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宦官制度相关详细介绍

时间：2017-12-16 10:06:49 世芳35由分享

　　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宦官在宫廷内侍奉皇族,与君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东汉的宦官制度，欢迎阅读!

　　东汉的宦官制度相关介绍

　　西汉建立之初，对外大封同姓宗室为王，对内大封功臣为列侯，内外互相维护犹嫌不够，再用外戚以为辅助。吴楚七国之乱后，宗室地位曰削，功臣也遭猜忌，外戚势力有所抬头。

　　到东汉，皇室多与豪强联姻，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宋巩固政权。一些豪强与皇室联姻后，便成为皇亲国戚，权势迅速扩展起来，逐渐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东汉诸帝又多幼年即位、夭折、绝嗣，遂多由母后临朝，这也使外戚得以专权。小皇帝即位后，不能理事，全靠母亲，母亲信用娘舅家，皇帝就成了傀儡。皇帝慢慢长大后，不甘心大权旁落，朝臣们也多在外戚操纵之下，皇帝只好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来打击外戚。光武中兴后，宦官悉用阉人，正式形成宦官集团。东汉中、末期，就是在外戚和宦官两种势力的较量中度过。在反复斗争中，宦官权力不断扩大，直到专断朝政。

　　汉章帝(76年即位)时，纳窦氏女为贵人，后立为皇后。皇后兄窦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并侍宫省，宠贵曰甚。他们肆意掠夺土地、财产，甚至连皇室成员都不放在眼中。一次，窦宪以贱价强行夺取沁心公主(明帝的女儿)的园田，公主不敢与之计较，但章帝尚能控制政局。章帝召窦宪斥责：“你夺公主园田，何异于赵高指鹿为马?!贵为公主尚且被夺田霸产，何况小民!朝廷要废弃你，就像扔掉小鸡、老鼠一样!”直到窦后撕破自己的衣服前来谢罪，章帝才算罢休。

　　章和二年(88) 汉章帝死，10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侍中身分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弟景、瓌并为中常侍，均据要职。永元元年 (89)窦宪、耿夔率军破匈奴于稽落山(在今内蒙古)招降20余万人。窦宪率军至燕然山(蒙古杭爱山)，刻石记载此次战争经过。窦宪既立大功，名声大震。朝中大臣慑于他们的威势，多看他们的脸色办事。地方刺史、郡守、县令多出其门下。他们欺压吏民，竞相敛财纳贿。

　　和帝15岁时，对窦宪等外戚干政极为不满，但又无法与朝臣接近，只与宦官朝夕相处。和帝认为只有中常侍、钩盾令郑众机敏有心计，遂与他计谋除窦宪之事。郑众出主意，要乘窦宪回京之时动手。宪回京，和帝一面派大臣到郊外迎接，一面诏令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尽捕窦宪的爪牙。用武力逼迫窦宪交出大将军印授，更封为冠军侯，令其与诸兄弟立即回封国。不久，又嘱使者逼其自杀。

　　宦官郑众以功升大长秋，后又封为鄛乡侯，宦官从此参政。史家评说：宦官窃权之祸，自此始矣!

　　和帝27岁驾崩，幼子才百曰，迎立为太子，和帝邓皇后，以太后身分临朝听政。这个小殇帝几个月后死去，邓太后又立长子祜为皇帝，是为安帝，年仅13岁，仍由邓太后临朝。太后兄邓骘崇信曰隆，官拜大将军。邓家累世宠贵，封侯者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州牧、郡守48人，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计其数。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外戚失去了靠山。

　　安帝亲政后，立即动手收拾外戚，以“邓氏阴谋废帝”为罪名，杀了邓氏兄弟，宗族子弟一律免官，勒归原籍。同时，封亲信宦官江京为都乡侯，李闰为雍乡侯，樊丰、刘安、陈达等宦官也显赫一时。樊丰等人调发钱财、木料，营造房屋、坟地、园地，太尉杨震谏阻反被免官。

　　公元125年，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去，宫廷中又充满了杀机，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以孙程为首的19个宦官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拥戴12岁的济阴王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逼安帝皇后阎氏迁往离宫，其弟阎显和江京等宦官均被处死。孙程被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中黄门王庚为华容侯;长乐太官丞王国为郦侯，各食邑九千户，余下皆封侯、食邑，计19侯也。人言，汉室与宦官共天下。

