商业中心的香港。在英国的强硬态度及战胜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下，香港的归属问题并没有在战后的国际会议上提出过。因此，战后香港由英国继续接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国际战略考虑，虽然不承认英方对香港的殖民“主权”，但是表明暂时不会收回香港，也不干预制止前中华民国军眷及逃民在香港的活动。1950年，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苏联以后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同时，英国政府在军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打击阻止中国武力收复香港的可能。
1972年3月，刚取得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就香港问题致函联合国反殖民小组主席。中国常驻代表黄华表示，香港及澳门分别属于被英国及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及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内的事务，而不属于一般的殖民地问题。他同时表示，中国在适当时候将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香港及澳门问题，在此之前香港及澳门应保持现状。1972年11月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认可了中国对香港的立场和要求。
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首度访问中国，并首次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于20年届满，中国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对香港的土地契约等安排十分关键。邓小平提出中国必定会在适当时候收回香港。
1980年代初，英国向中国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人保留治权。不少香港传统上流社会的政治及商界精英，开始时亦支持有关建议。传统英国资金的商业力量，如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亦曾参与游说工作。当时的商界年青领袖李鹏飞曾率领当时香港的工商界精英组成“年青才俊团”前往北京提出有关建议，但遭邓小平否定。中国坚持英国对香港没有主权，也没有治权;而且中国不单要收回新界，更认为香港岛和九龙的割让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因此必须整体收回香港;但由于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同于当时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体制，立即融合对双方均无好处，因此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容许香港拥有独立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并由香港人自行管理，即所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样政策亦适用于澳门。他同时希望能借此办法解决台湾问题。
香港回归的历程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资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之幕。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将会能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新华社在声明的后边补充：“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年7月12及13日两开，地点在北方北京。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会后新闻公报形容，双方的会谈是“有益的和有建设性的。”
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对主权及治权方面有很大分岐，引起了香港市民的不安。1983年9月22、23日第四轮会谈后，消息传到香港，导致香港出现了市民抢购食品、挤兑外币(美元)的狂潮，9月24日，更创下一美元兑八点六港币的最低点。其后港府宣布改变港币发现制度，并订出港币七点八元兑一美元的指令性汇率。
1983年10月19、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公布中恢复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
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
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港发表声明，公并宣布英国放弃1997年之后对香港主权。声明表示：“要达成一分能使本港在1997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在此一段期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在1984年2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引起各界的争议。
1984年6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再访北京。8月1日，贺维抵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英双方已同意协议大纲及主要条款。
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终于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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