　　宦官得志，飞扬跋扈，孙程等19侯，自恃功高，往往在殿上相争，不守臣节。有大臣上奏，称孙程等干乱悖逆，久留京都，必为大患。顺帝被迫下诏将孙程等徙封远县。两年后又诏令回京，依然宠幸。孙程临终，遗言上书，以侯国传给弟弟孙美。顺帝许之，却将国分为两半，一半封给孙程的养子寿。第二年，又下诏，规定宦官的养子均可袭封爵位，遂成为定例。

　　顺帝在位 19年，后来皇后梁氏娘家人逐渐参政，父梁商，兄梁冀先后任大将军，外戚势力又开始抬头。顺帝无子，立后宫美人子炳为太子。公元144年，顺帝死，太子炳即位，为冲帝，只有两岁。梁皇后进为太后，临朝听政。只一年，冲帝亡。又迎立渤海王子缵，为质帝，年8岁，仍是梁太后临朝，梁冀把持朝政。梁冀挟权专恣，恃势横行，一曰，质帝指着梁冀说：“这正是跋扈将军呢!”梁冀心惊，想道：“这小皇帝这么小就如此厉害，如他长成，如何得了!”所以暗嘱内侍，将毒饼送给质帝吃，将他毒死。然后梁冀做主，立蠡吾侯志为帝，为桓帝，年15岁，梁太后仍临朝。自此，梁家权倾天下，梁氏一门前后7个封侯，3个皇后，6个贵人，两位大将军，卿、将、尹、校57人，宫卫内侍，均为梁家走卒。四方贡献给皇帝的奇珍异宝，得先选好的送到梁府，才能献给皇帝，内外官员升迁，得到梁府去谢恩。凡不肯附和梁冀的官吏，均遭诬杀。梁冀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在洛阳城中修建两座富丽堂皇的宅第。又广开园囿，多养奇禽异兽。又在城西建有兔苑，绵延数十里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桓帝一向敢怒不敢言。一天，桓帝借上厕所之机，偷着问随侍的小黄门(宦官)唐衡：“我身边的人，谁与梁冀没有关系?”唐衡告诉桓帝： “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都与梁氏有隙，不过口不敢言，容忍至今。”于是桓帝召宋单超、左悺，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单超等说：“诚国奸贼，当诛曰久。”又召宋徐璜、具瑗，计议翦除梁冀。桓帝咬单超臂，出血为盟。黄门令具瑗召集虎贲、羽林、剑戟土一千余人，会同司隶校尉张彪等，包围梁冀住宅，收回他的大将军印授。梁冀夫妇于当曰仰药自杀，梁党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数十人连坐致死，遭黜免故吏、宾客　300多人，朝廷官员几乎被罢免一空!

　　单超等5个宦官以诛灭外戚有功，均封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食邑各　1500户;左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1300户。五侯之外，又封了一些宦官为乡侯。此后到灵帝末年的30年间，东汉的宦官势力曰盛一曰，一直把持着朝政。

　　五侯掌权后，骄横跋扈，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公元160年，单超死，皇帝赐予东宫秘器、棺中玉具，发五营骑士、将作大匠起冢茔，备极显赫。左悺等四侯，更加骄横，竞起宅第，多娶良人美女为姬妾，衣必绮罗饰必金玉，与宫中嫔妃差不多。时人称他们“左回天，具独坐(专横无比)，徐卧虎，唐两堕(两可、恣意胡为之意)”。他们收养子，或取自同宗，或乞诸异姓，或买奴为子，谋袭封爵，兄弟姻亲，都乘势攀援，出宰州郡，贪赃枉法，搜刮百姓，与盗贼无异。尚书朱穆、太尉杨秉、司隶校尉卧縯不断参奏、弹劾宦官的恶行，罪证凿凿，桓帝不得不惩治了几个宦官，但对整个宦官势力并未根本触动。桓帝后期和灵帝时期(在位21年)，东汉朝廷几乎是宦官的天下了。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当时宦官权势之大。一个有钱的人叫孟陀，想当官，就贿赂中常侍张让的管家，要管家设法当众拜他一拜。一天，孟陀到张让家门口，见张家门前的车有成百上千辆。管家见孟陀来了，马上率领一帮家奴迎上来，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众有求于张让的人见了，以为孟陀是张让的密友，争先恐后地送礼物给他。孟陀仅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礼物送给了张让，就求了个凉州刺史。昏庸的灵帝还说什么“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主奴关系完全颠倒了!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暴虐无道，竟以杀孕妇取乐。听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吓得逃到京师，藏到他哥哥张让家的大柱子中。李膺侦知，率吏卒至张让家，打破柱子，捕走张朔，依法处死。张让告到皇帝面前，李膺据理力争，皇帝无言以对。从此，黄门常侍都提心吊胆，连休假都不敢出宫门。皇帝问何故，叩头哭泣，说：“怕李校尉。”

　　当时京师太学里，有3万多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太学是光武帝刘秀创办的最高学府，是专门培养官吏的地方。太学生们纵论时局，抨击宦官，推崇正直的官僚。他们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言语中十分佩服这些官僚的节操。由于宦官的亲属抢占了大量的地方官职，影响了太学生们的仕途，因而他们与上述正直官僚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个反对宦官集团的党派。

　　桓帝末年，太学生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一次是永兴元年(153)，为了朱穆。朱穆出任冀州刺史时，那些由宦官安排的县令邑长，害怕朱穆弹劾，纷纷解印去官，逃走40多人。有几个情急自杀，有的被朱穆治了罪。恰值黄河泛滥，饥寒流民遍野，而宦官赵忠父亲死了，竟越礼用玉匣。朱穆得知，下令检查，官吏知他严厉，就挖墓破棺，陈尸出之。皇帝闻知大怒，将朱穆拘逮回京。此事激怒了太学生，以刘陶为首的数千人到宫门上书，要求释放朱穆，称赞他是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的贤臣。桓帝见书，放回朱穆。第二次请愿发生在延熹五年(162)，度辽将军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左棺索贿未遂，即诬告其侵吞军饷，被系捕回朝。太学生张凤等300多人，与正直官僚一起上书援救。皇甫规遇赦归家。

　　另外，许多中下层的官吏，也不满宦官政治，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惩治宦官及其爪牙。

　　官僚和太学士反对宦官专权，宦官集团也不是好惹的，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事件。

　　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张成善占卜，预卜将有大赦，便教子杀人。被司隶李膺督促收捕，不久，果然下令大赦。李膺见杀人犯将被赦，十分愤恨，遂不顾赦令，坚持处死张成之子。大宦官侯览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趋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于是诏令郡国，逮捕党人。太尉陈蕃不肯搜捕，说：“现在搜捕的人，都是忧国忧民的忠臣，岂能随便罗致罪名逮捕?”桓帝更怒，逮捕了李膺，下到黄门北寺狱，株连御史陈翔等200余人，均下狱严讯。还派出使者四处追捕在逃的“党人”。

　　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率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怕受株连，也不敢再坚持搜逮党人了。外戚窦武、尚书霍谞也上书为“党人”讼冤。碍于岳父的情面，桓帝从宽发落，赦免李膺等“党人”，驱逐回乡，但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第二次党锢事件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株连之广，均超过了第一次。

　　桓帝耽恋酒色，三立皇后，贵人数十，宫女百千，却无子嗣。公元167年，桓帝死。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等拥立解读亭侯刘宏为帝，是为灵帝，年仅12岁。窦太后临朝，用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右傅，共参政事。帝乳母赵娆性情狡黠，善揣人意，与中常侍曹节、王甫勾结，朋比为奸，谄媚太后。太后十分信任他们。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在先帝时已操弄国权，浊乱海内，如不设计除奸，后必难图!”窦武与太后商议诛灭宦官。太后不准。事泄，赵娆、王甫、曹节挟持、拥卫在灵帝左右，派人去杀窦武。窦武避入兵营，下令军士：“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王甫率兵数千，与窦武对峙，王甫军大呼：“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武军纷纷弃械投降。窦武拍马逃走，王甫紧追。窦武无路可走，拔剑自刎。又捉住陈蕃，杀之。曹节又乘机秦请灵帝，收捕李膺等 100多人，偷偷地全部杀害了。宦官集团又在全国大肆搜捕、杀害党人，几天时间，被杀害、监禁、流放的党人达六七百。接着又关押了1000多名太学生。以后又诏令州郡，将党人的门生、故吏及父子、兄弟凡在官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株连五服之内的亲属。因镇压党人有功，曹节官迁长乐卫尉，封肓阳侯;王甫迁中常侍，守黄门令如故。从此，曹节、王甫扇动内外，奸虐弄权，父兄子弟皆为卿、校、牧、令，遍及天下。王甫养子王吉为地方官5年，竟残害百姓万余人。

　　公元189年，灵帝死，皇子辩即位，年14岁，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早先，灵帝何皇后生子辩，王美人生子协。何后鸩杀了王美人，协养于灵帝生母董太后宫中。董太后欲立协为太子，灵帝也同意，中常侍蹇硕奏：“若欲立协，必先诛何进，以绝后患。”何进是何后兄，为大将军。帝召何进入宫，至宫门口，司马潘隐告之：“帝欲杀你。”何进急归内宅。潘隐随后至，对何进讲：“御驾已崩，蹇硕矫旨，欲杀你，赶快想办法吧!”何进忙屯兵以待。刘辩即位后，何太后掌大权。司隶校尉袁绍带兵5000人入宫，要抓蹇硕，硕慌忙避入御花园，为中常侍郭胜所杀。袁绍又劝说何进，杀尽宦官。何进入宫说何太后，何太后说：“中官统领禁省，乃是汉家故事，何必尽除?”张让、赵忠闻讯，又使人贿赂何太后的母亲和弟弟，使之为他们在太后面前说项。何进无法，又找袁绍出主意。袁绍说，可召四方英雄，统率大军来京，尽诛阉竖。号令一下，地方军阀董卓等均领兵前宋。张让知之，与同伙议曰：“此何进之谋，我等若不先下手，皆灭族矣!”于是，在长乐宫嘉德门内埋伏刀斧手，然后请太后下诏召何进进宫议事。袁绍说，这是宦官们的阴谋，劝何进不要进宫。何进不听，袁绍只好选精兵千余，令弟袁术引兵布于青琐门外。何进至嘉德殿门，袁绍等被留在门外。张让、段珪迎出，围住何进。张让历数何进罪行，何进想退，宫门已闭，伏甲齐出，将何进斩为两段。袁绍久等不见何进出，在门外大叫。张让将何进头从墙上抛出来，说：“何进谋反，已伏诛!”袁绍大叫：“阉官谋杀大臣!”何进部将吴匡在门外放起火来，袁术引兵攻入宫廷，见宦官就杀。张让、段珪、曹节等劫太后、少帝、陈留王走北宫，被大臣卢植撞见，大叫：“段珪逆贼，安敢动太后!”段硅回身就走，与张让拥少帝及陈留王奔北邙山。后面大队人马追赶，张让走投无路，投水而死，段硅被杀。洛阳小儿唱歌谣：“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说的就是这件事。袁绍领兵宫内外追杀宦官，凡无须者，不分老少，均杀之，有些是误杀。至此，朋比为奸的张让、赵忠、曹节、侯览等“十常侍”均被杀死。袁绍尽杀宦官，汉代也随之灭亡，代之以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

　　东汉宦官的分化与生死内斗

　　东汉宦官的分化，是由东汉宦官的发展而来的。

　　东汉宦官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郑众、蔡伦算是起点，既是过门，也是序曲。李闰、江京、樊丰等人的出现，是东汉宦官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孙程暴动打断了这次高潮，成为东汉宦官发展中的一道重要分界与桥梁，标志着东汉宦官的发展由上游进入中游，由第一次高潮进入第二次高潮，但这次发展进程很快被外戚梁氏(尤其是梁冀)家族的兴起所阻断和湮没。当梁冀被以“五侯”为首的宦官终结后，东汉宦官迎来了发展的第三次浪潮，——也是最后一次和最高潮。这最后的高潮，中间经历两次“党锢之祸”——包括夹在其间的“窦、陈之难”——的刺激与激荡，将东汉宦官的政治势力，推上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伴随着东汉宦官跌宕起伏式的兴起与发展，宦官间的分化与内讧也随之出现，——发展就意味着分化，分化也是一种发展，——并呈现出频繁激烈与残酷无情的一面。可以说，东汉宦官的每一次兴起与膨胀，都会引发宦官自身的分化与内斗，其中尤以宦官与外戚的交替掌权和彼此缠斗，成为诱发东汉宦官分化与内斗的一道突出背景和原因。

　　此外，也还有别的背景和原因。

　　要说东汉宦官的分化，得从蔡伦说起。

　　东汉宦官在蔡伦以前基本是个相对平静的整体，但在蔡伦以后，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蔡伦的死，划出了一道标志线。

　　蔡伦自杀，我们不清楚背后是否有其他宦官的身影，但蔡伦活着的时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独来独往的逍遥派。史书上说，“(伦)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汉书宦者列传》，以下凡引自《后汉书》者，只列篇名)。虽然这里只是说“每至休沐”，而且，他“闭门绝宾”，绝的是些什么“宾”，也没有明确说，但透过这句话，以及整篇的蔡伦传，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蔡伦是个偏于独来独往的人。在有关蔡伦的叙述中，你几乎见不到有其他宦官名字和身影的出现。这一点，跟日后东汉宦官动辄成群的景象，形成了绝大反差和对照。蔡伦之所以会是独自一人的形象，原因之一，也许是他很忙。蔡伦是个宦官，还是个著名的发明家和身兼多职者，除了众所周知的“蔡侯纸”，蔡伦还曾负责监造皇家兵器，而且同样是“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宦者列传》)他还负责过监典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校对。此外，蔡伦还要参与宫廷政事，还负责审案，汉章帝时的宋贵人案件，就是蔡伦负责审理的，结果宋贵人姐妹双双自杀，后来这成了蔡伦自杀的由头，听起来有点佛家因果报应的意思。

　　这么忙的一个人，大概是很难得有空去跟什么人，包括他那些宦官同事们，来来往往的。所以，我猜想《宦者列传》里那句“闭门绝宾”的“宾”，应该包括了蔡伦的宦官同僚。而“闭门”与“绝”两个动词，在不动声色中，体现出主观选择的意思。蔡伦这么做，我想除了他很忙以外，更有可能跟蔡伦的某种气质特征有关。在蔡伦的身上，似乎有一种清洁自傲的东西(当然他有这个资本)。除“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外，当蔡伦一听说汉安帝要他“自致廷尉”，——就是去办案中心投案自首，——蔡伦立马“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因为他“耻受辱”。

　　蔡伦这种独来独往的形象，除了独特气质和没空外，还可以找到另一个原因，这就是蔡伦所处的时代。

　　蔡伦在明帝末年“始给事宫掖”，基本生活于章、和、安帝三朝。这个时期，正是东汉王朝，特别是东汉宫廷政治转向的大关节，也是东汉宦官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范晔在《宦者列传》里说的：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珰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宦者列传》)

　　章帝以后，窦太后和邓太后先后“临朝称制”，导致宦官使用的扩大和势头的上升，但范晔在这里对“邓后以女主临政”的特意强调，仍值得注意，因为这才是东汉宦官发展变化的一道重要分界。在此之前，除郑众外，没有出现其他具有独立形象的宦官，但郑众的出现(指其终结窦宪一事)，多少带有偶然和孤立的味道，只有在邓绥当政以后，——邓绥临朝当政前后长达十六年，直到她驾崩为止，这是个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东汉宦官才从整体上获得了真正的、更具纵深和持续性的历史发展机遇，蔡伦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得到了邓太后的青睐：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宦者列传》)

　　蔡伦是继郑众之后，第二位封侯的东汉宦官。长乐是两汉皇太后的宫名，后来就成为皇太后系统官称的前置定语。长乐太仆是所谓“太后三卿”之一，担任这个职务的，既有宦官，也有非宦官的其他知名人士，其地位甚至要高于朝廷九卿之一的太仆，由此可见太后邓绥对于蔡伦的亲信。

　　正是邓绥对于蔡伦的亲信与重用，使得蔡伦在当时的宦官群体中脱颖而出，跻身于重要权臣之列，为此竟成为某些人暗中愤疾，甚至想加以清除的目标。

　　从以上叙述、分析可以看出，蔡伦的独来独往，其实是东汉宦官发展与分化的结果，是东汉宦官分化的最初表现。换言之，它是蔡伦所处时代映照下的特别现象。而东汉宦官分化的最初动因，在于利益与权力的附加和扩张，它们成为分化的催化剂。权力与利益的非常态重置，打破了以往宦官环境的自然常态，使之趋于异化和分解。这一点，跟教科书上所说的原始社会的瓦解有所相似。原先是集体中安静、平常的一分子，由于某种机遇的偶然出现，或个人能力的特殊表现，率先从群体中结晶出来，成为令人瞩目或高高在上的人物。郑众和蔡伦可以说是东汉宦官的两个先进典型，属于先“贵”起来的两个人，他俩最早以宦官之身，获得宫廷中的尊显地位和特殊权力。不过，郑众与蔡伦虽然基本同时，却要早死七年，因此相比于蔡伦，距东汉宦官公开的大裂变，就还有一段时间。

　　蔡伦则完全处在了东汉宦官大裂变的前夜，成为东汉宦官历史变迁中的过渡人物，他的一只脚已踏进时代转换的车辙中。——说起来，蔡伦的死，背后是否有其他宦官的身影，始终暗藏着一层迷雾。

　　就东汉而言，蔡伦的死，像一个铰链，它连接着两头，一头是相对平静的古典社会，一头是充满风暴与急流的动荡时代。在蔡伦之前，郑众以外，史籍中极少出现有名有姓的(东汉)宦官，蔡伦死后，有名有姓的宦官，像雨后春笋一样，突然成群地一下子冒了出来。

　　东汉宦官史上的第一件大事，是孙程暴动。

　　延光四年(125)，就是蔡伦自杀后的第四年，东汉宫廷内发生了一起从未有过的大冲突，据《孝顺帝纪》记载：

　　十一月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上面出现的人名，除济阴王(汉顺帝)外，全都是宦官。另有几名宦官，我们下面会说到。可以说，这是一场以宦官为主角的冲突。东汉宦官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就显示出人多势众的特点，还有就是暴力。

　　这场暴力冲突是怎么来的?它为何会成为一起以宦官为主角的冲突事件?

　　前面说过，邓太后临朝称制时期，因为是女主当家，不得不大量起用宦官。宦官在作用、地位、权力、形象以及利益上的骤然提升，肯定会大大激发宦官的自我意识和欲望的活跃与表现。不过邓绥在世时，她毕竟是一位有一定控制意识和控制力的女主，宦官很难获得自行其事、越界扩张的机会。到邓绥病危、弥留之际，一些聪明有心思的宦官，开始主动寻求自己的政治机会。李闰、江京和樊丰成为率先冲刺在前、跑得最快的三个人，成为这段时间宦官的三个代表。他们不再像郑众和蔡伦那样，单凭自身品德或一技之长，来坐等赢得皇帝或皇后(皇太后)的信任与重用。他们都是自我发动者，是积极主动、哪怕是不择手段去攫取自己权益的追逐者。按照某种习惯说法，你也可以把这叫作“宦官的自觉”。

　　并且，他们也不再像郑众和蔡伦那样，始终是独自一人、独来独往的形象，而是以四处结盟的形式，跟皇帝身边的其他亲信，诸如安帝的乳母王圣和她的女儿，皇后阎姬及其家族成员，皇帝的嫡母兄长耿宝，以及黄门令刘安和钩盾令陈达，加上几个附势其中的官员，共同形成了一个皇帝的私人政治小团体。

　　这个混合型的政治小团体的形成，显然跟安帝以往的政治处境有关。邓绥当政前后十六年，朝廷内外几成邓氏江山。到安帝接手时，他不可能不首先使用和依靠自己身边熟悉、信得过的人，也就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说的：“十五载见郊见庙之天子，不能自保，大臣弗能救也，小臣越位孤鸣而置之死也，舍保母宦寺而谁依邪?”(《安帝》)

　　长期遭受压抑的汉安帝，在切实尝到权力的滋味后，他所表现出的政治风格，就是开放与自由(以他的远行巡游为代表，最后死在南巡的路上)，来作为过往压抑岁月的一种逆向补偿。于是这就给宫廷中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几位特有活力的宦官，打开了一道奔涌的阐门，提供了激活与成长的现实环境。以宦官为骨干的政治小团体的形成，正是这种激活与成长的变态反应和自然结果。

　　通过这个政治小团体，通过政治组团的方式，东汉宦官迎来了它发展中的第一个小高潮。安帝亲政的四年里，三件大事的前后发生，集中凸显了宦官势力高潮的到来。

　　一，清除邓太后的政治遗留;

　　二，逼迫太尉杨震自杀;

　　三，废除太子刘保;

　　李闰、江京和樊丰等几位宦官，参与并主导了这几件大事的发生，成为其中的核心主角。不过，具体到每个人的参与情况，又各有侧重不同。

　　李闰主要参与了邓氏政治遗留的清除。

　　早在邓太后的政治晚年(其实际年龄刚刚四十而已)，时为中黄门的李闰，就已经跟乳母王圣一道，着眼于太后与皇帝之间的矛盾，有所言语和挑动，并借此成功进入安帝的视线。史书上说：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谮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宦官列传》)

　　通过对邓氏政治遗留的清除，李闰迅速获得了向上攀升的捷径，一路由中黄门而小黄门，小黄门而中常侍，升到了宦官权位的顶峰，成为继蔡伦之后，东汉第三位宦官封侯者，成了当时的宫中“红人”和要人。后来的大将军，时任大鸿胪的皇帝舅舅耿宝，为了李闰兄长的推荐之事，曾亲自跑去找太尉杨震托人情，并且说：

　　“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杨震列传》)

　　言语之间，很有点假传圣旨的味道(未必是假的)，李闰当时的权势，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仔细观察一下李闰的政治发迹过程，就会发现他跟之前郑众和蔡伦的路径有所不同。郑、蔡二人皆因为皇帝或皇后(皇太后)的看中而崭露头角，李闰则完全是靠自己的主动表现而出人头地。郑、蔡行动都属于上级指示和组织安排的性质，李闰则是自我捕捉机遇，带有自主创业型宦官特色。如果不是李闰的主动表现，安帝未必会给他一个什么特别的任务和安排，充其量不过是提供一个任其发挥的环境、机遇而已。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李闰，实在难以说出他本身的重要性和特色究竟何在，但在当时，放在东汉宦官日后的发展线上来看，李闰却是真正的起步第一人，王夫之说：“宦寺之终亡汉，李闰、江京始之也。”(《读通鉴论安帝》)，这就是李闰的意义所在。显然，在东汉宦官发展与分化的道路上，李闰是个标志性的人物。

　　然而，出于某种不是很清晰的原因，李闰后来跟安帝的私人政治小团伙，有点渐渐疏离的意思。除了清除邓氏政治遗留外，在当时发生的诸多其它连串政治事件中，我们很少再见到李闰的身影，但这不是说，李闰就完全退出了这个政治小圈圈。

　　当李闰在政治上表现出趋于静态和有所止步时，江京的表现则大相径庭。从一开始在政治舞台上亮相起，江京就展现出一种彻底投身的姿态。从史籍记载来看，江京在宫廷政治中的起步，并不比李闰晚，却被李闰抢了先机。不过江京很快证明，我江京才是当今宦官第一人。江京继李闰之后，成为东汉宦官第四位封侯者，与李闰同时升为中常侍，并兼任了大长秋，成为宫廷之中地位最高、最具活力的宦官人物。

　　江京在官场政治中的快速崛起，显然跟他在政治作为上的积极姿态，甚至是激进表现有关。除杨震自杀外，——杨震之死，主谋推手是跟江京关系极为密切的中常侍樊丰。——江京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的政治大事。他的身影出现在各个政治敏感和重要地带，是一个十足的政坛活跃分子。清除邓氏政治遗留有他，废除太子刘保，江京更是核心主谋之一。安帝南巡，路途驾崩，江京与阎皇后及其兄长阎显，还有樊丰等人一道，当即确立应对措施，成功摆脱“道崩”危机，将北乡侯刘懿立为皇帝。这就意味着，江京本人以无缝接轨的方式，由先前安帝政治小团体中的一员，转身成为以阎氏家族为核心的新贵集团中的一员，而且是铁杆成员和绝对核心，从而稳固了自己在风云变幻的最高权力场上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蔡伦和李闰、江京三位宦官放在一起加以观察，就能看出东汉宦官历史变迁中的某种演变，或者说进化的轨迹。蔡伦的形象基本是独来独往，其身上更多体现出专业和职业技能特色。到李闰时，除了带有越界性质的政治参与，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更多别的东西，然而相比于稍后者如江京、樊丰之流，李闰在政治上的表现与行为，又仍带有某种“前现代”或古典时期偏于保守和谨慎的特点，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知所进退(李闰后来的保命，当与此有关)，跟江京等人把自己完全“扔”出去的做法，有明显不同。江京则已纯然是日后东汉宦官主流行为方式的楷模与范本，不顾一切、翻江倒海是他的基本行为特征，这是一个在宦官事业上狂奔迅跑的人，直到命丧刀刃之下。